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祸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求厥宁，既定晋疆，钱ㄈ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闲人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一作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
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传付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岂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帝仁宗。
英宗皇帝聪明睿知，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议施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咨询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帝英宗。
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窟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ぷ斋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ㄚ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χ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戒有《公刘》《洄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寤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
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洄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几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请令长贰自举属官札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礼》，参之以有唐《六典》之书，考诸当世之宜，裁以圣虑，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诚不自揆，欲少助万一。令无足取者，亦足以致区区爱君之心。
窃观于《书》，其在《尧典》，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则平其贤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赏，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说命》曰：“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列于庶位。”则承人主之志，广引人材，进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ぁ命》，“穆王命伯ぁ为周太仆正”，其戒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则使得自简属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诸司长官之事也。其上下之体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务，盖先王之成法也。
故陆贽相唐，陈致理之具，以谓百司之长。至于副贰之官与夫两省供奉之职，请委宰臣叙拟以闻。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材实，终身保任。其以举授之由，各载除书之内。得贤则有进考增秩褒升之赏，失实则有夺奉赎金黜免之罚。非特搜扬下位而已，亦以阅试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责行能，亦计资望，此贽之大指也。贽于经画之材，近世未见其比。其在相位，所陈先务如此。质之于古，实应先王之法，施之后世，可以推行，诚古今之通议也。
陛下隆至道，开大明，配天地，立人极，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载以来盛德之事也。创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弥纶众职，所系尤重。其所更革，著于甲令，或差若毫发，四方受其敝；或误于须臾，累岁不能救。则于选用之体，尤不可假非其人。且台省长官，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国之重任，陛下所选择而授。今尚书既领天下之事，郎、员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几百员，其余属佐，尚不在数中。若使本司长贰之官，自郎以下，员有未备，皆举二人以闻，以陛下之明，其于群臣材分，无不周知。取其所举，择用其一，其于书之于籍，以为内外之官。选用之备，庶几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则垂宪非常之大志。
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杂至于省府之长，固得自举其属，而馆阁、监司、牧守之官，亦尝屡诏近位，皆得荐用所知，名臣伟人，往往由此而出。则推而广之，求于故事，实有已试之效。其所荐之士，采用其一，其余书之于籍，以备选择。犹旧阙御史一员，听举二人，其一不中选者，亦以次甄进，则稽诸累朝，亦故事也。
伏惟陛下本周命太仆慎简乃僚之意，采陆贽台省长官举吏恳恳之论，推本朝已试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践之。如此，则任众之道隆，进贤之路广。疏远之士，怀材者皆得汇征；要近之臣，奖善者皆得自达。以陛下之临照，谁敢不应之以公；以陛下之考核，谁敢不赴之以实。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后陛下以公听并观，分别淑慝，以执中主要，信行其赏罚。如此，则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可无为而致尧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也。如臣之说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陆贽所陈，惟陛下察其疏密，详加损益，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
臣闻三代之道，乡里有学。士之秀者，自乡升诸司徒，自司徒升诸学。大乐正论其秀者，升诸司马。司马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论定然后官之者，郑康成云：谓使试守。任官然后爵之者，盖试守而能任其官，然后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详如此。然此特于王畿之内，论其乡之秀士耳。故在《周礼》，则称乡老献贤能之书于王也。至于诸侯贡士，则有适、再适、三适之赏，黜爵削地之罚。而其法之详，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
汉兴，采董生之议，始令郡国举孝廉一人。其后，又以口为率，口百二十万至不满十万，自一岁至三岁，自六人至一人，察举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议，则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有好文学、孝悌谨顺、出入无悖者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课试，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又请以治礼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选择为左右内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其郡国贡士、太常试选之法详矣。此汉之事也。
