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文化认同

　　日本人的文化认同，是在与外来文明的持续接触与交融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自上古时期以来，日本在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不懈地探寻着自身的独特定位，这一过程贯穿于其民族意识、语言体系、宗教观念及社会思潮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日本列岛与东亚大陆及朝鲜半岛距离适中，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既促进了与大陆及半岛的频繁文化交流，又确保了日本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发展。绳文人与弥生人的历史融合，为日本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日本早期并未形成独立的文字系统，加之早期中国史书对日本的零星记载以及日本民族早期记忆的模糊性，一直给日本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带来了不小的困惑与挑战。8世纪初成书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起初主要是为了证明天皇家族统治的正统性，而到了13世纪后半叶，它们逐渐被用来宣扬“神国”观。在语言层面，日本人巧妙地借鉴汉字，发明了假名与训读法，使得汉语与日语实现了深度融合，这对日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近代时期曾兴起过“去汉字化”的运动，试图通过限制汉字使用或改用罗马字来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汉字最终因其与日本文化、思维方式的紧密联系而得以保留。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与传统文化的复杂纠葛与相互依存。在宗教与思想领域，日本更是展现出了融合与对立的双重特质。江户时代的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提出了“神儒融合”的主张，试图在本土神道与中国儒学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然而，国学者如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则不遗余力地排斥外来文化，这种执着追求背后，折射出日本在面对文明中心时的文化自卑感与身份焦虑。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收与抵抗，为日本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增添了新的维度。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倡导全面效仿西方，推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而冈仓天心等人的“兴亚论”则标榜亚洲一体性，实则掩盖了日本的殖民野心。战后，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等思想家深刻批判了传统天皇制与军国主义，呼吁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而津田左右吉、铃木大拙等人则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以禅宗或传统价值观回应现代性带来的挑战。总之，日本人的文化认同在民族特殊论与文明中心模仿或对抗的两种范式间摇摆。这种独特的动态平衡，既赋予了日本快速吸收先进文化养分的能力，又使其在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主体性缺失”的困境。作者指出：日本尚未形成稳固而独特的“轴心”价值体系，而是在“中心”与“边缘”的张力中不断探索与调整。

　　彭曦，1964年生，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博士。代表性论文有“论九鬼周造的日本文化观”（2016年），“广松涉‘物象化’论发生学初探”（2018年），“广松涉物象化论在日本左翼运动中的位置与影响”（2020年）；“The Co-construction of Modern Sino-Japanese Knowledge Systems from Eastern Learning”（2020）。主要译著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2005年），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2010年）、加藤周一《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2010年）、中西进《日本文化的构造》（2013年）、《九鬼周造著作精粹》（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