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引导机制研究：基于生存理性、权益回溯与政府纠错困境

　　古典经济学的分享工资理论认为工人工资应该与企业效益挂钩，当企业经营情况较好和经济效益增加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理应随之上涨。但农民工资增长主要依靠□□工资在工资总量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所致，这意味着农民工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额外劳动提高了工资水平，其只是分享了企业经济发展的机会，并没有直接分享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比较农民工基本工资和□□工资占城镇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比重情况发现：农民工资总量增长一定程度上由□□工资增长来支撑。这种以付出额外的劳动和时间为代价的□□工资增长不同于基于政策设置提高工资标准，而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投入获得的超额报酬。这种以□□工资增长和□□劳动为基础的农民工工资增长实质上是一种“伪”增长，体现了工资的不平等。本研究实现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研究从总量分析到总量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提升。在结构分析中，发现了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总量呈现出“准”线性关系，与农民工基本工资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与农民工□□工资呈现出准正“U”型关系；地区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工资总量呈现“类”线性关系，与农民工基本工资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农民工□□工资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力资本的作用机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力资本只不过是发挥了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可以帮助那些受教育年较高、职业资格证书较多的农民工获得较高的工作岗位和工种类型，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基本工资水平，但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形成路径。企业规模越大，基本工资越低，□□工资越高。这表明，大企业越倾向于强化和完善□□制度，在降低基本工资水平的基础上，鼓励农民工大量投入劳动获得更多的□□工资，富士康就是典型。

　　李超海男，1979年出生，湖南岳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社会学、农民工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理论粤军”（2014年）、省市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曾参加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国第一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多项课题；在《社会学研究》《中国农村观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南方经济》等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20多篇，其中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摘，有1篇论文被《中外文摘》全文转摘；独立出版著作3本，参编著作多本；曾荣获北京大学“余天休”优秀博士论文奖（2015年）、陆学艺优秀论文奖（2013年第三届）、广东省妇女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3年）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