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对我国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政策规则、政策传导效率及国内金融风险监管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疫情冲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压力显著加大，宽松的经济政策倾向可能会引发本币持续性贬值，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加持下存在资本外逃风险;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政策分化持续加大，俄鸟冲突不仅造成了供给侧的全球通胀压力，更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为经济再全球化萌生阴影。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急剧攀升，自美国紧缩政策开始以来，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波动显著加大，“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频发，全球经济已确认进入衰退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各国保护主义支持者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挑起全球金融战等方式，试图引导国际资本回流，达到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目的。而这种行为不仅会引起各国经济系统的动荡，同时也会加剧各国间深层次矛盾。逆全球化倾向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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