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安石传》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笔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穷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昔刂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而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ダ、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东明民或遮宰相为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买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罚轻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ぁ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穷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为龙图阁直学士，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传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维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增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诗，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庐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
字元泽，为人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以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祟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撰《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实遵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殊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遂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也。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闻强记，为文动笔如飞，观者服其精妙。举进士高第，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货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竞之风。寻再召试，又固辞，乃以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
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居顷之，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拜，遂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神宗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隋乱，子孙又皆昏愚，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神宗曰：“卿所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未几，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世务。”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实，毁卿于时事不通；赵、唐介数以言扦塞，惟恐卿进用。卿当立变此风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籴；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惟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向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输钱，于是赋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以金帛为抵当，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及诸县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习于游惰，不复务农。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立赊贷之法，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而天下骚然矣。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ダ、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前宰相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乞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称疾，求分司，神宗不许。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神宗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当令吕惠卿谕旨。”翌日，安石入谢。因为神宗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于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安石乃视事。
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而以子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求避位，遂拜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成，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会安石子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为吕惠卿所误，每叹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廷。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安石配享神宗庙，而夺其王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之行，欲胜天下以长，而决督厉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与？公既以其高自处，而视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与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间而入。反复排击之馀，法制数易，民眩于听，官易其常，始嚣然索其平和敦庞之气。独程淳公尝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语，诚深知公所为。病若是，而归基祸之过于公，于情未称，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平生展错，无出于使还一书，读之有古人畎亩翻然之志，而后世顾以公相业疑之。然公业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书也？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抚州，而命沐为序。沐尝从先生得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辄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书。
《绍兴重刊临川文集》叙绍兴重刊《临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庐詹大和甄老所谱而校也。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近岁诸贤旧集，其乡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闽浙，顾此郡独因循不暇，而詹子所为奋然成之者也。纸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谓客曰：“读书未破万卷，不可妄下雌雄。雠正之难，自非刘向、扬雄莫胜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闽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讹舛尚多。念少迟之，尽更其失，而虑岁之不我与也，计为之何？”客曰：“不然。皋，苏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律。刘，杨不世出，天下未尝废书。凡吾所为，将以备临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备而忘其大不备，士夫披阅，终无时矣。明窗净榻，永昼清风，日思误书，自是一适。若览而不觉其误，孙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虽刘、杨复生，将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叙。
《王临川文集》后序邑侯应君云刻荆公集成，余适东探禹穴，窥石梁、雁荡而归，属序其后。呜呼，是文献之所存也。夙志系焉，虽不敏，其何敢辞！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其未尝刻，意殆亦无授，视昌黎所志子厚者远矣。乃顾寥落，不得与欧、苏诸集并流天下。抚，虽公桑梓之区而亦无刻焉，岂非世儒疵公相业、横议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书临川文集后》嘉靖丙午秋八月，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谓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复有所赘？然窃惟公之相业，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变法之故尔。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而其端绪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虽不敏，不敢过避焉。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心迹不明，则名实不正，名实不正，则爵禄废置、生诛予夺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与神宗之事，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治平、熙宁之际，上元刂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时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所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宫室，眷求义德，与图治理，诚旷世一出，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节行文章，既已大过于人，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当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书，究极治体，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规模别。继论时政，则语意益切，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贾太傅之痛哭，刘贤良之剀切，可谓异世同符矣。有臣如此，盖亦旷世一出，人君所当虚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时势所值，又当否泰安危、往来消长之际，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创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则减价而粜，惟富民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颖滨此论，则公所行青苗钱之法也。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齐，子皮之于郑，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贷而得民。验之于今，则前此陕西一路，已翕然称便矣。然则青苗钱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则国强，民少则国弱，兵无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来，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则亡命之辈。于是始聚百万之兵而仰食于县官，非如汉、唐之初，有事则擐甲胄以蹈行陈，无事则服田积谷以广军储。冗而无制，则老弱参半，而不堪战斗；聚而不散，则偃蹇骄隋，而易于为乱。而上下以为得计，方且尽用衰世刻之术，剥吾民以之。及不可用，则又为之俯首以事骄虏，而使此辈自安于营伍之中。况是时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剧盗，如王伦、张海辈，肆意横行，建旗鸣鼓，官吏逢迎入城，与之宴饮，虽有番戍之兵，如入无人之境。兵制之坏，莫甚于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于训练齐民，使皆可战，稍复府兵之旧，以减募兵纾民力。当时，苏东坡极言养兵之害，而欲训练州县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绪，乃以渐推之于天下，始但隶于司农，以捕盗贼相保任，继乃肄习武事，定其赏罚，而隶于兵部，其政令一听于枢密。盖公所以计之者审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到中叶，役法大坏，产破家亡，视为常事，而衙前州役为甚。韩绛则言，民有父自经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与母析居，以图避免者。司马公则言，自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则已目为富户，抉充衙前。吴充则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义聚者。然则当役之家，出钱以雇役，坊郭、女户、品官之家，敛钱以助役，官又为之卖坊场、给闲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无异词，乃著为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诸天下，而亦各从其便以为法。此则雇役法之大略也。诸路上供，岁有定数。年有丰凶，故出办有难易；道有远近，故劳费有多寡。典领之官，专务取赢，内外不相知，饶乏不相补，四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而农民重困，国用无馀，于是均输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尝不欲抑之以惩游末，亦未尝不欲厚之以通货贿。其于民也，固尝补助于耕敛之时，又欲周给于祭祀丧纪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为厚也。今虽万室之邑，然货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赊且贷者，已不赀矣，而况都会之地哉？公之所以创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贾，备经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继尔。
