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学术（第二十四辑）》收录的文章包括圣经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中国语境下的基督教研究等方面，我们依照这样的内容分类并结合时间次序进行编排。其中有关圣经研究的文章只有两篇，但有必要提一下圣经研究的重大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按照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圣经是神圣启示的记录，基督教神学应以圣经为依据论证基督教的信仰。然而，阅读了这两篇有关圣经文章的读者会发现，圣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编撰起来的，且可以按照新的历史发展情况加以解释。对圣经编撰过程的研究和经义的诠释是圣经学的重要课题。西方的经学如同中国的经学一样在古往今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主宰着人生意义的认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大方向。希伯来圣经中的历代志（以《撒母耳记》《列王纪》为主）有点像儒学经典中的春秋三传。历代志的作者称为“文士”，是大卫以来以色列王国所设立的官僚机构中的“史官”与“书记”，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有类似的机构设置和文士阶层。历代志的内容决非仅仅是史料，更重要的是带有褒贬的“微言大义”，这在圣经中被视为上帝通过历史所展示出来的神圣启示的内容，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被认为是天道和天理的体现。这样的对历史意义的阐发和人物功过的评价有的是当时的“史官”与“书记”本来就加上的，有的是在后来的编撰过程中添加上去的。圣经学的研究旨在阐发其中的思想意义和揭示它们实际发生的过程。那么如何对此加以研究呢？找出各种相关的文本，梳理它们演变的谱系，寻找它们共同的“底本”，再加上考察带有时代烙印的文士阶层的“集体意识”和为某种政治目的或信仰认同而编撰的思路。近代以来西方圣经学研究与圣经批判相结合，构成西方启蒙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当代它又与民族解放运动和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相结合。可见，圣经学决非一家之言，而是呈现出左与右、革新与保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关基督教的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在本辑收录的诸多相关文章中能够看出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互相影响和历史演变的过程。在《康德（万物的终结）中的末日审判思想考辨》那篇文章中能够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末日审判教义的理性诠释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大逆不道的恶毒亵渎，但在今天的某些接受了理性启蒙的基督教神学家那里却被视为对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念之精髓的“抽象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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