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从中心到边缘(1750-1850年英国伦敦郊区化动因研究)》的构思和写作,源于笔者曾读到的一段话:“这可以说是一个悖论:无论是公众百姓还是那些对于城市问题有学术和专业兴趣的人,常常对城市中常见和重复发生的现象知之甚少,反而对其不寻常的特征了解更多:特殊的建筑和结构——这些常常只占据相对较小的地域——和主要的公共建筑被人们详实地记录下来,而那些决定了大多数人居住环境的普通区域则被视而不见。有关英国郊区发展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便是一个明证……这并不是说关于郊区的著述很少,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少小说家、诗人、记者都写过有关郊区及郊区生活的书籍,而是说对郊区及其发展历史、原因、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太少,尤其是英国城市的郊区化问题,远远没有获得足以与其在世界城市文明史上的重要性相称的重视。”英国城市郊区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正是这一点促使笔者开始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动向。在阅读相关著作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伦敦是英国非常早发展起来的城市,到近代早期已经成为英国的政治、贸易、制造业和文化中心,基本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各种功能。这种特殊性导致它在18世纪后期就开始出现郊区化的萌芽,而这时其他地区的主要城市或刚刚开始城市化,或还没有开始城市化。而伦敦在英国以及后来的大英帝国中的巨大影响力,又使其郊区化模式迅速传播到英国其他城市以及欧洲大陆和北美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地区具有普遍的示范效应。正是伦敦郊区化进程中的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兴趣,这也成为笔者选择“伦敦郊区化的动因”作为研究主题的初衷。一方面,英国城市历史尤其是伦敦郊区化研究的不足是触发笔者对该主题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也使笔者聚焦于郊区化问题。郊区化现象正日益引起我国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近几年来,国内许多大城市迅速郊区化,如北京,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郊区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区,在地域上日益划分为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圈层;广州在城市新区开发和市政建设的影响下,也充分表现出入口向中心区外围快速扩散的趋势。针对这种现象,许多学者把郊区化作为解决我国城市人口压力、土地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一个良方,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我国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具体国情的差异,导致我国郊区化建设偏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轨道,应该加以有力的控制。笔者亦试图通过对伦敦郊区化进程以及各种动因的分析,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顺利发展提供某种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