诸监既废，赋牧地以佐刍粟，诸兵骑战，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之马，复从官给。番部养马，既不常行，各边市马，又患不足。此户马保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户马则蠲科赋，保马则蠲征役，而马又皆从官级也，藉使犹或少厉于民，则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国固可使乏马，马顾可使独在边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马，岂皆官养之邪？若夫熙河一带，西控吐番，东蔽泾、凉，夏人右臂，实维兹地。若使彼间而取之，则岂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陇复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无论也，此公所以锐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虏，虽惭于纳赂，亦怯于用兵。惟怯故彼得肆无厌之求，惟惭故此常怀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惭，则亦骄之以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辽，且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他如销并军营，修复水利，罢诗赋，颁经义，与夫方田之法之类，虽若纷然并出于一时，然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之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是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青苗钱之放，专为资业贫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称之息，司马、韩、欧诸公既极言此钱不可放，则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贫弱可也，乃徒讼此之非利，而不顾彼之为害，何邪？苏东坡论雇役，至谓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纪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如三不足之说，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尝如是也，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恶公而半反其法尔。
昔者桓公举夷吾于士师，而委之以国。夷吾乃为之作内政，兴盐策，委币以敛州县之谷，守准以御轻重之权，举齐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且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桓公卒赖其计以成九合之功。子产之相郑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举郑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虽国人孰杀子产之谣，叔向将亡多制之书，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火何为”，又六月火现而郑果灾之先见明验，亦锐然行之，而无所疑畏，卒之郑赖以安，虽晋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卫鞅之于孝公，尽取秦法而更为之，尽取秦民而束缚驰骤之。虽甘龙辨说之烦，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数，而鞅终不为沮，卒之国内大治，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彼数子，诸侯之贵臣尔，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冒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萏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将然蹄而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问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国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实行于其间，未有舍法度而可以为仁义者也。或乃谓公不务其本而专事法度，然则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说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则壤，以制国用。《周官》一书，理财最备，而大《易》明著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训，盖古之人未尝讳理财也，后儒始忌讳尔。而或病公专言理财，然则国非其国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据经泥古，尊三代而羞汉、唐，至有欲复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试尔，如其试焉，能不如公之丛谤乎？当时一伊川在朝，其事权视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胜其丑诋之多，则于公又何言哉？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常时，言新法可不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即相，章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况熙、丰之用章，公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为之乎？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名实者，政事之本，治乱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详其本末，权其轻重，而折诸天，以正名议辟，美恶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礼乐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汉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观、宣、靖、绍兴、开禧之间，大臣之贤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议，或虽议而未尽其罪，或适得本罪而未诛其意。乃公独以体国之忠、救时之志，而蒙众恶皆归之谤，使后世干蛊兴事之臣，戒于覆辙，而妒贤嫉能之辈，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万世名实之不正也。
虽然，公亦不得无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渐也，况于人事哉？而公乃谓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时，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为训。而公乃谓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当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断，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动生谤议。公之意见，偶蔽于此。故于异议之人，概以谗说罢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异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诛罚胜之，岂子产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尝谓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鲧。其平昔议论如此，所以不恤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邪？数者，公之罪也。虽不无不幸于其间，然律以皇极无有偏党好恶之义，谁能为公讳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协，偏蔽犹存，不能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涣天下之群，故虽遭逢谊辟，而沮挠牵夺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尧、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异议者之势，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与之至情正义于天下后世。然则后之儒者，其毋以影响未试之学而自许太过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为王治之本，而毋以议论胜事实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国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将群疑终不亡而事功终无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为公既也。此予所知以天之无意于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贵之势，而久于其道，乃顾出齐桓、管仲诸人之下耶？是为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后学章衮汝明谨书应云刻书跋荆国文公古诗十三卷，律诗二十一卷，挽词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诗、古赋、乐章、铭赞一卷，书疏一卷，奏状一卷，札子四卷，内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论议九卷，杂著一卷，书七卷，启三卷，记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词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状、墓表一卷，墓志十卷。旧闽、浙、苏、吴俱有刻，公梓里临川顾缺无传。予忝牧以来，每用为慨，谋梓之，购善本而无从也。走取家藏旧本，雠校而翻刻焉。于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经，与韩、柳、欧、苏、曾氏卓然成七大家，并传海内，当与日月争光。岂以刻不刻为公重哉？忆予少小时，侍先君古愚公，论宋史至熙宁，奋袂哨公。先君厉声曰：“稚儿毋乃剿说。”时惭退，不知所云。异时游四明，泛鉴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陆离，与山光水色争雄竞丽，心目眩瞀，不可揽结，盖私极爱慕，愿为执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读，不忍去手，然直谓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种种有成迹可按，鄞民至今赖之。乃喟然叹曰：“若公者，岂独长于文已乎？岂独能于宰已乎？”夫隆污者，道也，成败者，数也。公动稽尧、舜，心表天日，乘时遇主，谓《周官》往轨，运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岂专任自信之过哉！一时名贤，弗克和衷，胥匡变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学本经术，才弘经济，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杰然一人豪也。一咻众排，甚者冤以靖康祸本此，非所谓剿说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二十二世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临川县知县后学象山应云谨识。
《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国史经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别出后集八十卷。与史志参错不合。今世所行本实止一百卷，乃绍兴十年郡守桐庐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黄次山为之序。次山谓集原有闽、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录者各据所见，故卷数互异欤。案：蔡绦《西清诗话》载，安石尝云：“李汉岂知韩退之，辑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云云，皆王平甫诗。”陈善《扪虱新话》所载亦大略相同。据二人所言，则安石诗文本出门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当时已议其舛错，而叶梦得《石林诗话》又称蔡天启称荆公尝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诗，然不能举全篇。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之，终莫之得。肇明为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诏编定其集，顾蔡绦与昂同时，而并未言之。次山序中只举闽、浙本而不称别有敕定之书，其殆为之而未成欤？又考吴曾《能改斋漫录》称荆公尝题一绝句于夏文扇，本集不载，见《湟川集》。又称荆公尝任鄞县令，昔见一士人，收公亲札诗文一卷，有两篇今世所刊文集无之，其一《马上》，其一《书会别亭》云云。是当时遗篇逸句，未经搜辑者尚夥。其编订之不审，有不仅如《西清诗话》所议者。然此百卷之内，菁华具在。其波澜法度，实足自传不朽。朱子《楚辞后语》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斯诚千古定评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
