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登基屡遭政变,太后和吕不韦都干了啥? 艰难危急少年时秦王政是秦庄襄王的儿子,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赵氏是秦王政母亲的姓。秦昭襄王四十年,太子死,于是在四十二年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共有二十几个儿子,其中他所不喜欢的夏姬所生的儿子叫子楚,也不被喜爱,于是被派到赵国去当人质,由于秦昭王时对赵国用兵频繁,赵国对待子楚态度不佳,他的政治处境恶劣,而子楚质于诸侯,不为父亲喜爱,车乘进用都不够使唤,经济上也局促艰苦,很不得意。子楚的转机在于大商人吕不韦见到了他。吕不韦是阳翟人,善于做生意,家累千金。当他来到邯郸经商时,见到子楚,认为“此奇货可居”,于是开始了他名著史册的政治投机行动。他来见子楚,说:“吾能大子之门”,子楚大约见多识广,于是笑他:“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但吕不韦说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立即明白了他的企图,于是请吕不韦进内细语。吕不韦随即向子楚提出了著名的策划案:秦昭襄王已经老了,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虽然没有儿子,但却是后宫中*能决定立谁为适嗣的人。现在子楚兄弟二十多,排行在中间,一直都不受喜欢,而又远质赵国,关系更加疏远,如果秦昭襄王死了,安国君立为秦王,那么子楚就没有机会与兄弟们争太子了。子楚客居异国,较为贫穷,无力奉献君亲,也不能结好宾客,而吕不韦恰可以用金钱游说,事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谋划立子楚为适嗣。处于困境一筹莫展的子楚非常感激,说出了这样的许诺:“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于是吕不韦用五百金分给子楚令他结好宾客,自己则用五百金买了许多珍玩西向秦国,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让她将这些宝物献上华阳夫人,为子楚说好话,并说“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博得了华阳夫人对子楚的喜爱。吕不韦接下来利用其姐进行劝说:“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後,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这种利害关系打动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劝说安国君,“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从此安国君开始给予子楚财物支援,并请吕不韦为子楚的师傅,子楚从此在诸侯间开始享有盛名。据《史记》的记载,吕不韦有宠爱的邯郸赵姬,善于跳舞,已有身孕,子楚有一次与吕不韦饮酒,见到了她,于是向吕不韦索要,吕不韦忍痛割爱,献给了子楚,后来赵姬生下了秦王政。《史记》的这一说法历来为史家所疑,关于始皇帝是谁的儿子,对于本书而言不是十分重要,我们只论述他的处境。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九月,秦昭襄王任用名将白起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第二年正月,秦赵达成协议,秦国退兵,一代雄主始皇帝嬴政就在这一年诞生。而在这年九月,秦国又派王陵进攻邯郸,对于赵国来说,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生死一战,战事极为紧张激烈,到王齮接替王陵攻邯郸时,赵国就只能依赖外援生存了,而魏将晋鄙虽然出军相救,却因为秦军的威胁不敢用兵,只能原地观望。赵国在危急时想要杀死子楚,这个时候是吕不韦用“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子楚逃亡后,赵国又要杀害赵姬和嬴政,赖赵氏利用在赵国的人际关系将母子二人藏匿了起来,嬴政初生,可谓大难不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华阳夫人立为王后,子楚成为太子,于是赵国将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嬴政归还秦国,这样,秦王政在六岁时才得以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六年中,嬴政母子过得肯定是极其艰险的。安国君在位只有三天,子楚在位只有三年,嬴政就继承了君位,成为秦王。秦王政继位之后,立吕不韦为相国,决断军国大事,号称仲父。