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步解除了长期束缚中国农民的制度枷锁,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像舒尔茨所描述的农民资本家那样,以无比的活力和创造性,充分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获利机会。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启的乡村工业化点燃了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火种,20世纪90年代之前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9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乡一城人口流动,使数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在短短的时间内,由田间走进工厂,由农村走向城市。劳动力在工农、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根本要素。变革经济结构,突破马尔萨斯高水平陷阱,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创造中国经济奇迹,背后都有亿万农民和农民工辛勤劳动的身影。《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问题研究》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剩余劳动数量和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伴随着农村劳动的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的数量持续下降,且剩余劳动的结构以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劳动者为主,劳动力转移的能力明显低于已经转移的其他农村劳动者,农村劳动已经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剩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剩余劳动的供给已经完全枯竭,这是因为在已经实现转移的劳动者中,非正规就业和非充分就业仍是重要的就业形式。中国未来就业的困难不仅仅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是实现更充分、更高效、更体面的就业。显然,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型、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重要的经济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农村剩余劳动数量和结构已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剩余劳动与刘易斯转折问题研究》继而关注城镇非正规就业问颢,是理论与现实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