此临川曾孙珏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旧所刊行本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父亲笔刻石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绍兴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王珏谨题。”又有总目，惟载某卷之某卷某体诗某体文；其细目载每卷之前。目后即接本文。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书中桓字作“渊圣御名”，构字作“御名”，慎、敦、廓字不缺笔。虽有后来修版，谬误不少，而原书尚是绍兴旧刻可知。核之明翻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挽辞中少苏才翁挽辞二首，集句中少《离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诗云：“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枝柯蔫绵花烂熳，美锦千两敷亭高。晴沟涨春绿周遭，俯视红影移渔ザ。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际彷佛秦人逃。攀条弄芳畏腕晚，已见黍雪盘中毛。仙人爱杏令虎守，百年终属樵苏手。我衰此果复易亏，虫来食根那得久。瑶池绀绝谁见有，更值花时且追酒，君能酪酊相随否。”案，此诗不似集句，疑当时误编入也。（《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元刊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庆历三年进士，累除知制诰、翰林学士。熙宁三年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罢。八年再入相，九年罢。谥文公。其婿蔡卞兄京，崇宁初秉政，诏配文宣王庙，后撤。《宋史·艺文志》、《书录解题》同载集一百卷。安石曾孙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盐茶公事王珏，于绍兴辛未孟秋旦日谨题云：“曾大父之文籍，旧所刊行，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以曾大父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瞿氏恬裕斋藏宋刊百卷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与此本行款同，前有吴澄幼清序，云：“宋政和间官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靖康之祸，官书散失，私集竟无完善之本。金溪危素好古文，慨公之集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之，凡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悉。请予序其成。”又杨士奇跋此书云：“欧、苏、曾、王四家全集，今书坊皆无刻版，独北京有《临川集》版在国子监旧崇文阁，而所缺十一。用之永乐八年扈从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既已补录，遂以吴草庐先生所为序冠诸首。”此版心间有嘉靖五年补刊之叶，岂即北京本欤？有宗伯学士之印，韩印世能、玉山世家、潜夫诸印。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有《云东诗钞》。（《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七。）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刻明印本）
《荆公文集》，世鲜宋本。乾、嘉以来藏书家如百宋一廛、爱日精庐皆称极富，其所著录不过明椠，它可知矣。此本前有吴草庐序，称危太朴搜索诸本，增补校定。其实以宋版加以修补，掩为新刻，又间有嘉靖五年刊补之叶，知此版明时尚存，宋刻十有六七。宋讳如竟、让、县、惩、完皆缺末笔，桓字注“渊圣御名”，盖绍兴中曾孙珏所刻，元明以来递有修版。此本虽系明印，而宋椠面目俱在，良可宝也。光绪纪年开秩上元前一夕，盛铎识。（《木樨轩书题记及书录》）
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残卷跋《荆公文集》今世通行者以明嘉靖本为最善，然嘉靖本实源出绍兴十一年所刊，即此本是也。其版至明时尚存，后归入南京国子监，故流传印行至多。余曾于南中收得全帙，就新刊校勘一过，撰有题记。此残本为刘君翰臣所赠，存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至六十九，凡二十三卷。其中所存宋刻约十之九，字画颇为清朗，盖视余藏全帙摹印在前也。忆昔年观书于广化寺京师图书馆中，架底存明刊《临川集》八九册，余检视之，正为绍兴所刊。因告典守者更签题，缘其棉纸莹洁，字体方严，骤视之与明刻正无以异。至今追思之，其纸幅尺寸，墨采浓淡，视兹帙正同，颇疑藏大库时本一部，而先后分析者。第未审合并之后能否再为完帙耳，俟暇时当详检之。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双栏，版心下方记刊工姓名，字体端丽，雅近欧阳率更。避讳至严，桓字注“渊圣御名”，构字注“御名”，此亦南宋初镌之一证也。壬申天中节，装成记之。（《藏国群书题记》卷十三。）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缺卷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
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有孙右、魏二、魏达、魏可、何卞、文立、施光、陈宗、陈通、陈伸、江清、余亮、余全、余表、叶林、阮宗、吴晖、潘明、胡右、胡、李彪、林选、余才。宋讳完、慎不缺笔。此书字体朴厚浑劲，纸细洁坚韧，厚如梵夹。每叶钤“向氏珍藏”朱文长印楷书，纸背为宋人简启，多江淮间官吏，有邵宏渊、查、汪舜举、洪适、张杰，许尹、张运，吴、唐杰、张安节，李简诸人。（刘翰臣藏，辛未三月入都见示。）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存卷一至七○。）
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八分，宽四寸八分，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大字疏朗。序目失去，自卷一至三十六为文，卷三十七至七十为诗，然无碑志哀祭诸体，知是未完本也。卷一第一首为《上皇帝书》，与绍兴本以诗为首者编次不同，《临川集》之异本也。钤有金泽文库、赐芦文库木记。按：余故人颖川君居江淮之交，（谨案：指宝应刘启瑞翰臣。）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与此同。然余以为视此可贵者有三：原书楮墨精湛，且纸背皆宋人交承启札，笔墨雅丽，真可反覆把玩，此可贵者一也。寮本无序目，于是谈者妄生揣测，以为即真赏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录完全，仍为一百卷，不过次第与绍兴本异耳，而积疑赖此尽释矣，此可贵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罗钞之外者，此可贵者三也。余尝言于东都耆宿，约异时寮本刊行，余当为作缘，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以尽珠联璧合之美，无使盈盈一水，终古相望，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以上二则并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四“集部”上。）
残宋本《王文公集》跋昔华中甫真赏斋有宋百六十卷本《临川集》，见丰人翁《真赏斋赋》，而义门何焯氏在国初既言其不可觏，则其为希觏之笈亦可知也。而说者谓荆公之集，绍兴辛未其曾孙珏所传刻者最完。其作百六十卷者徒分析其卷帙耳。珏之刻本，今藏罟里瞿氏。又有元时翻本，今藏钱唐丁氏。赏与明嘉靖庚申抚州覆绍兴詹大和刻本历校宋、元二本，其卷帙相同，而异同亦相若。闽、浙二本，皆非其所手定。而《石林燕语》亦称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其所谓“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终莫之得。至宋季有金陵、麻沙、临川、浙西数刻，当时搜罗既难，编订又粗，竟不能穷其全也。日本图书寮有残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诗集数卷而己。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陆存斋《群书校补》据《宋文鉴》、《宋文选》、《播芳大全》、《能改斋漫录》，以补明覆詹本之缺，尚不过十馀篇，与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开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而门下侍郎薛昂肇明实主其事。此书依其同异考之，盖肇明所编次也。卷一至卷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卷十四制诰，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启，卷二十五传，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杂著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记，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诗，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诗。半版十行，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笔，于构字下注云“御书”，则此书高宗时依薛本所入梓也，并王珏所未见矣。日本岛田翰跋。（见《艺风藏书再续记》卷七。）
《王荆公诗注》题辞《王荆公诗》五十卷，雁湖先生李壁季章笺注。予十年前购得华山马氏所藏元刻本，间取通行《临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题字亦增损互异，乃叹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也。史称季章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今《雁湖集》既不存，其他著录亦尽逸，惟是书见称艺林，而流布绝少，因重锓之，以广其传。俾嗜古者得窥先生之蕴涵，识临川之意匠，而并可正俗本之纰缪，殆如景星凤凰争先睹之为快已。乾隆辛酉上巳后五日武原张宗松题于清绮斋。
《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李壁撰。考《宋史》及诸刊本，壁或从玉作璧，然壁为李焘第三子，其兄曰，曰塾，其弟曰，名皆从土，则作璧误也。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初以荫入官，后登进士，宁宗朝累迁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谥文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其谪居临川时所作。刘克庄《后村诗话》尝讥其注“归肠一夜绕钟山”句，引韩诗不引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句，引《庄子》不引卢鸿一《唐彦谦语》，指为疏漏。然大致捃摭搜采，具有根据，疑则阙之，非穿凿附会者比。原本流传绝少，故近代藏书家俱不著录。海盐张宗松得元人椠本，始为校刊。集中古今体诗，以世行《临川集》校之，增多七十二首。其所佚者，附录卷末。考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开禧初，韩平原欲兴兵，张嗣古觇敌，张还，大拂韩旨，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词，阶是进政府云云。是壁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堕其家声。其人殊不足重，而笺释之功，足裨后学，固与安石之诗均不以人废云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覆刻宋本《王荆公诗笺注》跋李文懿注荆公诗，较《临川集》多古今体七十二首。《晁志》惟载卷目，《直斋书录》差详。《覃溪集》中有二跋，已备采之。世行元椠，经刘辰翁删评，多失其真。宋本惟此十七卷，及序目三卷，孤帙流传，不绝如线。覃溪言，庐弓父校李注，将其卷尾所谓《补注》者，移置于本诗之下。考《补注》乃是临川曾景建所为，非出雁湖手，以语弓父，始追悔而已无及。案庐学士钞补元椠，旧在善本书室，此宋本归吴兴刘氏，缪艺风前辈曾假影摹，今据以上版，写手未合古意，略存形似耳。覃溪又言，前贤于山谷诗任注、半山诗李注序叶残字，皆访求珍录，盖古人一字之遗，后人皆得据以考证。此本幸存弱半，其珍重为何如耶！
宋本每半叶七行，行大小字十五，注语有元刂补挤写者，及各卷后有庚寅增注及抽换之页，即曾景建所补。刘华甫序作于嘉定七年守眉时，言其门人李西美以是书版行。元椠刘将孙序，称东南仅刻两本，眉久废，抚亦落。皆翁跋所未及。丹棱李氏，史学名家，雁湖为巽言第三子，其弟有《皇宋十朝纲要》，后来井研李微之、江阳李好德，咸以掌故擅称吾蜀，先贤遗序，所当表章也。癸亥仲春，江安传增湘。
《艺云精舍书目》《荆公诗注》存宋版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三十四卷至三十八卷、四十八卷至五十卷，钞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卷。按所记与此本不同，廿七、廿八复出，似非一本，而其馀八卷又适足互补，他家未见著录，不知犹在世间否？附记俟考。（《藏园群书题记》卷第十三集部三宋别集类。）
《王荆文公诗注》五十卷（李壁注。存卷一至三，十五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共十八卷。）
旧写本，九行二十一字。前有魏了翁序，次目录，全。卷首有翁覃溪（方纲跋语并诗，录如左：
