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神学领域,库萨虽然广泛地接受了当时盛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之影响,但就其立论大旨与根基而言,仍从属于所谓的天主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这一传统远绍古希腊的普罗丁(Plotin)与普罗克洛斯(Proklos)对柏拉图《国家篇》、《巴门尼德篇》等著作从“太一论”(Henologie)视角所作的阐释;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存在论”或曰“存在论”(Ontologie)的视角出发,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置于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不同,新柏拉图主义者将“太一”看作万有的绝对本原,它以其绝对的单纯性甚至无法于自身之中包括存在——这将为“一”本身增添不必要的复多性而使之分裂为二,因而超于存在之上。由此出发,新柏拉图主义于论理方面主张绝对者从根本上不可能为任何名言概念所框定,于实践方面则主张努斯通过直观自身而超思知的活动、从而与“太一”这一至高现实性重新合一的进路——这往往导向对某种“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章)的内在体验之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