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物产广博，生物遗传资源极其丰富，是种质遗传资源大国。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种业科技是农业经济竞争的核心，更是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代种业是科技含量极高的产业，不仅形成了现代生物科技育种的全新模式，更属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变革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供给需要的回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为我国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促进种业科技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基。一方面，种业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耕地面积有限，人均耕地面积较低。在此条件下要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应从促进科技进步的环节寻找出路，从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研发高产粮食新品种角度着手。历史的来看，优良作物品种的培育与推广能够成为农作物产量稳定增长的重要来源。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0.6万亿斤增长至超过1.3万亿斤，其中优良粮食品种实现了近半的贡献率，成为粮食丰收与稳定主要商品粮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振兴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业育种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战略部署以来，我国种业科技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与突破，自主育种作物种植面积超过90％，科技发展加速促进中国种业大发展格局形成。[ ]但是，在肯定种业科技为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仍应认识到种业科技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譬如，私人种子企业育种研发的动力来源于研发成果的经济回报，但我国的育种方法以不同作物品种间杂交为主，育种研发投资面临研发风险高、回报周期较长的弊端，诱发种子企业育种研发激励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致使我国具备育繁售一体化能力的种子企业数量尚少，大部分种子企业不具备育种能力，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种子企业存在巨大差距。[ ]又如，种质遗传资源是种业科技的核心资源，更是育种创新的前提条件。尽管我国为生物物种资源大国，种质遗传资源数量多且分布广，但又面临国内育种研发对种质遗传资源转化利用能力不足与优质种质遗传资源向境外流失的双重困境，造成我国坐拥世界第一大种子市场却大量蔬菜、花卉等重要作物种子被国际种业巨头把控的不利局面。[ ]再如，激励育种科技创新最终需落实为研发人的育种收益，但同时亦产生作为用种人的农民生产成本上升问题，如何在实现育种创新有效激励的同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成为促进种业科技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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