“乾隆戊戌秋，海盐张明经芑堂（燕昌）语余，曾于杭州见宋椠李雁湖注王半山诗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廿三之廿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有较近日刻本多出数条者，并以箧中所钞魏鹤山序见示。后二年庚子秋，同年卢抱经学士来都，谈及是书，则抱经影写一本，（今审是过录，非影也。）因乞抱经寄其本来假抄之。又后二年壬寅春，抱经自山右驰书至杭，取其写本至京，余得借录，正十七卷。检杭堇浦诗集有集奚氏翠玲珑馆，适有以宋椠李雁湖《王荆公诗注》残本求售者云云，乃知此是足本之残者。然堇浦、抱经，芑堂皆不著其锓板之式及开雕之郡邑岁月，而此宋椠残本今藏谁氏亦莫可考也。予昔年得宋椠施注《苏诗》，今得借抄李注王诗，皆原本之未经后人删乱者，而又皆是残本，事之相合固有如此者哉！既命小史审录而精校之，爰与张刻本同装于箧。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五月二十七日，是日小暑，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北平翁方纲识。”“陈《直斋书录解题》云：《注荆公集》五十卷，参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谪居临川时所为也。助之者曾极景建，魏鹤山为作序。庚寅是绍定三年，雁湖以前八年卒，则增注者其即景建欤？鹤山序称石林尝参预大政，今以洞霄之禄里居，此序在嘉定七年，则雁湖居临川亦不甚久。其酬景建诗云‘新有千丝明晓镜，旧无一画赞宵衣’，盖居临川时所作也。”“从芑堂借抄得魏鹤山《荆公诗注》序志喜二首：奇哉许魏序，失得恰同之。（刻山谷诗注者，以不见鄱阳许尹序为憾，刻荆公诗注者，不见此序，今予皆得之。）更补丹陵传，曾充大涤祠。低徊元事，恻怆中兴时。朱十题名石，追亦未迟。（序云石林尝预大政，今以洞霄之禄里居，按朱竹望《洞霄宫提举题名记》失载李壁名，以《宋史》本传证之，当在嘉定时也。）山谷任天社，荆公李雁湖。逞时谐谑语，今竟补遗乎。宝气吾斋聚，精灵异代俱。东街报钱子，未可炫书厨。（石前年题余所藏宋本施注《苏诗》云：“借还子与吾，吾斋敝簏不曾无。得山谷任天社，伴以荆公李雁湖。”云云。石所抄任注及所购李注皆有阙者，今故调之。）
右二诗丁酉五月藁本，今得抄足本，补录其诗于此。”“借抄宋本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诗》足本，喜而有赋六首：青松夹路碧嶙峋，曾话三生舍宅因。对镜千丝搔白发，重教补注记庚寅。此使归来老眼空，墨煤临汝吊春风。峨峰万卷凭高阁，忽落浮岚暖翠中。眉山老守临邛客，编辑初推薛肇明。笑共鄱阳许尹例，吾斋双璧抵连城。（任注山谷诗旧时抄本皆无许鄱阳序，予年前始抄得之。）禁骚杜句发挥多，新本删来可奈何。大涤题名论旧事，城东尚恐失搜罗。（雁湖注中附诗，厉樊谢《宋诗记事》颇有失者。）苏斋日日篆烟香，任史签同┑注黄。拟并君家《说文》序，重开小楷仿欧阳。（世所行《说文》五音本，即雁湖之父巽崖所编者，今刻本皆删去其序，予以宝苏自名其室，室中藏宋椠施注苏诗并抄足本黄山谷诗任渊注内集，史容注外集，史季温注别集。其宋椠施注则吴兴傅稚汉儒仿欧阳率更楷书也。）故人手札廿三年，师友勤劬感后先。（予所藏李注张刻初印本是己卯春朱东江前辈所赠，其手题之字尚在卷前。）今日杭湖数耆宿，遗文道古傥同编。（予初见杭堇浦《道古堂诗集》，始知此宋椠本在杭，因访求数年，今始得之。）
右六诗今年二月稿，即以柬抱经学士者，今将抱经答书草稿原迹粘附于后。盖每卷后庚寅补注，抱经过录时已并归入前注矣，予因致抱经书言及之也。（予所抄任注黄诗后亦有补出之注，予刻不敢并也。”）
“夺于纷冗，久未作书侯安为歉！承询李雁湖注《荆公诗》，弟所见十七卷即张芑堂所见是已，卷后元有‘庚寅增注’，计叶数不过一两纸，不足别见，故抄时各按次第即补入卷中，彼时未必取《宋史》校勘。今得兄指示，始知补注非出雁湖手明甚，惟记注中记考试一条并见，稍不熨贴，馀者无不安也，且有复出者，亦省去矣。尚有目录一册与张本同，惟后哀挽卷中有一诗，目中却不载入，不知何故。张本系由元人刘须溪本出而去其评耳。雁湖名壁，下从土，其兄弟皆然，以五行相生之序，其父从火，其子则从土，俗间书作圭璧之璧，误也！前月弟恳借太元首本，幸留意。并候近安不一。覃溪大兄同年侍史（年愚弟）文绍顿首（四月十一日。”）（《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二。）
元大德本《王荆文公诗》后跋《王荆文公诗》，李雁湖笺注，先六世祖尝得华山马氏元刊五十卷本，于乾隆辛酉之岁，覆刻行世。中经洪、杨之乱，板久散佚，书亦不易得矣。余幼嗜此书，访求十余年，既官京师，始得之。是书自元大德刊行后，未有别椠。《四库》著录，亦吾家刻本。日本有翻雕者，然中土流传绝少。先人有言，“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又引乡贤姚叔祥语，谓“藏书于家，但知秘惜为藏，不知传布为藏。”余悚然，以是为惧。顾原书弟三十卷、弟五十卷失去两末页，亟思搜补，以偿先人未竟之愿，再谋剞劂。偶检定都杨惺吾参赞《日本访书志》，有朝鲜活字本，完善无缺，且附年谱。亟遗书往索，既得杨君慨焉录寄，欣感交集，即思付印。曾有欧美之行，事遂中止。归未及期，复观国变。俯仰身世，百念俱灰。抚兹遗编，怆然不知涕之何从也。是时故家藏书多坐兵燹散出。江安傅沅叔同年，自京师来访，谓道出苏州，见有元刊本，为季沧苇故物，已为余购留。展之，则弟三十卷、弟五十卷两末页无存，而年谱且有撰人名氏。沅叔劝以此本影印，谓留存须溪评点，虽违先志，然不失昔人面目，亦祖庭遗训也。余以失去他卷十余页，仍非足本，未遽决。友人日本长尾雨山先生谓彼国宫内省图书寮有是书，可以摹写，且引为已任。不数月，以写真版来。所缺之十馀页，仅欠其一，复就江南图书馆所储残本补之。考雁湖初作此注，有魏鹤山序。先人尝搜求未得为憾，后从长塘鲍氏钞录补刊。晚印之本，多有载此序者。而吾六世祖已不及见矣。乌程刘翰怡京卿，尝得残宋本，其魏序固存。余请于翰怡许我假印，冠诸简端，亦以继先人之志也。惺吾初从朝鲜本录示刘将孙、母逢辰两序，文中称荆公为文正，亦稍有不可句读者。余始犹疑之，迨余本撤装摄影时，年谱前夹线中忽露残纸两段，因悟是必刘、母两序之馀。其是以致疑者，或朝鲜手民之误欤。因并存之。夫以一书之微，阅数百年，将就淹没，乃有人起而绵续之，而又故留其缺憾。待百数十年后，仍假其子孙之手，使其先代所引为缺憾者，而一一弥之。其书欲亡而卒不亡，是岂得谓造物之无意耶！抑亦血脉相承，虽更历数世，为精神有所祈合，而古昔之人，与生存者固隐：有相通之道也。岁在壬戌，距乾隆辛酉为百有八十年。影印既竣，谨识其缘起如右。海盐张元济。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笔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寻召试馆职，不就。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穷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阁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昔刂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
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而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覆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ダ、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东明民或遮宰相为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买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罚轻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ぁ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穷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为龙图阁直学士，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鞠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传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伪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榜诋之。
华亭狱久不成，以属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议，取邓绾所列惠卿事，维他书下制狱，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且讼安石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发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安石暴绾罪增云：“为臣子弟求官及荐臣婿蔡卞”，遂与亨甫皆得罪。绾始以附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相倾，绾极力助攻惠卿。上颇厌安石所为，绾惧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亨甫险薄，谄事以进，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诗，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辨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庐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
字元泽，为人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安石力主其议，盖兆于此。举进士，调旌德尉。
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时安石执政，所用多少年，亦欲预选，乃与父谋曰：“执政子虽不可预事，而经筵可处。”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以所作策及注《道德经》镂板鬻于市，遂传达于上。邓绾、曾布又力荐之，召见，除太子中允、祟政殿说书。神宗数留与语，受诏撰《诗》、《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
安石更张政事，实遵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殊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遂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东都事略·王安石传》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也。父益，都官员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闻强记，为文动笔如飞，观者服其精妙。举进士高第，佥书淮南节度判官。召试馆职，固辞，乃知鄞县。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货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竞之风。寻再召试，又固辞，乃以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
提点江东刑狱，入为三司度支判官，献书万余言，极陈当世之务。居顷之，除直集贤院，累辞，不获命，始就职。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拜，遂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以母忧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宁府，召为翰林学士。初入对，神宗曰：“方今治当何先？”安石曰：“以择术为先。”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隋乱，子孙又皆昏愚，所以独见称述。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常以为高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以中人为制也。”神宗曰：“卿所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从容与卿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Ι；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Ι、傅说之贤，亦必为小人所蔽，因卷怀而去耳。自古患朝廷无贤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则贤人虽欲自达无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岂能使朝廷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乃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Ι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未几，除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既执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经术不可施于世务。”神宗曰：“朕察人情，比于卿，有欲造事倾摇者。朕常以吕诲为忠实，毁卿于时事不通；赵、唐介数以言扦塞，惟恐卿进用。卿当立变此风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陈升之同领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籴；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籴，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惟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向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输钱，于是赋敛愈重。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以金帛为抵当，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什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骄傲，侵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拓之志，故置保甲。乃藉乡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又令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及诸县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习于游惰，不复务农。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立赊贷之法，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而天下骚然矣。
自安石变法以来，御史中丞吕诲首论其过失，安石求去位，神宗为出诲。御史刘琦、钱ダ、刘述又交论安石专肆胸臆，轻易宪度，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亦继言，皆坐贬。同知谏院范纯仁亦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罢谏职。吕公著代吕诲为中丞，亦力请罢条例司并青苗等法，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安石变法非是，以次罢去。
