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文学革命，西乐东渐激荡着音乐家的心灵，西方的艺术史观和方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艺术（音乐）研究也逐渐具有了“世界眼光”。李叔同、沈心工、黄自、赵元任、青主等一批有志者留学海外，其思维方式、艺术观念、审美情趣无不受到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影响。他们以异域文化为参照，反思中国文化，用跨文化、跨视域的方法改造、创新中国传统的乐学、戏剧学等，推动着中国艺术文化从民族传统向以科学精神为标准的现代转型。这群精英归国后，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对外交流频繁、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组建音乐社团、创办音乐期刊、建立艺术师范或专门学校、开亦音乐会等。他们借鉴“新史学”观、唯物史论等方法论研究中国音乐理论、音乐思潮、音乐史学、音乐考古等学术问题，编撰出版了大批独具个性的音乐史论研究著作，展示出全新的音乐史观、写作体式及音乐史学科思想。他们利用社团力量、期刊阵地、学校教育、表演舞台等，在音乐理论研究、音乐教学实践、音乐人才培养、音乐作品创作、音乐服务社会等方面大胆尝试，从而促进了中国音乐的现代变革、创新与繁荣。正是这些音乐社团、学校、期刊及音乐会的纷起，催生了一批批具有拓荒性、多元性的音乐类著述、期刊、作品等，构成了民国时期音乐的不同语境。音乐教育的发展，各级各类艺术师范或专门学校的大量涌现，使编写出版现代形态、不同层级的音乐教材成为一种必然，也成为美育的有效途径。音乐报刊、音乐会不仅是音乐社团、学校教育的重要传播与交流平台，也是音乐救国、社会美育的一种手段，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音乐作品的欣赏方式，使中国音乐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并以此构成了中国音乐史上承先启后、璀璨耀眼的独特风景。民国虽然短暂，但作为社会转型、思想更替的重要时期，也是新事物、新学术勃兴的年代，民国时期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得到了未有过的发展，音乐也不例外。它既是时代精神的典型呈现、历史瞬间所铭刻的民族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永恒文化遗产，值得进行认真总结、汲取和借鉴。今天对春蜂乐会史料所进行的挖掘、阐述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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