吕不韦作为秦王政的仲父,负责秦王政的教育,毫无疑问的,吕不韦的教育对秦王政的政治素质和能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吕不韦广招天下之士,达到三千余人,给他们的待遇非常高,其中不乏真才实学的人,如李斯。吕不韦令这些门客将他们的见闻写出来,“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编写成了《吕览》一书。以吕不韦所聚拢的人才之广,加之他自己的卓越才干,他所能给予嬴政的教育应当是相当不错的,从小历练过危机,又受到当时*好的教育,秦王政的出色才干,不是完全来自天分的。秦王政的*次大考验嬴政亲政是大秦国必须面对的事实,对于各方势力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对于秦王政也是一个考验。秦王政亲政所遭受的巨大考验,在极大程度上证明了他杰出的品质和能力,这一点通过对当时时局的复杂性的分析就可得出。秦孝文王在位只有一年,其子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后就封吕不韦为丞相,且封为文信侯,食邑雒阳,享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去世,太子政即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贵极人臣,秦国政事皆出吕不韦。秦王政年少的时候,太后时常与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因为太后的缘故权势极大,竟然富有万名家僮。但是随着秦王政的年龄日渐长大,精明的秦王政不可能不发觉吕不韦与太后的关系,深谋远虑的吕不韦对此深感恐惧,于是向太后进献了淫人嫪毐,吕不韦让嫪毐冒充宦官进入宫廷,供太后淫秽,吕不韦先派人告发嫪毐犯了腐罪,接着太后赏赐给掌管太监受刑的官吏,拔去了嫪毐的胡须和眉毛,进入后宫。但是吕不韦想不到的是,秦太后对嫪毐非常宠爱,有了身孕,悄悄地迁居到雍地。这段时间嫪毐经常跟随在太后左右,不但得到了巨大赏赐,而且朝廷的事有许多都是由嫪毐决定,这样,嫪毐的家僮达到了数千人。秦国为了求取官职而聚集到嫪毐身边成为他的舍人的有一千多人,嫪毐的势力开始迅速膨胀。嫪毐的得势,助长了其政治野心,还是在秦王政七年以前,“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嫪毐就已开始决定国家大事,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这样,吕不韦集团和嫪毐集团就成为秦国两大势力,而这两种势力有此消彼长之势,对于国家行政权力的争夺,使得两派水火不相容。嫪毐甚至与太后商定用自己的儿子代替秦王政,秦王政处境危险。而吕不韦在被嫪毐代替后,已经不可能依靠太后的力量,而吕不韦一直都是秦王政的保护者。关于当时两派相争的情势,《战国策·魏策》的记载可以让我们知其一二: 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毕)合(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这个说客劝说魏王,他分析嫪毐得到太后欢心,太后希望用嫪毐取代吕不韦,魏王如果支持嫪毐,太后将会感激魏国,而吕不韦在执政期间数度伐魏,魏国支持嫪毐夺权,可以算是报了仇恨。嫪毐势力与吕不韦势力相争,吕不韦是站在秦王政这一边的,虽然秦王政没有亲政,但太后和嫪毐既然已有取代秦王政的意思,而以吕不韦仲父的身分与秦王政所生的感情和政治关系,那么秦王政站在吕不韦这一边乃是太后和嫪毐都非常明白的事。随着秦王政亲政的日子渐渐到来,嫪毐必须在秦王政亲政前取胜。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动作。这其中的较量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宫,二是殿堂,在殿堂,秦王政是国君,吕不韦是相国,嫪毐要与吕不韦较量是必然落败的,秦王政八年的长安君成蟜之叛乱,正说明了这一点。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带兵攻赵,结果反于前线,这次谋反行动被很快镇压,结果成蟜死在屯留。这次军事叛乱的后果严重,“军吏皆斩死”,受残酷镇压的人很多,连跟随成蟜叛乱的百姓(估计是长安君封地的百姓)也被迫迁到了临洮。以上的叛乱发生在吕不韦与太后当政的时代,秦王政处在吕不韦的保护下。秦王政弟弟的叛乱,必然有其深刻背景,或者是为了夺权,或者是被逼迫,可能不是秦王政的压力所逼,但总是与秦王政有着关系的。而事实是,面对秦王政的亲政,各种势力都面临选择,公子蟜叛乱后不久,秦国出现天象异常,“河鱼大上”,河里的鱼大量地涌上岸,秦民纷纷轻车重马地在河旁捕鱼,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所说:“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这件事在秦国朝廷内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给本已因为蟜之乱而又面临嬴政亲政的朝臣们的政治心理又施加了影响。