前宰相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乞罢诸路提举官，依常平旧法行之。奏至，安石称疾，求分司，神宗不许。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当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神宗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当令吕惠卿谕旨。”翌日，安石入谢。因为神宗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流俗相为轻重。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轻重，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是于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安石乃视事。
熙宁三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御史刘挚陈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罢，知杂御史谢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
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而以子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安石率群臣入贺，神宗解玉带赐之，以旌其功。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间见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损之。安石重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悦，求避位，遂拜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明年，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三经义》成，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初，吕惠卿为安石所知，骤引至执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为也。会安石子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又辞使相，乃以左仆射为观文殿大学士。元丰三年，封特进，改封荆国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为吕惠卿所误，每叹曰：“吾昔交游，皆以国事相绝。”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初，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廷。崇宁三年，配享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从祀；后又罢安石配享神宗庙，而夺其王爵。
初，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凡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先儒传注既尽废，士亦无复自得之学，故当时议者谓：“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己。”安石又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重为毁诋，而安石不恤也。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皆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八年不复召，而恩顾不久衰云。弟安国、安礼，子。臣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主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王《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临川文集》序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业者，其皆与天下共焉而不以己与者乎？未尝无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无所长，而慊然其不敢恃。虚怀夷气，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强转运，尝行于韬光挫锐之中。守此而犹有意外不可尽睹之情挠乎其间，则虽有不韪之名，涉似之迹，犹受而甘之，益外砻其所未融，而内浚其所未至，此非独以求济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万物为一体，以己与焉，则阻隘阂隔，不联不贯，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国经，殊才积势，取给于赞决，有非以一己能遍察而独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操瑰玮孤特之行，竣于矜己以收其声，持决督厉之用，必于责人以速其效，是卑处散地效一官者则可尔。据宰相之尊，将奉其君以厘新大业，天下方狃其旧而不吾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即其雅度夷气，能收其形于外，而潜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厕于胸臆，则几微不能自掩，声音笑貌，无以渍灌于物。始而矜，中而胜，终而固争，迨夫情愤惋而词乖激，才易事愤，而天下始不胜其弊矣。矜己而卒于谤，责人而卒于叛，背于道而求济，宜其难矣。
宋荆国王文公尝相神宗，悯日弱之势，睹积弊之时，方欲变法更制，举其主于尧、舜。而公以平生卓绝之行，精博之学，处得君之地，观其注意措手，规局旨趣，三代以来，一人而已。然其时每一法出，则天下皆骇而争，攻击疏分，曾无虚日。比公不安而去，虽其所尝荐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谓为邪，而靖康之祸，或归其邮于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犹得辞其过于后，而公以尧、舜、伊、周之心，卒用为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后世几称过乎？嗟夫，如公者，岂非所谓瑰玮孤特之行，欲胜天下以长，而决督厉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与？公既以其高自处，而视天下莫并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与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间而入。反复排击之馀，法制数易，民眩于听，官易其常，始嚣然索其平和敦庞之气。独程淳公尝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语，诚深知公所为。病若是，而归基祸之过于公，于情未称，亦抑有由也。公文章根柢六经，而贯彻三才，其体简劲精洁，自名一家。平生展错，无出于使还一书，读之有古人畎亩翻然之志，而后世顾以公相业疑之。然公业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书也？德安吉阳何先生巡抚江西，悉厘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于抚州，而命沐为序。沐尝从先生得闻天地万物一体之学，辄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后之相天下者。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江广两省学政刑部郎临海后学王宗沐书。
《绍兴重刊临川文集》叙绍兴重刊《临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庐詹大和甄老所谱而校也。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王元之、杨大年笃尚音律，而元献晏公臻其妙。柳仲途志、穆伯长首唱古文，而文忠欧阳公集其成。南丰曾子固，豫章黄鲁直，亦所谓编之乎诗书之册而无愧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门，晚跻元献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鲁直称为不朽。近岁诸贤旧集，其乡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闽浙，顾此郡独因循不暇，而詹子所为奋然成之者也。纸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谓客曰：“读书未破万卷，不可妄下雌雄。雠正之难，自非刘向、扬雄莫胜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闽浙之故耳，先后失次，讹舛尚多。念少迟之，尽更其失，而虑岁之不我与也，计为之何？”客曰：“不然。皋，苏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律。刘，杨不世出，天下未尝废书。凡吾所为，将以备临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备而忘其大不备，士夫披阅，终无时矣。明窗净榻，永昼清风，日思误书，自是一适。若览而不觉其误，孙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虽刘、杨复生，将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为我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黄次山季岑父叙。
《王临川文集》后序邑侯应君云刻荆公集成，余适东探禹穴，窥石梁、雁荡而归，属序其后。呜呼，是文献之所存也。夙志系焉，虽不敏，其何敢辞！惟公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长雄一代。然其未尝刻，意殆亦无授，视昌黎所志子厚者远矣。乃顾寥落，不得与欧、苏诸集并流天下。抚，虽公桑梓之区而亦无刻焉，岂非世儒疵公相业、横议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业，明道、象山之论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陆党焉，此与儿童之见何异，然窃尝怪之。公以间世之英，气魄盖世，负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学，其不迩声色，不殖货利，难进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有为之君，而帅行先王之法意，虽其条理弛张或未尽善，彼其志盖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议鼎沸，一时攻讦成风，至诋为奸邪，其故何哉？圣道绝而学术裂也。夫圣人，是非之准也。春秋贤卿大夫，其见称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独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及其摄相，未几而诛乱政大夫勤帅后阝费，岂群情之所趋哉！彼亦睿圣独见治乱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国，岂鲁三都比耶？乃有洞见乱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与哉！世丧道千有馀年，非实得其他坠绪如濂溪、明道者，固难优于春秋贤卿大夫，至其束私见而挛故习，虽贤者不免焉，则是非之谬于圣人久矣。何者？见有所囿则蔽于睹远，意有所诧则乐于党同，其势然也。
昔充国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议，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观之，虽庸人无疑也。而其始，举朝异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张之者哉！宋之中叶，国势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辽夏为急，犹人痈疽并发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无甚作楚，因谓之安。公既洞见天下之势，逆知夷狄之祸，而独忧之。故每启昭陵以“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晋武、梁武趋过目前”为戒。盖欲早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盖将通壅滞，实藏府也。诸贤既罔或齐公之见，怪其行用，而客气胜心以逞，又复攘臂其间。讦以为直，不孙为勇，夫子之所恶也，而世以为贤。甚至撄人心，挟天变，以要其上而党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尽罢新法而后快。则彼虽幽、厉之政，宜可反而中兴，复文、武之境土矣。乃顾自贻绍圣之戚，因循而致靖康之祸，卒使中国沦陷，一如公所忧者，果谁执其咎。而顾横加诸公，是尚为有是非之心乎？使继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学善其后，则于公有光矣，岂至沦胥以败哉？当时问相之对博举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虽然，公自谓用志精则知人明，乃亦不知荐以自代，何邪？一时英望之去多公素与，公意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还之，与乐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说，而公不从，卒贻后悔，非亦有所蔽与？公谓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忧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贰其志，岂非自任以至诚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乌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为蔽，不精于圣学之过也，于诸贤何独尤哉？至其洞见幽远，图患于未形，虽圣人不易也。其后忠定因水灾而忧虏变，盖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钦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御击恢复诸策亦卒夺于谗议而几危其身，况公图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祸极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乱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变之后，则横议之祸流也。夫学术不明，使下无公论，上无信史，蔽人心而夺国是，卒亡宋于虏，岂独使公负重毁于后世哉！此余所以重为千古发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详矣。后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陈申公述郑亚之言以序李集，谓其“蕴开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难平戎之策，垂经天纬地之文。”公虽未尽得先王之道也，将不优于斯语乎？善读公集者，当自得之矣。应侯，宁波人。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侯习闻之，故梓其集于临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后学陈九川叙。
