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凭借其学术的敏感性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对先秦诸子的教育经济思想作了全方位探讨,有不少亮点和特色,具体来讲:一是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原创性的研究特别是理论上的创新相对缺乏。学科理论的创新不单单是学科知识线性累进的结果,往往还伴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一定的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化”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作者立足教育经济学对诸子思想展开研究,恰似提供了一副“显微镜”,可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先秦诸子的思想,促其升华、转生;作者立足诸子学对其中的教育经济思想进行探讨,正像提供了一副“放大镜”,可帮助我们探流溯源,聚焦教育经济思想产生的源头;作者深入剖析先秦诸子教育经济思想的内涵特征并揭示其影响,又如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可帮助我们审思当前的研究,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二是研究方法的适切性。学科思想史的梳理往往采用回溯的办法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在此基础上再做出恰当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能否保证经典作家的“原意”不被研究者曲解而得以客观呈现,是衡量该研究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尺。也就是说,基于原始文献的阐释,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作者将客观的文献法与主观的阐释法结合起来,在“以经典文献为据”和“适度阐释理解”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平衡和张力,既使原典中蕴含的教育经济思想客观地开显出来,又避免了用学科理论去套解学科思想,做出了使“理解”与“原意”相呼应的努力,研究的尺度是合适的,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三是文献材料的可靠性。先秦诸子并没有教育经济专论,其教育经济思想多隐现在如《论语》《管子》等综论性文献中,研究时需首先对原始文献从头至尾仔细梳理筛选,勾剔条陈,以形成真正有价值的手头可用文献,这需做大量的文献甄别、分类等工作。作者拥有训诂学学科背景,加之用力颇深,所以能较全面地把握占有文献资料,几无或较少遗漏掉重要的文献资料,能够做到用可靠的一手材料说话,根据文献和史实进行分析,作出判断,得出结论,体现了严谨的研究态度和较扎实的学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