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参天地，本人伦，兴学崇化，以风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学校，非先王教养之法；今之科举，非先王选士之制。圣意卓然，自三代以后，当途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谓三代学校劝教之具，汉氏郡国太常察举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参用。今州郡京师有学，同于三代，而教养选举非先王之法者，岂不以其遗素励之实行，课无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欤！诚令州县有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出入学悖者所闻，令佐升诸州学，州谨察其可者上太学。以州大小为岁及人数之差，太学一岁，谨察其可者上礼部，礼部谨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学至礼部，皆取课试，通一艺以上，御试与否，取自圣裁。今既正三省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属，旧品不卑，宜清其选，更用士人，以应古义。遂取礼部所选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试守，满再岁或三岁，选择以为州属及县令丞。即有秀才异等，皆以名闻，不拘此制。如此者谓之特举。其课试不用糊名誊录之法，使之通一艺以上者，非独采用汉制而已。《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亦以礼乐射御书数也。
如臣之议为可取者，其教养选用之意，愿降明诏以谕之。得人失士之效，当信赏罚以厉之。以陛下之所向，孰敢不虔于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于考择？行之以渐，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举者，未之闻也。其旧制科举，以习者既久，难一日废之，请且如故事。惟贡举疏数，一以特举为准，而入官试守选用之叙，皆出特举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风俗既成之后，则一切罢之。如圣意以谓可行，其立法弥纶之详，愿诏有司而定议焉，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
臣闻古者兵出于农，故三时耕稼，一时阅武。其于四时搜田，则又率之从事。然则农之用力于兵，以少言之，岁当两月。计其大概，则今之专力之兵一，当古之兼农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其余夫以为羡卒。周有天下，诸侯之国千有八百，以中数率之，通有兵二万五千，为兵四千五百万，而羡卒未在其数。以今之兵一当其六，今有兵百万，为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其专力、兼农之势固异；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费人之财，今可谓省矣。古者兵出于农，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国无预焉；今兵出于国，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民无预焉。此今之兵又于民为便者也。秦既开阡陌，而亦兵出于民。其干戈屡动，则至于发闾左之戍。魏汉而下，亦皆以民为兵，其转徙杀戮之祸尝甚矣。至于后周、隋、唐修列府卫，而兵复近古。天宝以后，广骑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后，纲纪失序，天子之势屈屈方镇之兵，方镇之势屈于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将之废置出于兵。至于五代，而国之废置出于兵。兵之祸天下，未有甚于此也。
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鳅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场。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
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御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而何求而不得也？
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议经费札子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有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驯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雕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廷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诚至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减五路城堡札子
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因得考于载籍。盖秦凤、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祐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年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祐为一倍，元丰较于嘉祐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虽故有之城，始籍在于三班者，或在此数，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犹之不善弈也。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相应，由是朔方以安，减镇兵数万。此则能得其要，立城虽疏，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曰：“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数岁中，至于再倍，则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众？殆疆场之吏，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棋况之，则立城不必多。臣言不为无据也。以他路况之，则北边之备胡，以遵誓约之故，数十年间，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则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验也。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故谓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边之臣，未有称其任者也。今守边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以从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备驱策。然出万全之画，常诿于上，人臣之于职，苟简而已，固非体理之所当然。况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应者未合其变，顾使西北之兵独多，而东南不足。在陛下之时，方欲事无不当其理，官无不称其任，则因其旧而不变，必非圣意之所取也。夫公选天下之材，而属之以三军之任，以陛下之明，圣虑之绪余，足以周此。臣历观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兴太祖之用将英伟特出者也。故能拨唐季、五代数百年之乱，使天下大定，四夷轨道，可谓千岁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牵常见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聪明睿圣，有非常之大略，同符太祖。则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乱，莫如大祖；能继太祖之志以经武，莫如陛下。臣诚不自揆，得太祖任将之一二，窃尝见于斯文，敢缮写以献。万分之一，或有以上当天心，使西北守边之臣，用众少而得多，不益兵而东南之备足，有助圣虑之纤芥，以终臣前日之议，惟陛下之所裁择。〈《任将》篇见《本朝政要策》。〉
贴黄：五路城堡，据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数目如此。窃恐係旧来城堡，自来属枢密院差遣，后来逐度方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数目加多。若虽是旧来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余城，亦是立城太多。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祸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求厥宁，既定晋疆，钱ㄈ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闲人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一作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
