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0日，科技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科技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要求破除“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不良导向”。2月18日，教育、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影响”。这几份文件均剑指现今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特别是“SCI至上”的不良导向。 SCI本身只是一种科学引文索引，是科研人员查找最新文献，追溯科技脉络的检索工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SCI提供的期刊影响因子、论文被引频次和ESI排名等附属功能却成为我国科技评价的主要依据，用来衡量论文学术水平与质量，成为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的核心指标，使得很多高校和科研工作者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期刊、高被引论文为终极目标，虽说对于提升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有帮助，但也引发了SCI论文崇拜，背离了科学技术活动的本质追求，异化了学术初心。 SCI论文不过是发表在被SCI收录期刊上的文章而已，不代表一定就是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我国科研管理过程中，为了降低学术评价的管理成本，省去绩效考核中的许多麻烦，满足经济、简洁、易操作等简单刚性的定量管理逻辑，没有利用好SCI的真正功能，而夸大SCI的评价功能，有违科研活动的独特性、创新性、复杂性、延续性等规律，混淆机构、学科乃至研究领域、研究类型之间的差异性，表面上看似客观，实际上相当片面。由此形成学术研究重量轻质、重期刊发表轻社会贡献状况，造成基础研究创新不足、应用研究价值不彰等问题。 实际上，国际科学共同体的通行评审方法是同行评议，特别是小同行评审，并非是SCI相关指标。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都是同行评议的典范，学术期刊稿件评审，学位论文、会议论文评审也都遵循同行评议制度。 破除“SCI至上”，需要弘扬同行评议制度。首先，需要建立同行评议的专家信誉体系，推进同行评议与开放评审的结合，包括开放评审人身份、开放评审报告、开放参与评审，让同行评议过程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同行评价的独立、透明、权威和公平，建立与同行评议相对应的撤销或撤回制度，杜绝学术圈人情潜规则下专家行为的异化，彰显专家评审公信力；其次，需要推进以各级学术委员会为基础的评审管理体系建设，规范专家甄选程序，确保遴选真正了解研究成果的领域同行专家，严肃专家评审流程，制定会评、答辩、通讯评审及专家意见打分规则等；最后，崇尚突出绩效（成绩、成果、成效）的评审导向，强化评审材料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将叙述材料、案例及定量分析数据作为证据支撑，使同行专家对学术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以及申请人持续研究能力给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判。 同行评议，特别是采取小同行评议，是指由同一领域、同一学科、同一产业或同一研究类型的同行专家进行评议，小同行专家遵循各自行业、领域、学科的创新目标导向，自然而然地按照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等科学活动的各自研究价值取向进行评价，有效地避免对不同类型、不同学科领域科学活动成果评价的同一化、同质化。同行评议中专家主要从多项研究成果中分析其代表性观点、标志性贡献和创造性思路等，真正透过论文本身去辨识和评价论文中承载的知识内容、应用领域、创新程度、创造性价值，无关乎其论文多少、被引频次高低、代表作何物和论文发表于何期刊。再好的期刊也有一般的论文，而一般的期刊也会登载高质量论文。真正的同行专家基本熟知自己学科专业或领域的期刊状况，指认期刊优劣或指定相应的期刊目录，将期刊分成三六九等，反而会滋长“以刊论文”的风气。 破除“SCI至上”，并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恰恰相反，是鼓励发表高水平、高质量、有创新价值、体现服务贡献的学术论文。弘扬同行评议制度，构建向好的学术生态，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需要相关科研管理部门足够重视，增加相应的资源投入和成本；需要加强同行评议方法研究，改进同行评议制度建设，优化同行评议管理流程，推崇专家公正评审道德伦理，并在国家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事业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科学引文索引、国家科技期刊开放平台，建立由境内外专家组成的分领域、学科和方向的同行专家库及专家信誉库、专家学术圈图谱等基础设施。只有建立中国特色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不再盲从SCI指标，不再简单地将科研成果量化为发表论文，不再粗暴地将科研质量比肩SCI期刊，才能构建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科学评价体系，提升科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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