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赦书研究

　　宋代赦宥制度在赦宥类型、数量和缘由等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赦宥制度发展的**。宋代赦宥包括大赦、曲赦与德音，而明堂、郊祀等大礼赦的固定对赦宥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宋代赦书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出现民事方面的禁止性规定，北宋末年，赦书中开始出现一些约束州县财政征收的条文。南宋以后，因地方财政负担加重，基层财政征收体系进一步被破坏，赦书中约束性内容增多，很多条文反复出现，并逐渐固定化，赦书越来越多的承担着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宋代赦书的制定是大量基层信息逐级上传，最终形成独立条目，然后汇集成完整的赦书，所以，赦书呈现出来的特征就是条目繁多而又彼此独立。赦书的传递要求较强的时效性，包括传递的速度、传递的过程、传递的方式等。赦书不同类型内容的具体执行效果有所区别，本文以赦书中关联性较大的蠲免欠负内容为例，因赦书的执行影响到州县的经济利益，牵涉到上至监司，下至州县胥吏的利益，各级官府的逐利性造成执行效果的不理想。宋代统治者尽力避免滥赦、频赦破坏法律的公正性，制定了法令限制赦宥的范围。赦宥制度固然有其弊端，但它在某些特殊时期也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郭艳艳，博士，现任职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宋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国家和省级、校级项目4项，发表学术论文6篇。《试析宋代赦书中的蠲减政策》，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宋代大赦不赦之罪行分析》，载《天中学刊》2011年第3期。《宋代地方官学建校资金来源探究》，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略论范仲淹的荐举思想与实践》，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宋代赦书蠲减政策执行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载《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