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与思想的意义上，本辑有一些文章是值得推荐的，譬如《“声音”的技艺与修辞：郭沫若的战时演讲动员》，以及《论川藏茶马古道与藏地文学的现代新变》，还有《小报缘何写新诗——（晶报）文人的新诗接受机制与另类建构》，等等。这些文章无疑挖掘出了许多知识，然而这些知识是有意味的知识，它们的书写形成了各自的召唤结构，有可能带来新的理解和进一步思考。演讲这件事，历史悠久，读《尚书》，许多文字即从口吻可知，那就是演讲，譬如《牧誓》。那么到了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演讲与我们的演讲传统之间，何处有“通”，何处是“变”，这里可以挖掘者甚多，而思想和意义将呼之欲出。至于茶马古道与藏地文学，这一对词语本身就带来激动和想象，知识的考据能够形成某种对历史的新认知甚至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新理解。于是，文章里的知识就成为有较大意义的知识。那时候，藏地文学在汉地现代与藏地传统之间，加上遥远印度的可能性影响，构成了一个动态结构，让人联想到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另外，《晶报》与新诗的问题，值得细致探寻。知识的发掘描绘了“新”与“旧”之间富有历史感和意义空间的风景，可以协助我们摆脱新文学史的某些成见。知识的意义生成可能，与学术研究的视野有关。有学者提出了大文学研究的系列命题，值得重视。大文学研究可以扩大研究视野，而 重要的是，让知识的意义经由“大”的研究而有“大”的意义。实际上，研究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演讲，这也是大文学研究。演讲经过记录和发表，形成了文本，然而这样的文本 了一般的文学文体学，属于大文学范围。同时，演讲的时候，声音本身构成了另一个文本，而声音是“讲”的方面，演讲者还有“演”的方面，在“演”和“讲”之外，还有听众、环境、历史背景“诸元”，共同形成一个文本，一个 了记录稿、发表稿的 大的“大文学”文本。在此，我们可以参考蒋荣昌《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关于文学文本的新理解。知识是新的，发现是新的，重要的是，可以召唤对文学和历史的新认知，诱发新思想。大文学研究，除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大文学”之外，还有作为研究方法的“大文学”。本辑《瘟疫的科学性来源——近现代中美科学小说里的人种论述及其想象》，可以视为在方法意义上的大文学研究。跨学科研究原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重要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起来，在科学与小说之间，在瘟疫与隐藏在瘟疫的历史及其叙述之中的意识形态之间，因跨越而有了新的知识、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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