基于博士期间和博士后阶段读书研究的西学背景和学养,新强的学术思维长于在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坐标系里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和莫言作品。对于《蛙》的阅读,新强显然察觉到中国文化“内省”和西方文化“忏悔”的差异:《蛙》中的姑姑创造并供奉泥塑娃娃的行为属于“认罪”之后的“自我赎罪”方式,表现为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具有“忏悔”精神的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提供忏悔契机的收信者杉谷义人和作为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蝌蚪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意识;但在后续的代孕事件中发生的“共同犯罪”的层面上,又显示出“罪恶”的再生和“忏悔”的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