《书临川文集后》嘉靖丙午秋八月，临川邑侯象川应君，刻《荆国王文公集》成，谓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陆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庐吴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纯疵得失，犹方员之囿于规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复有所赘？然窃惟公之相业，所以未能成先资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变法之故尔。二公之言，虽已抉发隐义，提挈宏纲，而其端绪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虽不敏，不敢过避焉。夫善观人者必验乎心迹，善为治者必核乎名实。心迹不明，则名实不正，名实不正，则爵禄废置、生诛予夺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与神宗之事，岂非千万世名实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治平、熙宁之际，上元刂下弊，纲纪法度，根本枝叶，无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虽容色言动，无异少时，然纵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缠绵胶锢，待时而发，此盖断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时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势，将欲大有所为，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宫室，眷求义德，与图治理，诚旷世一出，人臣所当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节行文章，既已大过于人，而道德经济又独以身任之。当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书，究极治体，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时变，与区区随世迁就诸人，规模别。继论时政，则语意益切，岌然如祸乱之逼乎其后，贾太傅之痛哭，刘贤良之剀切，可谓异世同符矣。有臣如此，盖亦旷世一出，人君所当虚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时势所值，又当否泰安危、往来消长之际，然则公与神宗所以悉心谋议、创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为之志于天下，岂但君臣之分义则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当时常平仓，司马公所谓“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钱之害小，废常平仓之害大”者也。然积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时既无补于贫民，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辈。况谷则减价而粜，惟富民为能应其粜，谷贱则增价而籴，惟富民为能应其籴，贫民下户，既无可粜，又不能籴，势不免于借贷。苏颖滨曰：“天下之人，无田以为农，无财以为商，禁而勿贷，不免转死于沟壑。使富民为贷，则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颖滨此论，则公所行青苗钱之法也。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齐，子皮之于郑，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贷而得民。验之于今，则前此陕西一路，已翕然称便矣。然则青苗钱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敛补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则国强，民少则国弱，兵无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来，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则亡命之辈。于是始聚百万之兵而仰食于县官，非如汉、唐之初，有事则擐甲胄以蹈行陈，无事则服田积谷以广军储。冗而无制，则老弱参半，而不堪战斗；聚而不散，则偃蹇骄隋，而易于为乱。而上下以为得计，方且尽用衰世刻之术，剥吾民以之。及不可用，则又为之俯首以事骄虏，而使此辈自安于营伍之中。况是时京东、京西、淮南诸路剧盗，如王伦、张海辈，肆意横行，建旗鸣鼓，官吏逢迎入城，与之宴饮，虽有番戍之兵，如入无人之境。兵制之坏，莫甚于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于训练齐民，使皆可战，稍复府兵之旧，以减募兵纾民力。当时，苏东坡极言养兵之害，而欲训练州县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绪，乃以渐推之于天下，始但隶于司农，以捕盗贼相保任，继乃肄习武事，定其赏罚，而隶于兵部，其政令一听于枢密。盖公所以计之者审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到中叶，役法大坏，产破家亡，视为常事，而衙前州役为甚。韩绛则言，民有父自经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与母析居，以图避免者。司马公则言，自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则已目为富户，抉充衙前。吴充则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义聚者。然则当役之家，出钱以雇役，坊郭、女户、品官之家，敛钱以助役，官又为之卖坊场、给闲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无异词，乃著为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诸天下，而亦各从其便以为法。此则雇役法之大略也。诸路上供，岁有定数。年有丰凶，故出办有难易；道有远近，故劳费有多寡。典领之官，专务取赢，内外不相知，饶乏不相补，四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而农民重困，国用无馀，于是均输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尝不欲抑之以惩游末，亦未尝不欲厚之以通货贿。其于民也，固尝补助于耕敛之时，又欲周给于祭祀丧纪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为厚也。今虽万室之邑，然货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赊且贷者，已不赀矣，而况都会之地哉？公之所以创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贾，备经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继尔。
诸监既废，赋牧地以佐刍粟，诸兵骑战，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之马，复从官给。番部养马，既不常行，各边市马，又患不足。此户马保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户马则蠲科赋，保马则蠲征役，而马又皆从官级也，藉使犹或少厉于民，则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国固可使乏马，马顾可使独在边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马，岂皆官养之邪？若夫熙河一带，西控吐番，东蔽泾、凉，夏人右臂，实维兹地。若使彼间而取之，则岂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陇复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无论也，此公所以锐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虏，虽惭于纳赂，亦怯于用兵。惟怯故彼得肆无厌之求，惟惭故此常怀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惭，则亦骄之以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辽，且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他如销并军营，修复水利，罢诗赋，颁经义，与夫方田之法之类，虽若纷然并出于一时，然君以尧、舜其民之心坚主之于上，臣以尧、舜其君之心力赞之于下，要皆以为天下而非私己也。诸臣若能原其心以议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广以究未明之义，损益以矫偏胜之情，务在协心一德，博求贤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谤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哗然而议者新法也。台谏借此以贾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誉。远方下吏，随声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党，而政事之堂，几为交恶之地。且当是时，下则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为倡乱之端，远则未有二虏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逊之语，而缙绅之士，先自交构横溃，汹汹如狂，人挟胜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抑其为议，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苏颖滨尝言官自借贷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钱之非；司马公在英宗时，尝言农民租税之外当无所与，衙前当募民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苏东坡尝言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罢之类是也。有事体相类，自来行之则以为是，公行之则以为非。如河北弓箭社实与保甲相表里，苏东坡请增修社约，并加存恤，而独深恶保甲法之类是也；青苗钱之放，专为资业贫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称之息，司马、韩、欧诸公既极言此钱不可放，则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贫弱可也，乃徒讼此之非利，而不顾彼之为害，何邪？苏东坡论雇役，至谓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乐，若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似此之类，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论，亦非曲尽利害之︳谟，宜公概谓流俗，而主之益坚，行之益力也，一时议论，既如此矣，而左右记注之官，异时纪载之笔，又皆务为巧诋，至或离析文义，单摭数语而张皇之。如三不足之说，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尝如是也，然则当时所以攻新法者，非实攻新法也，恶公而半反其法尔。
昔者桓公举夷吾于士师，而委之以国。夷吾乃为之作内政，兴盐策，委币以敛州县之谷，守准以御轻重之权，举齐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且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桓公卒赖其计以成九合之功。子产之相郑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作丘赋，制参辟，铸刑书，举郑国之政而更张其太半。虽国人孰杀子产之谣，叔向将亡多制之书，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不火何为”，又六月火现而郑果灾之先见明验，亦锐然行之，而无所疑畏，卒之郑赖以安，虽晋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卫鞅之于孝公，尽取秦法而更为之，尽取秦民而束缚驰骤之。虽甘龙辨说之烦，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数，而鞅终不为沮，卒之国内大治，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彼数子，诸侯之贵臣尔，然皆以其计数之审，果敢坚忍，大得逞于其国。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当四海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鱼水，乃顾落落如彼者，时势异而冒忌众故也。夫国内多故，四竟多敌，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与智，众必归之，此管仲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体，本涉优柔，真、仁而降，此风浸盛。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又或高谈雅望，不肯破觚解挛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终岁在闲之马，虽或萏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烧剔之，必将然蹄而然啮。当此时，而欲顿改前辙，以行新法，无惑乎其骇且谤矣。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贾谊年少美才，疏远之臣，慨然欲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绛、灌之徒，虽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谊未尝得政，而文帝直以众人待之也。公令问广誉倾一世，既已为人所忌，加以南人骤贵，父子兄弟，蝉联禁近，神宗又动以圣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横议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公之所以不俚于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国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实行于其间，未有舍法度而可以为仁义者也。或乃谓公不务其本而专事法度，然则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说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即底慎则壤，以制国用。《周官》一书，理财最备，而大《易》明著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训，盖古之人未尝讳理财也，后儒始忌讳尔。而或病公专言理财，然则国非其国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据经泥古，尊三代而羞汉、唐，至有欲复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试尔，如其试焉，能不如公之丛谤乎？当时一伊川在朝，其事权视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胜其丑诋之多，则于公又何言哉？
