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本身而言,旅行与旅游渊源久远,其实也是一种本能的体现,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行为,这些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进升华。早在约千年之前,就有人把它视为一种人生哲学,留下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佳句。然而,现代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而被作为一种事业、产业列入国策,这在世界上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而在中国则更短,可谓新事物、新现象。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者,我们都有幸见证了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诞生、崛起和大发展的40余年历程,而更有幸的是,亲自参与了对这一新生事物和现象的研究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实践。实践证明,认清一件新事物、新现象是需要一个长期思辨过程的,认识和明确旅游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定位也是经过了多次反复的试验与辨析。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之间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的争论与辩论非常流行,或见之于学术论文,或在论坛演说的表述,往往是指名道姓,直呼其名,大家都相信,共识产生于辩论之中。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和于光远等大家为新中国学界做出了榜样。旅游学界也曾如此,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仅就旅游功能是政治还是经济就辩论了好几年,通过这样的辩论这才有了中国旅游发展政策的不断调整、更新和优化。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传统并没有真正地流传下来,当今旅游学界理论创新的气氛很浓,引进西方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也很盛行,人云亦云者众,跟风添火者多,而依据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实践,对相关理论和政策进行深入探讨和辩论者少,至于能直呼其名与之“商榷”、开门见山地说“我不赞成”某位在任官员做法的文章则十分罕见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然而,兴斌先生在思之而辩方面的一些做法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令人赞许。能这样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一点,读者会在读《旅坛思辨录》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