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科技贸易博弈的严峻形势给中国科技情报界敲响了警钟。历史和现实均说明一个事实: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需要体系应对;而体系应对所需要的则是体系能力。在发展和安全统筹兼顾的国家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对情报、情报事业和情报体系能力进行深入思考,是中国情报学者不可回避的义务。纵观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史,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第57项规定明确提出了“要迅速、系统地把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开展起来”a,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在西方的严密封锁中发展成长起来,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从底层开始重塑人们对数据的认知,推动情报研究范式和情报工作方式迎来了全新变革,“烟囱式”的孤立情报体系与单一分散的情报能力已然不能满足国内外复杂环境与全科学范式的要求。我国科技情报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情报力量和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暂时难以适应科学技术及决策的综合化趋势。国家战略决策和国家安全发展需要“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时至今日,军事、公安、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体系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结构和模式,各类系统的情报活动也各具特色,但因体制限制、认知差异、分工归属不同等原因,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分离与松散状态,尚未形成整体性情报服务和综合性情报能力,在面对重大事件、重要领域、跨国合作、跨学科研究的情报支持时仍显露出不足之处。情报能力是实现情报事业发展目标所的条件,直接影响着情报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国家科技情报体系能力是运用体系观念对情报能力做出的解读,最终通过在情报工作和情报成果中的运用表现出来。在情报工作的任务情境中表现为实现“全谱扫描、敏锐研判、前瞻预警、醒早眺远”的情报体系感知、刻画和响应能力;在情报成果中体现为将上述能力融入国家科技项目管理和创新研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在“追赶答疑、跨越选评、覆盖前瞻和引领预警”等方面发挥出对国家科技决策的保障作用。信息迷雾是影响正确决策的信息氛围。它的存在尽管增加了情报整序工作的难度,但也为研判情报对象行为主体的意图提供了重要线索。从长远来看,信息迷雾的产生与发展必将长期对情报体系能力的建设构成挑战,情报前瞻感知和情报刻画积累必会成为破解信息迷雾问题的主要抓手。科技情报学术研究与科技情报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学术表现突出的情报机构往往在业务工作方面亦表现出较强的能力。情报理论研究成果内容立足于情报工作的基本使命,着眼于情报分析的核心业务,源于实践的理论往往能够在发展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可以通过发现和预见来指导或引领情报实践,亦可起到存储经验的作用,有利于科技情报实践能力在继承中培养发展。情报科学读书会便是这样一个将情报学术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交流平台,主要由在京的科技情报、国防科技情报、竞争情报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自发组织。读书会年度主题从赛博空间(2012年)、大数据(2013年)、情报分析(2014年)、跨界与批判性思维(2015年)、融(2016年)转换到了“治与智”(2017年)、“悉与析”(2018年)、“不确定性”(2019年),再到近年来的“信息迷雾”(2020—2021年)和“回鉴与预见”(2022年),情报研究思辨特色显著,所秉持的平等、分享和“悦读”理念让人感受情报学术底蕴的醇厚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