元丰之末，公既罢相，神宗相继徂落，群议既息，事体亦安。元若能守而不变，循习日久，膏泽自润，孰谓非继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怼，必欲尽罢熙、丰之法。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于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于后，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夷想常时，言新法可不罢者，当不止于范纯仁、李清臣数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备存其说尔。不然，哲宗非汉献、晋惠比也，何杨畏一言，而章即相，章一来，而党人尽逐，新法复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为一党以抗君，终也君子小人各自为党以求胜，纠纷决裂，费时失事，至于易世而犹不知止。从古以来，如是而不祸且败者，有是理哉！公昔言于仁宗，谓晋武帝因循苟且，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弃礼义，捐法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沦于夷狄者二百馀年。又谓可以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恐有无及之悔。由此观之，靖康之祸，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艰难，不避谤议，而每事必为者，固公旦“天未阴雨，绸缪牖户”之心也。况熙、丰之用章，公为之也。元之用章，亦公为之乎？而古今议者，乃以靖康之祸之狱独归于公，无亦秦人枭に参夷之习未忘乎？名实者，政事之本，治乱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详其本末，权其轻重，而折诸天，以正名议辟，美恶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礼乐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两汉之世，由公而后，若崇、观、宣、靖、绍兴、开禧之间，大臣之贤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于司寇之议，或虽议而未尽其罪，或适得本罪而未诛其意。乃公独以体国之忠、救时之志，而蒙众恶皆归之谤，使后世干蛊兴事之臣，戒于覆辙，而妒贤嫉能之辈，引以借口，此吾所以痛悼于千万世名实之不正也。
虽然，公亦不得无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渐也，况于人事哉？而公乃谓论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变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于施为，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圣人于《革》之时，必以“巳日乃孚，革言三就”为训。而公乃谓以物役己，则神志有交战之劳，以道徇众，则事功无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当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断，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动生谤议。公之意见，偶蔽于此。故于异议之人，概以谗说罢之。然禹、皋吁弗，反以相和，周、召异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诛罚胜之，岂子产安定国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尝谓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妨命圮族，而不能舍鲧。其平昔议论如此，所以不恤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邪？数者，公之罪也。虽不无不幸于其间，然律以皇极无有偏党好恶之义，谁能为公讳也？
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来，文章名家累数十，往往退让下风，而莫敢争列，草庐“日星”“海岳”之喻，盖定论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协，偏蔽犹存，不能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涣天下之群，故虽遭逢谊辟，而沮挠牵夺之馀，非惟不足以酬其尧、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异议者之势，使之勇于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与之至情正义于天下后世。然则后之儒者，其毋以影响未试之学而自许太过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为王治之本，而毋以议论胜事实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国比于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将群疑终不亡而事功终无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为公既也。此予所知以天之无意于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贵之势，而久于其道，乃顾出齐桓、管仲诸人之下耶？是为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后学章衮汝明谨书应云刻书跋荆国文公古诗十三卷，律诗二十一卷，挽词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诗、古赋、乐章、铭赞一卷，书疏一卷，奏状一卷，札子四卷，内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论议九卷，杂著一卷，书七卷，启三卷，记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词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状、墓表一卷，墓志十卷。旧闽、浙、苏、吴俱有刻，公梓里临川顾缺无传。予忝牧以来，每用为慨，谋梓之，购善本而无从也。走取家藏旧本，雠校而翻刻焉。于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经，与韩、柳、欧、苏、曾氏卓然成七大家，并传海内，当与日月争光。岂以刻不刻为公重哉？忆予少小时，侍先君古愚公，论宋史至熙宁，奋袂哨公。先君厉声曰：“稚儿毋乃剿说。”时惭退，不知所云。异时游四明，泛鉴湖，公撰述吟咏，勒在木石，璀璨陆离，与山光水色争雄竞丽，心目眩瞀，不可揽结，盖私极爱慕，愿为执鞭久矣。既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读，不忍去手，然直谓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种种有成迹可按，鄞民至今赖之。乃喟然叹曰：“若公者，岂独长于文已乎？岂独能于宰已乎？”夫隆污者，道也，成败者，数也。公动稽尧、舜，心表天日，乘时遇主，谓《周官》往轨，运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岂专任自信之过哉！一时名贤，弗克和衷，胥匡变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学本经术，才弘经济，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杰然一人豪也。一咻众排，甚者冤以靖康祸本此，非所谓剿说者耶？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二十二世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予既刻公文，复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临川县知县后学象山应云谨识。
《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案《宋史·艺文志载》：“王安石集一百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同。晁公武《读书志》则作一百三十卷。焦《国史经籍志》亦作一百卷，而别出后集八十卷。与史志参错不合。今世所行本实止一百卷，乃绍兴十年郡守桐庐詹大和校定重刻，而豫章黄次山为之序。次山谓集原有闽、浙二本，殆刊版不一，著录者各据所见，故卷数互异欤。案：蔡绦《西清诗话》载，安石尝云：“李汉岂知韩退之，辑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密叶花枝少’云云，皆王元之诗；《金陵独酌寄刘原甫》皆王君玉诗；‘临津艳艳花千树’云云，皆王平甫诗。”陈善《扪虱新话》所载亦大略相同。据二人所言，则安石诗文本出门弟子排比，非所自定，故当时已议其舛错，而叶梦得《石林诗话》又称蔡天启称荆公尝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诗，然不能举全篇。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之，终莫之得。肇明为薛昂字，是昂亦曾奉诏编定其集，顾蔡绦与昂同时，而并未言之。次山序中只举闽、浙本而不称别有敕定之书，其殆为之而未成欤？又考吴曾《能改斋漫录》称荆公尝题一绝句于夏文扇，本集不载，见《湟川集》。又称荆公尝任鄞县令，昔见一士人，收公亲札诗文一卷，有两篇今世所刊文集无之，其一《马上》，其一《书会别亭》云云。是当时遗篇逸句，未经搜辑者尚夥。其编订之不审，有不仅如《西清诗话》所议者。然此百卷之内，菁华具在。其波澜法度，实足自传不朽。朱子《楚辞后语》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斯诚千古定评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
此临川曾孙珏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旧所刊行本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父亲笔刻石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绍兴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王珏谨题。”又有总目，惟载某卷之某卷某体诗某体文；其细目载每卷之前。目后即接本文。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书中桓字作“渊圣御名”，构字作“御名”，慎、敦、廓字不缺笔。虽有后来修版，谬误不少，而原书尚是绍兴旧刻可知。核之明翻詹大和刻本，卷第皆同，惟挽辞中少苏才翁挽辞二首，集句中少《离升州作》一首，而多《移桃花》一首。诗云：“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枝柯蔫绵花烂熳，美锦千两敷亭高。晴沟涨春绿周遭，俯视红影移渔ザ。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际彷佛秦人逃。攀条弄芳畏腕晚，已见黍雪盘中毛。仙人爱杏令虎守，百年终属樵苏手。我衰此果复易亏，虫来食根那得久。瑶池绀绝谁见有，更值花时且追酒，君能酪酊相随否。”案，此诗不似集句，疑当时误编入也。（《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元刊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庆历三年进士，累除知制诰、翰林学士。熙宁三年拜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罢。八年再入相，九年罢。谥文公。其婿蔡卞兄京，崇宁初秉政，诏配文宣王庙，后撤。《宋史·艺文志》、《书录解题》同载集一百卷。安石曾孙右朝散大夫、提举两浙西路常平盐茶公事王珏，于绍兴辛未孟秋旦日谨题云：“曾大父之文籍，旧所刊行，率多舛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罹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以曾大父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至于断缺，则以旧本补校足之，凡百卷，庶广其传云。”瞿氏恬裕斋藏宋刊百卷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与此本行款同，前有吴澄幼清序，云：“宋政和间官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靖康之祸，官书散失，私集竟无完善之本。金溪危素好古文，慨公之集零落，搜索诸本，增补校订之，凡若干卷，比临川、金陵、麻沙、浙西数处旧本，颇为备悉。请予序其成。”又杨士奇跋此书云：“欧、苏、曾、王四家全集，今书坊皆无刻版，独北京有《临川集》版在国子监旧崇文阁，而所缺十一。用之永乐八年扈从在北京印二本，以一本寄余。既已补录，遂以吴草庐先生所为序冠诸首。”此版心间有嘉靖五年补刊之叶，岂即北京本欤？有宗伯学士之印，韩印世能、玉山世家、潜夫诸印。世能字存良，长洲人，隆庆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有《云东诗钞》。（《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七。）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刻明印本）
