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新青年》吹响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号角,以中国的启蒙抗争西方的启蒙。如今,我们生活在反传统的新传统之中,既要继承中国式的启蒙传统精神,也要反省西方启蒙传统所隐含的偏颇。如果中国的启蒙运动与西方的启蒙运动出于截然不同的生存理由,那么中国的启蒙理应具有不同于西方启蒙的精神品质。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与洛克是同时代人,英国王政复辟之后,他开始了在爱尔兰议会的政治生涯,后突然隐退,回归以阅读和写作为主的生活方式。他在法国知识界爆发“古今之争”时写作《论古今学问》-文,引发了英法两国就“古与今孰优孰劣”而展开的文艺与政制层面的长久论争。坦普尔虽不是古典学者,却敬重古人与古代学问,对人性有深具常识的敏锐洞察。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品质的好坏与经济、技术的先进与否并不成正比,与古人相比,今人在道德品质上并未有明显进步。《论古今学问》收入坦普尔爵士作品七篇,并附其生平文字一篇,展现了历史上的英格兰陷于政制动荡之时,关心国家命运与精神品质走向的智识人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