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符号：陶瓷》不是一本陶瓷学的专著。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符号：陶瓷》并不涉及过于专业的陶瓷知识，它讲的是陶瓷文化。但它又不完全是陶瓷文化，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有关陶瓷在华夏民族中有关文化的沉淀。因此，它是一部中国文化符号里的陶瓷的著作。任何艺术，都是人类独特的文化表征。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释义人类学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符号学（senuotics）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在他看来，人是不可能离开这一符号化文化的。“人是如此需要这一类符号源（symbolic sources）启示他去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因为本来就渗透在他体内的非符号类的资源只能散射一种微弱的光。”所以他认为，人的进化和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相伴。“文化，这类模式的集大成者，不只是一个人存在的装饰品，而是——就其特性的主要基础而言——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从这一理念出发，我们感觉到，人类在不断地朝着文明迈进的过程中，给自己留下了文化的印迹。而这样的印迹，恰恰就浓缩成了一连串的符号。陶瓷就在其中。离开文化，人类将无所适从。而只有在这一个个的符号标识里，人才有了坐标。文化作为符号的学说盛行已久，而明确把艺术归结为符号的，是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她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而在她之前，无数的文化大师们都把人类的艺术创造指向这一极，并积累了相当多的论述。人类符号学家卡西尔指出，关于人的定义，不能是一种实质性的定义，只能是功能性的定义，人与动物都有感受系统和反应系统，但人还有第三种系统，即符号系统。人的思维和行为都是符号化的，人通过符号创造了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等文化，并构成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因此，符号活动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话说，任何艺术原型都是人本身的“自画像”。从他的这一理念来看，人类只是在艺术创造中发现自己并描画自己。只有在一件创造的作品中，人类才能以此为对象找到自己。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看，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是，人只有在创造中才能将自己的创造物作为对象，才能看到人的本质力量。而只有在这样的凝视中，人才会感觉到美。人类使用陶瓷的历史，已经相当漫长。从地下出土的文物来看，人类从事烧陶的时间要上溯到8000年前。而中国的制陶业，也应该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因此有人推断，中国的制陶业是从西亚传进来的。这个结论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考证。但无论怎么说，制陶业是在中国发展壮大起来的，而且中国将瓷器的制造，推到了极点。尤其是在十四到十六世纪，中国因陶瓷出口一度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陶瓷的英语字母，与“中国”一词的英文拼写是一样的。因此，它是中国文化符号的一个典型。我们检索中国文化符号，发现有很多种类，如汉字、丝绸、茶叶、国画、书法、脸谱、长城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给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让华夏民族足以笑傲世界民族之林。笔者选择这样一个符号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它正是中华民族的“自画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看到他们的智慧聪明。从一件瓷器上，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它有太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有太多的独特审美取向的积累。从近万年前人类偶然发现陶器以来，中国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瓷器这一实用器具做到了高峰。那粉彩、那青花；那花鸟、那人物，都让世界惊叹不已，都凝聚着中国工匠的探索精神。这是泥与火的艺术，五行属土，火以助之，空能盛物，器之成器。它的每一件器形、每一笔刻画都石破天惊，每一种釉彩都独具匠心。陶瓷艺术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成为一种民族符号。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如果用一件器物来象征的话，无疑就是陶瓷。这泥土与烈火的精灵，胎质与釉色的迷梦，成就了祖先杰出的创造，包孕着无与伦比的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每当我们伫立在一件瓷器前，每当我们无论是观赏它的造型还是审视它的美学意蕴时，心中都会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那先秦的纵横捭阖、那两汉的开疆拓土、那盛唐的兼收并蓄，那宋朝的儒雅端庄、那明代的含蓄淡定、那清时的热烈奔放，都从这一件精美的器物中反映了出来，寄寓着独特的东方的美。它遵从自然却又超出自然，质朴敦厚却又精致华丽，灵巧隽秀却又底蕴深沉，持节内敛却又超逸豪迈。那秦兵马俑的刚毅肃然、披坚执锐，显示着气吞山河、风卷残云的英雄气概；那唐三彩的瑰丽多姿，传达出壮阔奇纵、国威远播的恢宏格局；那宋瓷的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映现出道法自然、清新质朴的哲学思想；那明清青花的蓝白相映、水墨浸染，折射着晶莹明快、怡然隽永的人生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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