《荆公文集》，世鲜宋本。乾、嘉以来藏书家如百宋一廛、爱日精庐皆称极富，其所著录不过明椠，它可知矣。此本前有吴草庐序，称危太朴搜索诸本，增补校定。其实以宋版加以修补，掩为新刻，又间有嘉靖五年刊补之叶，知此版明时尚存，宋刻十有六七。宋讳如竟、让、县、惩、完皆缺末笔，桓字注“渊圣御名”，盖绍兴中曾孙珏所刻，元明以来递有修版。此本虽系明印，而宋椠面目俱在，良可宝也。光绪纪年开秩上元前一夕，盛铎识。（《木樨轩书题记及书录》）
绍兴本《临川先生文集》残卷跋《荆公文集》今世通行者以明嘉靖本为最善，然嘉靖本实源出绍兴十一年所刊，即此本是也。其版至明时尚存，后归入南京国子监，故流传印行至多。余曾于南中收得全帙，就新刊校勘一过，撰有题记。此残本为刘君翰臣所赠，存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至六十九，凡二十三卷。其中所存宋刻约十之九，字画颇为清朗，盖视余藏全帙摹印在前也。忆昔年观书于广化寺京师图书馆中，架底存明刊《临川集》八九册，余检视之，正为绍兴所刊。因告典守者更签题，缘其棉纸莹洁，字体方严，骤视之与明刻正无以异。至今追思之，其纸幅尺寸，墨采浓淡，视兹帙正同，颇疑藏大库时本一部，而先后分析者。第未审合并之后能否再为完帙耳，俟暇时当详检之。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双栏，版心下方记刊工姓名，字体端丽，雅近欧阳率更。避讳至严，桓字注“渊圣御名”，构字注“御名”，此亦南宋初镌之一证也。壬申天中节，装成记之。（《藏国群书题记》卷十三。）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缺卷四至七、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存七十六卷，又目录二卷。）
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有孙右、魏二、魏达、魏可、何卞、文立、施光、陈宗、陈通、陈伸、江清、余亮、余全、余表、叶林、阮宗、吴晖、潘明、胡右、胡、李彪、林选、余才。宋讳完、慎不缺笔。此书字体朴厚浑劲，纸细洁坚韧，厚如梵夹。每叶钤“向氏珍藏”朱文长印楷书，纸背为宋人简启，多江淮间官吏，有邵宏渊、查、汪舜举、洪适、张杰，许尹、张运，吴、唐杰、张安节，李简诸人。（刘翰臣藏，辛未三月入都见示。）
《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王安石撰。存卷一至七○。）
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八分，宽四寸八分，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栏，大字疏朗。序目失去，自卷一至三十六为文，卷三十七至七十为诗，然无碑志哀祭诸体，知是未完本也。卷一第一首为《上皇帝书》，与绍兴本以诗为首者编次不同，《临川集》之异本也。钤有金泽文库、赐芦文库木记。按：余故人颖川君居江淮之交，（谨案：指宝应刘启瑞翰臣。）家藏《王文公文集》。其版式行款正与此同。然余以为视此可贵者有三：原书楮墨精湛，且纸背皆宋人交承启札，笔墨雅丽，真可反覆把玩，此可贵者一也。寮本无序目，于是谈者妄生揣测，以为即真赏斋之一百六十卷本而佚其半者。此本目录完全，仍为一百卷，不过次第与绍兴本异耳，而积疑赖此尽释矣，此可贵者二也。寮本缺七十以下各卷，此本缺四至六、三十七至四十七、六十一至六十九，共缺二十四卷，而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补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罗钞之外者，此可贵者三也。余尝言于东都耆宿，约异时寮本刊行，余当为作缘，俾以目录及后三十卷增入，以尽珠联璧合之美，无使盈盈一水，终古相望，使后人抚卷而增叹也。（以上二则并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四“集部”上。）
残宋本《王文公集》跋昔华中甫真赏斋有宋百六十卷本《临川集》，见丰人翁《真赏斋赋》，而义门何焯氏在国初既言其不可觏，则其为希觏之笈亦可知也。而说者谓荆公之集，绍兴辛未其曾孙珏所传刻者最完。其作百六十卷者徒分析其卷帙耳。珏之刻本，今藏罟里瞿氏。又有元时翻本，今藏钱唐丁氏。赏与明嘉靖庚申抚州覆绍兴詹大和刻本历校宋、元二本，其卷帙相同，而异同亦相若。闽、浙二本，皆非其所手定。而《石林燕语》亦称薛肇明被旨编公集，遍求其所谓“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终莫之得。至宋季有金陵、麻沙、临川、浙西数刻，当时搜罗既难，编订又粗，竟不能穷其全也。日本图书寮有残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诗集数卷而己。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陆存斋《群书校补》据《宋文鉴》、《宋文选》、《播芳大全》、《能改斋漫录》，以补明覆詹本之缺，尚不过十馀篇，与此本多寡不侔矣。昔政和中开局编书，诸臣之文，独《临川集》得预其列，而门下侍郎薛昂肇明实主其事。此书依其同异考之，盖肇明所编次也。卷一至卷八书，卷九宣诏，卷十至卷十四制诰，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启，卷二十五传，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杂著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记，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诗，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诗。半版十行，行十七字，桓、殷缺末笔，于构字下注云“御书”，则此书高宗时依薛本所入梓也，并王珏所未见矣。日本岛田翰跋。（见《艺风藏书再续记》卷七。）
《王荆公诗注》题辞《王荆公诗》五十卷，雁湖先生李壁季章笺注。予十年前购得华山马氏所藏元刻本，间取通行《临川集》勘之，篇目既多寡不同，题字亦增损互异，乃叹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也。史称季章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今《雁湖集》既不存，其他著录亦尽逸，惟是书见称艺林，而流布绝少，因重锓之，以广其传。俾嗜古者得窥先生之蕴涵，识临川之意匠，而并可正俗本之纰缪，殆如景星凤凰争先睹之为快已。乾隆辛酉上巳后五日武原张宗松题于清绮斋。
《王荆公诗注》五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李壁撰。考《宋史》及诸刊本，壁或从玉作璧，然壁为李焘第三子，其兄曰，曰塾，其弟曰，名皆从土，则作璧误也。壁字季章，号雁湖居士。初以荫入官，后登进士，宁宗朝累迁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谥文懿，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乃其谪居临川时所作。刘克庄《后村诗话》尝讥其注“归肠一夜绕钟山”句，引韩诗不引吴志，注“世论妄以虫疑冰”句，引《庄子》不引卢鸿一《唐彦谦语》，指为疏漏。然大致捃摭搜采，具有根据，疑则阙之，非穿凿附会者比。原本流传绝少，故近代藏书家俱不著录。海盐张宗松得元人椠本，始为校刊。集中古今体诗，以世行《临川集》校之，增多七十二首。其所佚者，附录卷末。考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称，开禧初，韩平原欲兴兵，张嗣古觇敌，张还，大拂韩旨，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词，阶是进政府云云。是壁附和权奸，以致丧师辱国，实堕其家声。其人殊不足重，而笺释之功，足裨后学，固与安石之诗均不以人废云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类六。）
覆刻宋本《王荆公诗笺注》跋李文懿注荆公诗，较《临川集》多古今体七十二首。《晁志》惟载卷目，《直斋书录》差详。《覃溪集》中有二跋，已备采之。世行元椠，经刘辰翁删评，多失其真。宋本惟此十七卷，及序目三卷，孤帙流传，不绝如线。覃溪言，庐弓父校李注，将其卷尾所谓《补注》者，移置于本诗之下。考《补注》乃是临川曾景建所为，非出雁湖手，以语弓父，始追悔而已无及。案庐学士钞补元椠，旧在善本书室，此宋本归吴兴刘氏，缪艺风前辈曾假影摹，今据以上版，写手未合古意，略存形似耳。覃溪又言，前贤于山谷诗任注、半山诗李注序叶残字，皆访求珍录，盖古人一字之遗，后人皆得据以考证。此本幸存弱半，其珍重为何如耶！
宋本每半叶七行，行大小字十五，注语有元刂补挤写者，及各卷后有庚寅增注及抽换之页，即曾景建所补。刘华甫序作于嘉定七年守眉时，言其门人李西美以是书版行。元椠刘将孙序，称东南仅刻两本，眉久废，抚亦落。皆翁跋所未及。丹棱李氏，史学名家，雁湖为巽言第三子，其弟有《皇宋十朝纲要》，后来井研李微之、江阳李好德，咸以掌故擅称吾蜀，先贤遗序，所当表章也。癸亥仲春，江安传增湘。
《艺云精舍书目》《荆公诗注》存宋版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三十四卷至三十八卷、四十八卷至五十卷，钞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卷。按所记与此本不同，廿七、廿八复出，似非一本，而其馀八卷又适足互补，他家未见著录，不知犹在世间否？附记俟考。（《藏园群书题记》卷第十三集部三宋别集类。）
《王荆文公诗注》五十卷（李壁注。存卷一至三，十五至十八，二十三至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共十八卷。）
旧写本，九行二十一字。前有魏了翁序，次目录，全。卷首有翁覃溪（方纲跋语并诗，录如左：
“乾隆戊戌秋，海盐张明经芑堂（燕昌）语余，曾于杭州见宋椠李雁湖注王半山诗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廿三之廿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有较近日刻本多出数条者，并以箧中所钞魏鹤山序见示。后二年庚子秋，同年卢抱经学士来都，谈及是书，则抱经影写一本，（今审是过录，非影也。）因乞抱经寄其本来假抄之。又后二年壬寅春，抱经自山右驰书至杭，取其写本至京，余得借录，正十七卷。检杭堇浦诗集有集奚氏翠玲珑馆，适有以宋椠李雁湖《王荆公诗注》残本求售者云云，乃知此是足本之残者。然堇浦、抱经，芑堂皆不著其锓板之式及开雕之郡邑岁月，而此宋椠残本今藏谁氏亦莫可考也。予昔年得宋椠施注《苏诗》，今得借抄李注王诗，皆原本之未经后人删乱者，而又皆是残本，事之相合固有如此者哉！既命小史审录而精校之，爰与张刻本同装于箧。乾隆四十七年岁次壬寅五月二十七日，是日小暑，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北平翁方纲识。”“陈《直斋书录解题》云：《注荆公集》五十卷，参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谪居临川时所为也。助之者曾极景建，魏鹤山为作序。庚寅是绍定三年，雁湖以前八年卒，则增注者其即景建欤？鹤山序称石林尝参预大政，今以洞霄之禄里居，此序在嘉定七年，则雁湖居临川亦不甚久。其酬景建诗云‘新有千丝明晓镜，旧无一画赞宵衣’，盖居临川时所作也。”“从芑堂借抄得魏鹤山《荆公诗注》序志喜二首：奇哉许魏序，失得恰同之。（刻山谷诗注者，以不见鄱阳许尹序为憾，刻荆公诗注者，不见此序，今予皆得之。）更补丹陵传，曾充大涤祠。低徊元事，恻怆中兴时。朱十题名石，追亦未迟。（序云石林尝预大政，今以洞霄之禄里居，按朱竹望《洞霄宫提举题名记》失载李壁名，以《宋史》本传证之，当在嘉定时也。）山谷任天社，荆公李雁湖。逞时谐谑语，今竟补遗乎。宝气吾斋聚，精灵异代俱。东街报钱子，未可炫书厨。（石前年题余所藏宋本施注《苏诗》云：“借还子与吾，吾斋敝簏不曾无。得山谷任天社，伴以荆公李雁湖。”云云。石所抄任注及所购李注皆有阙者，今故调之。）
右二诗丁酉五月藁本，今得抄足本，补录其诗于此。”“借抄宋本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诗》足本，喜而有赋六首：青松夹路碧嶙峋，曾话三生舍宅因。对镜千丝搔白发，重教补注记庚寅。此使归来老眼空，墨煤临汝吊春风。峨峰万卷凭高阁，忽落浮岚暖翠中。眉山老守临邛客，编辑初推薛肇明。笑共鄱阳许尹例，吾斋双璧抵连城。（任注山谷诗旧时抄本皆无许鄱阳序，予年前始抄得之。）禁骚杜句发挥多，新本删来可奈何。大涤题名论旧事，城东尚恐失搜罗。（雁湖注中附诗，厉樊谢《宋诗记事》颇有失者。）苏斋日日篆烟香，任史签同┑注黄。拟并君家《说文》序，重开小楷仿欧阳。（世所行《说文》五音本，即雁湖之父巽崖所编者，今刻本皆删去其序，予以宝苏自名其室，室中藏宋椠施注苏诗并抄足本黄山谷诗任渊注内集，史容注外集，史季温注别集。其宋椠施注则吴兴傅稚汉儒仿欧阳率更楷书也。）故人手札廿三年，师友勤劬感后先。（予所藏李注张刻初印本是己卯春朱东江前辈所赠，其手题之字尚在卷前。）今日杭湖数耆宿，遗文道古傥同编。（予初见杭堇浦《道古堂诗集》，始知此宋椠本在杭，因访求数年，今始得之。）
右六诗今年二月稿，即以柬抱经学士者，今将抱经答书草稿原迹粘附于后。盖每卷后庚寅补注，抱经过录时已并归入前注矣，予因致抱经书言及之也。（予所抄任注黄诗后亦有补出之注，予刻不敢并也。”）
“夺于纷冗，久未作书侯安为歉！承询李雁湖注《荆公诗》，弟所见十七卷即张芑堂所见是已，卷后元有‘庚寅增注’，计叶数不过一两纸，不足别见，故抄时各按次第即补入卷中，彼时未必取《宋史》校勘。今得兄指示，始知补注非出雁湖手明甚，惟记注中记考试一条并见，稍不熨贴，馀者无不安也，且有复出者，亦省去矣。尚有目录一册与张本同，惟后哀挽卷中有一诗，目中却不载入，不知何故。张本系由元人刘须溪本出而去其评耳。雁湖名壁，下从土，其兄弟皆然，以五行相生之序，其父从火，其子则从土，俗间书作圭璧之璧，误也！前月弟恳借太元首本，幸留意。并候近安不一。覃溪大兄同年侍史（年愚弟）文绍顿首（四月十一日。”）（《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二。）
元大德本《王荆文公诗》后跋《王荆文公诗》，李雁湖笺注，先六世祖尝得华山马氏元刊五十卷本，于乾隆辛酉之岁，覆刻行世。中经洪、杨之乱，板久散佚，书亦不易得矣。余幼嗜此书，访求十余年，既官京师，始得之。是书自元大德刊行后，未有别椠。《四库》著录，亦吾家刻本。日本有翻雕者，然中土流传绝少。先人有言，“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又引乡贤姚叔祥语，谓“藏书于家，但知秘惜为藏，不知传布为藏。”余悚然，以是为惧。顾原书弟三十卷、弟五十卷失去两末页，亟思搜补，以偿先人未竟之愿，再谋剞劂。偶检定都杨惺吾参赞《日本访书志》，有朝鲜活字本，完善无缺，且附年谱。亟遗书往索，既得杨君慨焉录寄，欣感交集，即思付印。曾有欧美之行，事遂中止。归未及期，复观国变。俯仰身世，百念俱灰。抚兹遗编，怆然不知涕之何从也。是时故家藏书多坐兵燹散出。江安傅沅叔同年，自京师来访，谓道出苏州，见有元刊本，为季沧苇故物，已为余购留。展之，则弟三十卷、弟五十卷两末页无存，而年谱且有撰人名氏。沅叔劝以此本影印，谓留存须溪评点，虽违先志，然不失昔人面目，亦祖庭遗训也。余以失去他卷十余页，仍非足本，未遽决。友人日本长尾雨山先生谓彼国宫内省图书寮有是书，可以摹写，且引为已任。不数月，以写真版来。所缺之十馀页，仅欠其一，复就江南图书馆所储残本补之。考雁湖初作此注，有魏鹤山序。先人尝搜求未得为憾，后从长塘鲍氏钞录补刊。晚印之本，多有载此序者。而吾六世祖已不及见矣。乌程刘翰怡京卿，尝得残宋本，其魏序固存。余请于翰怡许我假印，冠诸简端，亦以继先人之志也。惺吾初从朝鲜本录示刘将孙、母逢辰两序，文中称荆公为文正，亦稍有不可句读者。余始犹疑之，迨余本撤装摄影时，年谱前夹线中忽露残纸两段，因悟是必刘、母两序之馀。其是以致疑者，或朝鲜手民之误欤。因并存之。夫以一书之微，阅数百年，将就淹没，乃有人起而绵续之，而又故留其缺憾。待百数十年后，仍假其子孙之手，使其先代所引为缺憾者，而一一弥之。其书欲亡而卒不亡，是岂得谓造物之无意耶！抑亦血脉相承，虽更历数世，为精神有所祈合，而古昔之人，与生存者固隐：有相通之道也。岁在壬戌，距乾隆辛酉为百有八十年。影印既竣，谨识其缘起如右。海盐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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