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性别、种族、宗教、地域等身份政治元素的讨论逐渐占据世界舆论场的中心，与此同时，道德审判又诡异地呈现出越发保守与严苛的面貌，仿佛在这个越发动荡、危险的世界中，个体生命的尊严只能通过身份认同来彰显。然而，身份政治已经逐渐显露出它的后果——世界被撕裂成一座座孤岛，人与人的联结越发艰难；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消费主义的无孔不入，信息与数据的过度生产和控制，我们被物化为无差别的欲望主体，一个符号，一串程序，甚至与他者的边界都因同质化而显得可疑：我们惊惶不安地想确认的不是“身份”，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与位置；我们真正想守卫的不是一段关系，而是与真实的人类建立起的联结。那么，我们这些身份不明又一无所有的现代人，要如何找到自己，又该如何相爱呢？ “No woman is an island-ess.”克丽丝·克劳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杰出的示范。 女性，艺术家，39岁，已婚，这是克丽丝的社会身份。在一次拜访中，她疯狂地爱上了丈夫的同事迪克，并开始和丈夫一起给迪克写情书。“已婚夫妇会经常这样为了写情书而通力合作吗？”“西尔维尔，这位教授普鲁斯特的欧洲知识分子非常善于分析爱情的细枝末节。”作为丈夫，西尔维尔对自己进行了一场精神分析： “这是自去年夏天以来，克丽丝第一次这般兴高采烈、情绪饱满。既然他爱着克丽丝，就不忍心看到她伤心。也有可能是他正在写的那本有关现代主义与纳粹大屠杀的书遇到了瓶颈，或是对下个月即将重返教学工作感到恐惧。还有一种可能，他是个变态。” “艾玛（西尔维尔将克丽丝比作包法利夫人）刚开始迷上你时，简直是对我残存自尊的严重打击。我们的性生活又变得充满活力，起因却是一项全新的色情行为：给你写信，迪克。每一封信不都是一封情书吗？ 迪克，自从我开始给你写信，我写的都是情书啊。而我之前并不知道的是，这些情书其实是我写给爱情的信，其实是我在腼腆地重新唤醒在相当压抑的情感下休眠的力量。” 在给迪克写情书的过程中，不仅是婚姻关系的双方获得了对爱情的别样理解和久违的性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给迪克写信，她逐渐意识到，迪克只是一个被用来投注爱意的对象，一个不重要的客体： “亲爱的迪克，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杀了你。你变成了我‘亲爱的日记’……” 而这样的迷恋，其实更像是一场实验，一场案例研究： “相比游戏，这更像是个项目。我在给你的那些信里写下的每个字都是真心的，但同时，我开始将其看作一次最终能了解爱情和迷恋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她从中找到了作为抒情主体的“自我”： “谁应该有发言权，又是为什么呢？这才是唯一的问题。” 她的谈论范围从个人的感情扩大到自己的事业，扩展到对文学、艺术、哲学、精神分裂、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扩大到对他人与世界的关切： “如果因为女性囿于‘个人化’而未能创造出‘普世‘艺术，那为何不把“个人化”变得普世起来，使其成为我们艺术的主题呢？” 有趣的是，克丽丝将这些书信寄给了迪克，并以这些为素材举办了一场展览： “这些信件似乎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一种介于文化批评和虚构作品之间的文体。你曾经说过，你多么希望按照这个思路来改造你们学校的写作课程。你愿意让我在我明年3月的文化研究研讨会上读一段吗？这似乎向着你所倡导的对抗性表演艺术前进了一步。” 而这本《我爱迪克》，便是这场展览的文字版本，是克丽丝的精神自传，同时，它也是一场抽象浪漫主义的爱情游戏，一部革命性女性主义邪典小说，一册20世纪文化批评研究合集，一本艾玛•包法利自己写的《包法利夫人》……克丽丝以如此自觉而健全的写作提供了一种珍贵的想象：我们可以从欲望的海洋与数据的洪流中夺回身体和感知，重新成为一个“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自我，但它存在着，而借由写作，你可以设法捕捉到自我的变化。”；并与其他“人”建立确凿的联结——“我们坠入爱河，是希望能把自己固定在对方身上，不再坠落。” “迪克，我知道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你会明白信中所述都是真的。你明白这个游戏是真实的，或者说比现实更真实，比它所意指的一切都更真实。” “我爱迪克”，这是一句炽热而坦荡的单恋声明，也是一场革新书信体的文学实验，更是一份英勇的女性主义宣言——关于如何使用第一人称来言说，以及女性如何重新生成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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