而“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张分田所引史记载为:时隔不久,彗星见,或竟天)。天象异常加上公子蟜的叛乱,秦国的政治可谓风雨满楼。这是一次反对势力在秦王政当权前的发难,在吕不韦保护下的秦王政安然度过此劫(此为推断,因为太后、嫪毐势力要除灭秦王政,这时有能力平蟜之叛的在秦国内大抵只有吕不韦),但这却说明,秦王政要顺利地亲政当权所面临的困难还是非常大的。有论者认为,公子蟜是秦王政的支持者,他出来发动叛乱是出于对嫪毐势力的试探,这种说法作者认为不妥。因为,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军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秦王政的手中,嫪毐从来就不能调动军队,甚至在他反叛时也没有调动得了军队,秦王政完全没有任何必要让自己的弟弟通过叛国来打击嫪毐势力,而自己还得杀灭自己的弟弟。公子蟜的反叛有极小的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更大的可能是出于太后和嫪毐的支持。反叛是不成功的,因为嫪毐势力在军队中没有发言权。另一证据是公子蟜叛乱失败之后,嫪毐的官势连续飞升,显然是兵变失败后为了夺权而采取的临时大补行为。再次是在宫内的较量,就是在这一次事件之后,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山阳的土地也封给了他,而且宫室里车马衣服苑囿游猎都任由他随意而为。嫪毐的权势长得更加厉害,秦国的政事不分大小都由嫪毐决断,接着连河西太原郡也成为嫪毐的封国。可以说,在长安君的叛乱被削平之后,嫪毐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甚至吕不韦也不再是秦政策决断的中心。但就在秦王政九年,秦王政到达雍地,并在这里举行了冠礼,开始带剑,这样,嬴政要开始亲政了。由于嬴政亲政,《史记》载:“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这可是一项极大的罪名,它危及秦王政的君位,叛乱谋国可是当时社会*的罪。应当说,秦王政面对这一事件是有些措手不及的,因为直到亲政,才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他以前或许就对嫪毐专权不满,有除掉嫪毐的意思,但秦王政或许没想到事情如此复杂。而此时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长信侯嫪毐在秦王政冠礼后就开始作乱,“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但是嫪毐的非法地位毕竟不能得到广大秦国官员的认同,大部分的官吏忠于秦王政,于是秦王政预先知道嫪毐的动作,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动兵马攻打嫪毐,在咸阳一战而胜,杀死了几百名叛乱分子。凡是参与了这次平叛的士兵,都拜爵不等,包括支持秦王政的宦者,只要参与了诛嫪毐之战,都拜爵一级。秦王在政权的保卫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相对于战争的取胜要远为艰难的是,秦王政要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对于秦王政来说,诛杀嫪毐是理所当然的,包括嫪毐的两个儿子,从伦理上来说,他们是秦王政的弟弟,但从法理上来说,他们是叛国分子嫪毐的儿子,按秦国的法律他们应受连坐被诛。但从伦理上来说,秦王政面对的是一大宫廷丑闻,事关他的生母太后,也许秦王政直到现在才发现生母与嫪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秦王政将遭受对于自尊的沉重打击,历代儒家评论秦王政此事,总说秦王政极其残忍,能杀掉兄弟,却不曾想过,这种事件牵涉到的更多的是其父王的尊严,如果是由其父来执行这样的杀戮,相信没有人会说暴虐,但秦王政做出这样的决定,历代儒家为了攻击秦帝国和始皇帝,都将这作为罪状之一。而从国家政治和法律上来看,秦王政的举措都是合理的。这样的举措与其他诸侯国家发生的同样的事件中所做的决断并无不同。嫪毐的事情还是相对简单的,复杂的是,秦王政要面对吕不韦和太后。按史家所载,吕不韦实为嬴政的生父,而不论吕不韦是否为秦王政的生父,他是秦王政继位的首要辅佐之人,有着“仲父”的身份,而秦王政决心要执掌秦国政权,就必须罢掉吕不韦,而太后,无论如何是嫪毐之祸的根源。秦王政驱逐太后,凡有谏者都被杀,可见其对太后的愤恨,太后尚是家事,对吕不韦的处理才是*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