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创作的丘赫尔别凯、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的“传记体三部曲”中的蕞后一部,但实际上这三部著作也可以各自独立成篇。《普希金》(D1卷,1935;第2卷,1936-37;第3卷,1943年死后出版,未完,蕞后几章系创作笔记和素材),可以称为特尼亚诺夫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特尼亚诺夫在此书中丰富了普希金研究中许多重要的事实、细节和关节点,并且对其创作遗产做出了独特而又深刻的阐释。与此同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注重吸取了许多苏联文艺学界的普希金研究成果。特尼亚诺夫在这部著作中表现了他独异于他人的普希金创作之路观念:力图驱散普希金注释家们围绕这位伟大诗人的名字而制造的“花饰”和“传奇”,而写出一个“活人”普希金,而非所谓“生活中的普希金”。“这本书不是传记”,特尼亚诺夫在为本书写的序言草稿(现存档案)中说。“读者如果在书中寻找对于事实的精确描写,准确的时间顺序,对科学文献的准确转述的话,将会是徒劳的。这不是小说家该干的,而是普希金学家的责任。小说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常常被猜想所取代,而且是自由地取代,自由小说家自古以来就在充分利用这一古老的权力。这部小说无法替代科学传记,而真正的科学传记也是无法替代的。我想在这本书中接近于有关往昔的艺术真实,揭示这种真实永*都是历史小说家的目的。”流传下来的还有一句涉及《普希金》的构思的一句话:“我这本书不是按照‘小说化传记’写的,像史诗类作品从民族诗人的出生、发展和死亡一路写下来。我在小说中并未把主人公的生平和创作分隔开来,也没有把主人公的创作与其国家的历史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