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缘何路径去梳理或探讨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研究，恐怕都绕不开一个人——费正清（1907-1991）。以法国为中心的传统汉学通常是运用历史学、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以古典为事象展开对中国作为知识客体的研究，虽然客观上有着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但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纯知识型的学问。而在现实主义至上的美国，由于与商业与国家利益的勾连，当汉学移植到美国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与欧洲汉学的人文科学精神相殊，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呈现出社会科学的特征。美国汉学是伴随着中美贸易开始的，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有传教士，还有外交官，他们除了研究中国语言、中国经典外，还在中国创办了报道中国现实的报纸、翻译了法律著作、出版了有关早期中美关系的著作，有的对中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出版了有关中国西藏地区、中国人口的专著。所以，在美国现实主义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费正清，无怪乎选择了被汉学忽略的近代中英外交史作为切入点，并敢于单枪匹马地闯人中国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二战后由其开创的“区域研究”——中国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成长和壮大，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研究的中心由此从法国转移到美国。费正清对中国学的开创之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前瞻性认识及贡献，使其成为中国学的一代宗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不仅目睹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且直接参与了诡谲多变、错综纠葛的中美交往。从闭塞的美国中西部的清教徒后代，到暮年大英帝国的学生，到派驻到腐朽的国民党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再到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大学教授，现实语境的沧桑变迁，自我身份的变换更迭，没有改变他始终如一的学术焦点——中国，并且在自我身份建构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美国中国学。如他本人所言：“历史学家是他自己历史的一部分。我不相信无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性”，“试图去抛弃主观价值标准的社会科学家是在欺骗自己”。①费正清一生著作等身，成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至少44本专著（部分与他人合作），主编或联合主编至少18本论著，发表了187篇论文，与他人合撰18篇，为别人专著撰写序言52篇，发表书评160篇，尚不包括大量的专访及声像材料。甚至直到他1991年9月14日去世前两天，还亲自把刚刚完成的《中国新史》交到哈佛大学出版社。费正清奇特、丰富的人生经历及其复杂、多变的学术思想，使其本人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对象。二战以后，在西方学界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开始兴起，美国史学界开始对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冲击一反应”中国研究模式提出挑战。在中国学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费正清的研究热潮持续不衰，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开展的批判。应该说，这些基于学理的批判没有错误，但某种程度上都忽略了费正清其时所处的现实语境。《费正清中国学思想研究》试图挖掘费正清中国学思想变迁背后的语境，从而对其中国学的形成、发展、变化进行一种较为客观的分析、批评，以期对当代世界语境下中国特色文化话语权的构建，能有所借鉴。《费正清中国学思想研究》首先回顾了费正清的生活历程和学术生涯，梳理了他的学术渊源，总结分析了他的中国学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有别于传统汉学的主要特色。四位引其入门的大师韦伯斯特、马士、拉铁摩尔和蒋廷黻，其中前三位是外交史研究专家，而马士和拉铁摩尔既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专家又是近代中国外交的直接参与者，蒋廷黻是近代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他们影响下一开始就进入汉学家不屑一顾的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其对中文文献的利用又使他不同于前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宗教家庭背景和学术官僚身份产生的学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观念，课题研究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基金会和政府的支持，让他的中国学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有人认为费正清的中国学就是一种官方中国问题研究，费正清本人也获得了“学术企业家”的称号，其学术的客观性常常受到质疑；麦卡锡主义之后，费正清整合了美国东西部分裂的中国学机构，形成了全国性的集团化协作的中国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网络，六十年代的两次环球学术旅行，使中国学在全世界得到扩张；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出于战争的需要成立了战略情报局，集中了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来自全国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情报分析中的综合运用给费正清的中国学以很大的启发，战后，他在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班上邀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前来授课，并将这些社会科学理论应用到他的首本专著《美国与中国》撰写之中，因而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方法成为他的中国学另一大特色。因此，我们可以把费正清开创的中国学称之为西方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以来的首次范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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