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由陆费逵先生筹资创建于上海，创建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同时兼营学生文具、文房用品等。纸作为“文房四宝”之一，自古便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传递信息的功用，而文房用纸之精品，首推笺纸，其制作精妙者，又属花笺。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唐人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南塘欧阳炯《花间集？序》“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伴随着历代文人雅客的不断吟咏与书写体验，甚至于薛涛、李煜等人亲自参与的造笺实践，至晚清民国，花笺的制作，无论是制作工艺、形制以及纹样，已是蔚然大观。清末民国时期，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南纸店纷纷参与到花笺的设计制作当中，而伴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版机构亦跻身于此，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为最，中华书局则踵其后。无论是作为文化机构的自身用笺，亦或是作为文房雅物出售，出版机构所制画笺，亦是具有其一定的实用价值与审美文化功用。 正如瞿兑之《说笺》所云：“意者以天地间最耐久而可亲之物无过于纸，最脆薄而易毁灭之物亦无过于纸。不知者毁之既易，则知者爱之益亲。一城之中，旦旦夕夕，飏为屑而爇为灰者，不知凡几。更越数十百年，此为屑为灰者，必将为人所珍护、悔惜又不知凡几也。”中华书局自创立已历110年，而其于民国时期所制花笺，为屑为灰者当又不知凡几，幸而今日网络信息传递之便捷，于纸海墨林之中，百折搜求，凡印有“中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制”之款识者，今可得见近三十种。为珍护此，申请以此“无字之纸”作为插图，翻新制作笔记本一册（如收入近年所制选堂白描佛像及六骏笺，可有四十余种）。于书局创办110周年之际，以飨花笺爱好者及“中华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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