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斯·韦伯原初构想中，中国古代法是作为映衬西方近代法的绝对的“他者”般的存在，其“普遍法律史”构想了一幅从中国法、印度法、伊斯兰教法，经历古犹太教法、中世纪天主教法，直至西方近代法（尤其德国法）的、准线性的法律“合理化”发展图景。但韦伯对各大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又使其意识到历史事实与这一清晰图景存在抵牾：帝制中国的家产官僚制法中既存在“非理性”成分，又存在“合理性”成分，而在近代西方私法（甚至是在韦伯最为推崇的德国私法）和公法政治中也都存在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反法制型支配”的“非理性”要素。在具体地界定和叙述东西方法律时，韦伯不得不面对和处理这些矛盾。而他的具体处理方式，则暴露了他的价值观、情感和认识论局限。在明晰这些局限后，我们可以再次拾起韦伯那些充满创造性的概念工具，并借助更丰富、公允的当代经验研究，来展开理论与经验间的对话。中西之间的差异并不绝对，对异与同的界定常常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认识论，而认识论又经常取决于现实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取向。在21世纪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我们完全能够主张一种更为平等的中西对话，以及更具包容性的法律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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