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虽然论题的目标是“宋代的黄钟音高标准”,但它触及到的学科却很多:诸如史学、考古学、音乐声学、乐学、律学、文献学等,皆有所涉。而且,在每个领域里,都可能碰到难题或疑点。其中非常关键的,则是现存遗器资料的搜罗、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诸钟音响的实验和测试。借助洁轩在文献学方面的深厚功底和幼平本人在考古学领域受到的训练,遗器资料搜寻和文献梳理交叉进行,并在写作前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特别是作为本文“基础的基础”——散落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二十五件大晟钟资料,在各地文物、研究部门和学界友人的倾力协助下,一一汇集于幼平手中,加上与文献之间的相互印证,最终完成了迄今为止音乐学界对大晟钟所做的一次非常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答辩委员会对该文的价值作出以下评估:“论文充分运用考古学资料、音乐学方法,深入论证了宋代所出现的历史上复杂的乐律现象。并以多件大晟钟实物测音为基础,得出了北宋黄钟标准较为可信的新结论。为中国乐律学史上历代黄钟音高研究这疑难课题,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参见戴念祖教授代表答辩委员会写的评语)除了学术上的这种意义外,我想,当论文获得通过,并得到学术界基本肯定的评价之际,洁轩、幼平和我,首先感到安慰的,就是我们没有违背黄先生的遗愿,而以从事学术研究的责任感和幼平本人的辛苦努力,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他为该选题预定的任务。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朝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