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全6册）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反映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是一套资料非常扎实的学术图书，也是该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一套学术参考图书。丛书把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从质疑到蔑视（1840—1895）、从蔑视到无视（1895—1945）、从敌视到正视（1945—1972）、从正视到“竞合”（1972—）。从国际大背景以及中国与日本的具体历史情境，论述这种转变的深层历史根源以及逻辑根源，对正确认识近代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分册介绍：《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1卷·总论）》：一部承载着“友好”、恬淡和对立等不同内容的中日古代关系史，给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东亚的太平梦后，日本的中国观怎样从“文化遥想”变成了“现实殷鉴”？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观如何形成和固化？二战以后，日本的中国观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以史为证，知古方可达今。历史这面镜子，既可认知对手，也可检点自身。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2卷·1603-1840）》：自古以来，日本长期折服于中国的文治武功，然而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内外形势的诸多变化，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基本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方向，这集中反映在儒学、国学、兰学三大学问体系中。由于“三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所倡精神各异，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为三种互相联系又相互龃龉的话语。源于三大知识体系的中国认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概而观之，作为与中国儒家同根的日本儒者反映出实现日中两国文化平等的诉求；国学家们则基于民族主义对中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兰学家则在与西洋的对照中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重新定位。要而言之，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各种认识，都可以从“江户三学”中找到原型。《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3卷·1840-1895）》：从详细解读日本外交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相关原始资料出发，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从臆测到实证、从同病相怜到蔑视轻侮以至于兵刃相向的发展过程。对幕末志士的中国认识、明治初期《中日修好条规》的交涉与签订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福泽谕吉以及为蔑视中国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各种言说、当时政界、军界及社会民众的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详细的实证研究，概述了这一历史时期日本中国观中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等几种基本类型，并从总体上阐明了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本书附录有比较详细的相关事项年表和田中梓都美的《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台湾认识》专论，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日本中国认识的全貌。《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4卷·1895-1945）》：甲午战争直至日本战败（1895—1945年），日本在中国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蔑视型中国观进一步固化，对于中国掀起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均否定其积极意义，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亡国观”。由于持有此种认识的主体或直接位于决策地位制定政策，或处于决策周边提出议案，或置身于驻华使馆及军事机构提供相关情报，或活跃于言论界主导舆论，故“中国亡国观”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日本对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并成为支配性观点，导致日本*终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5卷·1945-1972）》：在中日两国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时期（1945-1972年），按照日本的政权更迭，其中国观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末，中日关系敌对态势逐渐形成并走向恶化；1960年代，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有所发展；1970年代初期，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对华政策开始从敌对走向正视。 本卷论述了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并对几个主要政府首脑及“知华派”各界人物的中国观做了专题论述。日本各在野党在中日关系方面，发挥了制约自民党政权对华政策以及促进、中介、调和等作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千变万化也是影响日本对华认识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6卷·1972-2010）》：阐述了中日复交以来（1972—2010年）日本政界人士、经济界人士和普通国民的中国观的演进轨迹和发展特征。依循历史发展的脉络，集中对不同时期日本各界人士中居于主流的对华认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观的变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及中国国家实力的消长紧密关联。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识在由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演进的过程中，实现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嬗变，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变迁，对中国的定位逐步完成了由“友好伙伴”向“竞争对手”角色的界定。日本各界人士中国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而言，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杨栋梁，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 日本教育专家组组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日本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天津市亚太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刘岳兵，哲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王振锁：现在任职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世界近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兼日本战后历史分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理事。研究方向战后日本史、日本政治史。向卿，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日语系，专攻日本思想文化史。赵德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青年学者交流委员会会长。郭丽，任教于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宋志勇，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乔林生：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曾任日本名古屋大学、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外交（中日关系）、日本政治制度、东亚 关系。田庆立，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日关系和日本外交。程永明，现就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历史及中日经济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