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十年代的读者来说，香港新诗无疑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学。它的过去 被藏匿在幽暗的角落，存在与否几乎受到怀疑，只近年在不少由中国学者撰写 的有关香港文学史的论述里因政治需要而受到「照顾」。《香港新诗选 1948-1969》作为一系列整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可说是一项发掘藏匿者的 工作。郑树森的〈导读〉一如他在《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序所言，自觉为重构 历史的工作，同时了解到重构的局限性，具有开放和自省的态度。就〈导读〉 和所选作品，编者有意突出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多元并存的局面。郑氏指政治 立场上的左与右、诗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内容上的晦涩与明朗，都得以并存 ，又指出香港新诗与台湾现代诗的渊源关系。此「并存」局面大异于同时代的 中国和台湾，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并存」当中的抗衡和调整，使整个局面 更形复杂，更是香港新诗建立主体性的重要契机。〈导读〉指五十年代初多为格律派，如徐吁、林以亮、力匡等，稍后又有 以自由诗为主的现代派。值得指出的是，即在「格律派」中，林以亮与其它同 代诗人因诗观不同而有很大分歧。林以亮在《人人文学》指夏侯无忌重视情感 的主张过时，又透过介绍一位长期受忽视的四十年代诗人吴兴华在诗形式上的 种种尝试，对五十年代普遍弥漫的五四初期模彷浪漫主义式的感伤笔调作出调 整、并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可能。林的主张在当时未受到重视，但五五年《香港 时报》「诗圃」版由卢因、王独醒等撰写的连串有关诗与情感和诗形式问题的 文章之中，林的主张无疑受到年青一辈诗人的肯定。在诗形式探索上，诗圃版 的作者卢因、蓝子、无邪等在该版和同年创刊的《诗朵》上都积极尝试，明 显的成绩是创出了「蜻蜓体」。诗圃版又有文章批评当时模仿力匡、徐吁的风 气，《诗朵》更有〈免徐速的诗籍〉一文批判守旧的诗观。这些反对过于强调 情感、反对保守、提倡创新的作风，说明了在马朗创办《文艺新潮》提倡现代 主义之前，五十年代中期已有年青一辈诗人提出自己的声音，对战后来港诗人 的感伤笔调和保守作风并其影响作出反省和提出新主张，不再模仿怀乡和反共 的笔调，逐渐塑造更贴近本土的主体性。林以亮和年青一辈诗人抗衡和调整的对象，其实是针对战后来港诗人的放 逐心态。他们不以香港为家，同时不能接受香港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与内地 的极大差异，放逐意识自为必然。马朗创办《文艺新潮》已有意识地以现代主 义作为放逐的出路，对年青一辈来说，对放逐意识背后的大中原文化比较疏离 ，亦不满于放逐意识背后的消沉保守作风，现代主义对他们而言更形可近。徐 吁、力匡和马朗、昆南更实质的分别相信不在于格律派和现代派，而是放逐和 反放逐。反映放逐意识的以感伤笔调怀乡、反共、否定香港，和反映反抗放逐 意识的正视本土文化、个人内在精神探求、约制情感的态度，也是五六十年代 香港新诗的重要线索。郑树森早年留学台湾，曾参与台湾《文学季刊》、《现代文学》的编辑工 作，六八年曾为《中国学生周报》在台访问洛夫，又向台湾诗人约稿，自然熟 悉台港互动情况。台湾现代诗对六十年代香港新诗的影响一如郑氏所言，而香 港新诗对台湾现代诗的晦涩诗风的调整，除了郑提出温健骝与羊城的新古典明 朗写法，创建学会诗作坊研读三四十年代中国新诗、引介西方现代文学亦对现 代诗的晦涩诗风有所调整。七十年代初温健骝提倡「批判的写实主义」和《中 国学生周报》后期译介美国民歌和「诗之页」提倡以日常语言写日常题材，又 是另一种调整。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就文社潮「文学介入社会」的主张和逐渐昂 扬的社会意识所受到的冲击似较小说为小，但无论以明朗、写实主义或日常语 言调整一度过于晦涩被评为脱离生活的现代诗风，均可视为另一种侧面的回应 。透过众多文化刊物和团体如《文艺新潮》、《中国学生周报》、创建诗作 坊等对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中国三四十年代新诗和外国现代文学的引介， 香港新诗在六十年代已塑造了异于中国和台湾的风格。五十年代由书写放逐至 反放逐，六十年代对台湾现代诗由吸收到调整，从而转化出自己的语言，可说 是香港新诗建立其主体性的两次重要契机。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台湾相比， 香港文学以至更广义的文化艺术都对建制没有威胁性，相对地，建制亦没有必 要去操控或扶掖它，做成香港文学独特的并存性，另一方面自生自灭亦做成断 裂和薄弱。战后的经验虽然严重断裂，九十年代许多文学研究者各种整理、编 集以至重构的工作致力填补断裂，香港新诗隐藏的「没有历史」的历史可望变 改。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由放眼本土与外地、重视融合和创新的风格所建立的 主体性仍然延续至今天，多少与它「没有历史」的特性相关，但至于当香港新 诗逐渐被重构或照顾后，其主体性的局面会否改变，则希望只是一个反应过敏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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