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散氏盘》：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一一八四三一出土于陕西岐山，历陈介祺、叶恭绰等人递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五十三点八厘米，口径四十七点九厘米。鼎内铭文四百九十九字，是迄今所见长的青铜器铭文。其书法用笔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李瑞清《跋毛公鼎》云：“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散氏盘，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记叙散、矢两个联姻国之间划分田界、立誓、画图以确认归属之事。清乾隆初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盘高二十点六厘米，口径五十四点六厘米。有铭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书法浑朴雄奇，自由活泼，字形结构避让有趣而不造作，是西周晚期大篆成熟的代表作。《石鼓文》：《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其石共十件，高五十至九十厘米不等，直径约六十厘米，其状似鼓，俗称“石鼓”。每石各刻四言诗一首，记述秦国君王狩猎之事，故亦称“猎碣”，原文应有七百馀字，今仅存二百七十二字。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石鼓文字体在金文与秦篆之间，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字体。用笔起止均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风神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潋、吴昌硕、王福庵等皆获益于此。该书所刊为北宋拓“后劲本”存四百九十一字，原为明代藏书家安国所藏，现藏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石门颂》：褒斜道是古代连接汉中和关中的要道，它凿石架桥，横穿秦岭，又名“褒斜栈道”。在褒斜道的南端，即“褒谷”开凿有石门隧道，又称“石门洞”。自东汉以来，石门通而复塞，塞而复通，屡经修复。历代文人歌咏、题刻者甚多，《石门颂：》即刻于石门崖壁上的一方摩崖石刻。《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汉中太守王异撰文，颂扬原司隶校尉杨孟文复修栈道之事。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刻于东汉建和二年一一四八一，刻写面高二百六十一厘米，宽二百零五厘米。一九六七年，因在石门所在地修建水库，将此摩崖石刻从崖壁中凿出，随后迁至汉中市博物馆。《石门颂》为汉隶精品，放纵舒展，参差错落，纵横开阖，灵动飘逸，历来为世人推崇。清杨守敬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其出”；康有为赞其“劲挺有姿”具深趣，是临习汉隶的范本之一。《礼器碑》：《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碑》等，为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添造礼器而立。东汉永寿二年一一五六一刻立于孔庙，与《乙瑛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碑高二百三十四厘米，宽一百〇五厘米。隶书，此对碑文的描述似不完整，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礼器碑》被认为是临习隶书的上佳范本，正如清人方朔在《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中所言：“由此入手，流丽者可摹，方正者亦可摹；高古者可摹，纵横跌宕者亦无不可摹也。”《礼器碑》用笔以方为主，方圆兼用，细而不弱，肥而不肿，粗细结合，和谐统一；结体方整谨严，雍雅遒逸，疏而不散，紧而不密；可贵的，是其在平正之中蕴含奇气和异趣，极具变化之美。如清王澍所言“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爨宝子碑》：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四〇五）。通高一百八十三厘米，宽六十八厘米，厚二十一厘米。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碑的下部有题名十三行。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一七七八一，《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南宁（今曲靖），咸丰初，时任曲靖知府的金石学家邓尔恒发现此碑，并将其移至城内武侯祠中。一九三七年移至曲靖第一中学，并保存至今。爨宝子，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十九岁时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治理有方，政绩卓著，惜英年早逝。死后僚属及百姓为其刻石立碑，以志不忘。《爨宝子碑》书法浑厚、朴拙，康有为称道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字体在隶、楷之间，朴茂古厚中蕴含清健、灵秀之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总之，作为著名且稀有的南碑之一，《爨宝子碑：》以其独特风格在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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