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1卷,收录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1948年1月底,“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的58岁的竺可桢,“拟于四月间辞职”——“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内战加剧,物价飞涨,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和师生员工的基本生活,校长不得不围绕“款”字转。对外向银行乞贷款,“向省府要米”,对内压缩开支,甚至“拟以现有校中存款购米、柴、油等各项,以备不虞”。他更为苦恼的还是如何应对发生在“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中的政治冲突。在杭州,面对学潮,他认为学生可以发表政治见解,但不能在校园中从事政治活动,同时又坚持“校中并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宁肯受学生的包围而反对军警入校捕人。他勉力维持被起伏不断的学潮所冲击的教学秩序,不肯屈从于国民党政府镇压学潮的指令。 在与国共两种政治势力周旋的过程中,竺可桢坚守岗位,爱生护校,顾全大局,不乱方寸,对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对继续主政浙大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丧失了信心。1949年4月底,长校整整13年的他不得不离开浙大。 1949年5—6月,竺可桢潜居于上海避险,不去台湾。在政权更迭的隆隆炮声和相继而至的朗朗歌声中,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欣然走进了参与建立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筹划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行列。在上海,他竟能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当上海人民庆祝解放之时,他以历史见证者的口吻评述:“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自7月起,竺可桢记述参加的主要活动有: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中苏友好协会发动大会,“科代会”发起的东北参观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0月16日,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已有机构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地理研究所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竺可桢以自己在科教界的崇高德望、渊博学识和广泛联系,在整合机构、凝聚队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年底,竺可桢定居于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内(直至去世)。在家庭成员中,其于1949年6月惊悉久已失去联系的长女竺梅于此前的1948年9月在解放区大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