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把握，其源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先秦开始，民众对月令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知识精英也从不同层面推动月令文化品质的提升。这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汉代倡行“以经治国”，在行政改良、法制损益、礼制改革等方面，不断援引《礼记·月令》，从而将天子施政的立意，从朴素的“因自然”提升到神圣的“顺天意”高度。然而，随着国家力量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演化，地方豪族不断兴起，并逐步取代基层官吏，成为地方社会日常生产的组织者、生活的管理者。他们组织依附民及族民，依时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手工副业、商品买卖和文化教育等。这种转变在《四民月令》中得到具体而集中地呈现，此后，一系列“地方岁时记”不断涌现。由此，秦汉月令实现了从“王制”到“民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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