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文学团体。 1921年6月8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郁达夫的寓所正式宣告成立,初期主要成员大多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创造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上海,两个月后的1921年8月,“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郭沫若的诗作《女神》在上海出版,随后出版的是朱谦之的《革命哲学》、郁达夫的《沉沦》、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同时,创造社主办的《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相继创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之后,创造社又创刊了《洪水》和《创造月刊》等,在较为广阔的天地里展示着自己所向披靡的勃勃生机…… 创造社的这段历史,已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在此无须赘述,引用上述这些话,无非是想给叙述“创造社丛书”提供一个轰轰烈烈的背景氛围。 “创造社丛书”从1921年8月开始出书,直到1929年2月创造社出版部被查封,八年之间共出版图书60多种,作者遍及创造社前后期的成员。而出版者并非单一,而是由被郭沫若曾经称之为“创造社摇篮”的泰东图书局和沈松泉、卢芳创办的光华书局,以及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三家承担。然而,三家机构在出书的形态上,并非单纯“承接”,呈现的是“交叉”与“平行”的复杂,彼此不搭界,⊙ “创造社”出版标记 而又我行我素。出版的丛书有的编号标明“创造社丛书”,有的则不编号,有的甚至把创造社其他丛书版本拿来重印,还明目张胆标以“创造社丛书”。另外还看到过两种标有“创造社丛书”的出版机构,一是光华书局的“延续”大光书局,还有一种是“泰东”在后期出卖版本纸型而印书的大新书局……凡此种种,在“创造社丛书”的一片天地中,出现的是“昏天黑地”的混乱异常局面,与她的对手文学研究会所出版的井然有序的丛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局面,对后世版本研究者来说,绝对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一头雾水而叹苦经。虽然有些研究版本的专业机构费尽心力整理出版了“创造社丛书”书目,但不完整与差错不绝已经是既成事实——可见,由历史造成的混乱,要由后世来匡正,那是不现实的,更何况对版本的研究,在没有或没有可能看到所有版本的前提下,要想“匡正”并还原其本来面貌,只能是一种不现实的无奈徒劳! 鉴此,笔者在介绍“创造社丛书”时,也只能以“无奈”的心情,奉献“无奈”的整理成果,这成果蕞大的特点是“混乱”,版本形态、版本版次等处处显露出这一形态,因此只好请各位鉴谅了,也请以平常心态看待: 萝卜白菜拿到篮里就是菜而已! 笔者在整理“创造社丛书”之际,前后看到过五种不同的对“创造社丛书”书目的表述(可能还有更多),为了说明起见,请各位耐心阅读以下五种由当时的参与者所列的书目。 第一种: 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九种: 《女神》(郭沫若著,1921年8月版)《哲学革命》(朱谦之著,1921年9月版)《沉沦》(郁达夫著,1921年10月版)《冲积期化石》(张资平著,1922年2月版)《无元哲学》(朱谦之著,1922年10月版)《星空》(郭沫若著,1923年10月版)《爱之焦点》(张资平著,1923年12月版)《烦恼的网》(周全平著,1924年3月版)《玄武湖之秋》(倪贻德著,1924年4月版)。 如果说,仅此九种也许并不复杂,然而泰东图书局在创造社于1929年2月被查封后,乘人之危,盗用“创造社丛书”之名,先后把创造社原编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一种的郭沫若、钱君胥译《茵梦湖》重印,乱印成“创造社丛书第十九种”;又把原“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的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第十种”;还把原“世界名家小说”第三种的郑伯奇译《鲁森堡之一夜》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未编号;又将原“世界儿童文学选集”第三种的穆木天著《蜜蜂》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第十四种”;把“辛夷小丛书”第五种的郭沫若译《雪莱诗选》重印,在扉页印上“创造社丛书”,未编号。以笔者和其他研究者推测,可能还有另外一些类似的丛书版本——原本一潭清水,顿时被这五种(可能更多)“自说自话”的版本搅得一片混乱。 第二种,由光华书局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五种: 《聂嫈》(郭沫若著,1925年9月版)《梦里的微笑》(周全平著,1925年12月版)《文艺论集》(郭沫若著,1925年12月版)《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著,1926年4月版)《东海之滨》(倪贻德著,1926年12月版)。 在此需说明的是,前四种初版本均印有“创造社丛书”字样,但未编号,而在之后的“光华”版重印本中,均未印上“创造社丛书”,弄不清是属于丛书还是不属于丛书。第五种倪贻德著《东海之滨》,虽出版了,初版本和重印本也都相继见到,好像都也未印有“创造社丛书”字样,这便有了疑问: 当年《东海之滨》是否被列入“创造社丛书”?还是尚未见到印有丛书名的版本?到目前为止,已经很难断定。有关叙述,请参见相关的篇目。 另外一份光华书局“创造社丛书”书目,除发现把创造社编的《创造日汇刊》和《洪水第一卷合订》置于丛书内,还发现一种郁达夫的《文艺论集》,此书与郭沫若的《文艺论集》并列,即在“创造社丛书”中有着两种同名、异作者的著作,因此可列入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