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理论创新方面，该书首先对主流经济学难以兼容文化问题研究的困境进行了系统研究。斯塔雷特（Starrett）空间不可能定理以及斯拉法（Sraffa）提出的规模经济与空间竞争均衡冲突，是空间经济问题研究无法绕过的两个重要命题。该书通过准确厘定文化等无形要素的间接价值及其空间非完全流动性，不仅对经济空间的属性及其特征进行了重新阐释，也重新构建了将文化要素纳入主流经济理论的逻辑路径。地域文化等区域性要素禀赋在经济空间上的差异性分布是形成经济空间均质或非均质特征的根本原因，也最终导致了现实经济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的对立统一。其次，基于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分析范式的深刻反思，该书将文化及其经济的认同性影响纳入了传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通过准确厘清文化认同对消费者偏好、生产者偏好以及分工和经济集聚的影响，系统揭示了文化认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该书研究结论显示，现实经济世界中的消费者偏好和生产者偏好并不是完全凸性，而是在跨文化空间中表现为一定的非凸性。因此，现实经济实践中的规模报酬必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递增性质；而消费者在不同空间进行消费并且存在空间成本时，仍然存在边际消费效用规律成立下的消费者均衡。这种理论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为空间经济均衡分析形成了有益补充和完善。最后，文化对经济福利是否具有影响？无疑，这是经济学文化向度复归所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该书基于文化变量对新福利经济学消费者偏好的非凸性影响，对文化参与经济活动的间接价值进行了补偿变化和等价变化两种形式核算。其结论表明，文化对消费者偏好无差异曲线的非凸性影响，导致了消费者对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这种需求数量的变化使市场均衡时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有相同方向的增加。上述结论对于我国高质量发展也有积极的启示：继续提升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既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平衡和充分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实践创新方面，首先，该书对“一带一路”代表性共建国家的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分类特征进行了系统、翔实的调研，并进一步整理和提炼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特征，系统分析了上述差异性文化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影响。从研究结论上看，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不同文化间存在着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人文精神、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共建国家不同文化之间仍存在着很强的相通性和包容性，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积极影响。其次，该书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我国的文化和经贸交流合作现状进行了系统、翔实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共建国家“一带一路”的国际文化认同进行了测度与分析。该书研究结论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无论是东亚文化国家、南亚文化国家，还是中东文化国家和东欧文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认同水平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亚文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认同程度zui高，而东欧文化国家与中东文化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而表现为较快的文化认同程度和水平的提升。再次，由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东亚文化国家、南亚文化国家、中东文化国家以及东欧文化国家间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差异性特征，并且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范围和程度也明显不同。因此，该书对“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也进行了系统分析，不仅分析了不同文化类型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的差异性影响因素，也测度了不同地域文化类型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水平，并对共建国家“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程度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该书基于共建国家“一带一路”文化认同影响因素分析，并结合文化认同对我国与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动态检验，最终从宏观视角总结和提出了促进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文化认同的路径，并对相应的保障体系做出了制度性设计和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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