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8卷，收录1966—1967年的竺可桢日记。自1966年起，中国陷入十年“文革”内乱，竺可桢的最后八年是在这乱世中度过和结束的。“文革”中的竺可桢，幸被最高领导层圈入“保护”对象，成为表示知识分子政策尚存开明的标识性人物，因此没有遭遇到同时代大多数老科学家所无法躲避的屈辱和苦难。但即使如此，在政治乱局中他依然是时时有惊，步步有险。他也始终把自己置于“斗批改”对象的位置，有随时受冲击的心理准备。在汹涛恶浪环绕之中，理性的光辉依然照耀着竺可桢的学术研究。这位80岁上下的老人，数年如一日地“个人奋斗”，继续耕耘在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的“自留地”中。 在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抄家”成为社会时尚的日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日记获罪而遭遇灭顶之灾，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避祸而将日记付之一炬。如何保存日记和如何写日记，必然是竺可桢当时面对的一大难题。在现存的早年日记簿中，可以看到个别图页被撕毁的残迹，对旧时日记中“今是而昨非”之处多有竺可桢的批注手迹，以表达自己的反省。值得庆幸和钦佩的是，他没有毁掉旧时的日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他能把日记进行到底！此后的日记在文字风格上已无法与1930年代—1940年代相比，即使与“文革”以前的日记相比，也有相当的差异。日记中不时写下他内心深处的疑惑、不满和愤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这些表述被淹没在记述时事、抄录文献的大量文字中，被淹没在拥护“文革”和颂扬领袖的文字中。他大量引述“最高指示”，引述“正确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和党报党刊的声音，不断地表述自己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转变过程。他努力适应社会变化，认真学习，自以为非，表示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就实而论，这既有其诚心诚意的一面，也有其诚惶诚恐的一面。日记中特意用红笔摘抄大段大段的“最高指示”，各年中一再以醒目的方式提及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对他的召见，都应视作他为应对日记万一涉险而求自保的举措。 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和个人处境，有助于《全集》读者正确解读竺可桢日记的内容。1966年，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在中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竺可桢留下了平生“最后一次”到京外出差和出国访问的记录。在1967年重组权力机构之后，他虽然挂着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 本来年事已高，懵然进入“文革”，持续的精神压力，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加速了他老化和病侵的进程。“文革”中的日记，多有来自当时公开报刊、内部参考、大字报、批判会和民间印刷品传播的人事内容，广涉各界各级人物。编者对于那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中流传的很多“信息”无法进行核实，请求读者格外给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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