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传付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岂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帝仁宗。
英宗皇帝聪明睿知，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议施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咨询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帝英宗。
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窟窟穴之氓，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ぷ斋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ㄚ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χ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戒有《公刘》《洄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寤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
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洄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几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请令长贰自举属官札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礼》，参之以有唐《六典》之书，考诸当世之宜，裁以圣虑，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诚不自揆，欲少助万一。令无足取者，亦足以致区区爱君之心。
窃观于《书》，其在《尧典》，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则平其贤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赏，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说命》曰：“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列于庶位。”则承人主之志，广引人材，进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ぁ命》，“穆王命伯ぁ为周太仆正”，其戒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则使得自简属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诸司长官之事也。其上下之体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务，盖先王之成法也。
故陆贽相唐，陈致理之具，以谓百司之长。至于副贰之官与夫两省供奉之职，请委宰臣叙拟以闻。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材实，终身保任。其以举授之由，各载除书之内。得贤则有进考增秩褒升之赏，失实则有夺奉赎金黜免之罚。非特搜扬下位而已，亦以阅试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责行能，亦计资望，此贽之大指也。贽于经画之材，近世未见其比。其在相位，所陈先务如此。质之于古，实应先王之法，施之后世，可以推行，诚古今之通议也。
陛下隆至道，开大明，配天地，立人极，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载以来盛德之事也。创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弥纶众职，所系尤重。其所更革，著于甲令，或差若毫发，四方受其敝；或误于须臾，累岁不能救。则于选用之体，尤不可假非其人。且台省长官，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国之重任，陛下所选择而授。今尚书既领天下之事，郎、员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几百员，其余属佐，尚不在数中。若使本司长贰之官，自郎以下，员有未备，皆举二人以闻，以陛下之明，其于群臣材分，无不周知。取其所举，择用其一，其于书之于籍，以为内外之官。选用之备，庶几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则垂宪非常之大志。
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杂至于省府之长，固得自举其属，而馆阁、监司、牧守之官，亦尝屡诏近位，皆得荐用所知，名臣伟人，往往由此而出。则推而广之，求于故事，实有已试之效。其所荐之士，采用其一，其余书之于籍，以备选择。犹旧阙御史一员，听举二人，其一不中选者，亦以次甄进，则稽诸累朝，亦故事也。
伏惟陛下本周命太仆慎简乃僚之意，采陆贽台省长官举吏恳恳之论，推本朝已试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践之。如此，则任众之道隆，进贤之路广。疏远之士，怀材者皆得汇征；要近之臣，奖善者皆得自达。以陛下之临照，谁敢不应之以公；以陛下之考核，谁敢不赴之以实。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后陛下以公听并观，分别淑慝，以执中主要，信行其赏罚。如此，则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可无为而致尧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也。如臣之说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陆贽所陈，惟陛下察其疏密，详加损益，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
臣闻三代之道，乡里有学。士之秀者，自乡升诸司徒，自司徒升诸学。大乐正论其秀者，升诸司马。司马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论定然后官之者，郑康成云：谓使试守。任官然后爵之者，盖试守而能任其官，然后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详如此。然此特于王畿之内，论其乡之秀士耳。故在《周礼》，则称乡老献贤能之书于王也。至于诸侯贡士，则有适、再适、三适之赏，黜爵削地之罚。而其法之详，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
汉兴，采董生之议，始令郡国举孝廉一人。其后，又以口为率，口百二十万至不满十万，自一岁至三岁，自六人至一人，察举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议，则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有好文学、孝悌谨顺、出入无悖者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课试，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又请以治礼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选择为左右内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其郡国贡士、太常试选之法详矣。此汉之事也。
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参天地，本人伦，兴学崇化，以风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学校，非先王教养之法；今之科举，非先王选士之制。圣意卓然，自三代以后，当途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谓三代学校劝教之具，汉氏郡国太常察举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参用。今州郡京师有学，同于三代，而教养选举非先王之法者，岂不以其遗素励之实行，课无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欤！诚令州县有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出入学悖者所闻，令佐升诸州学，州谨察其可者上太学。以州大小为岁及人数之差，太学一岁，谨察其可者上礼部，礼部谨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学至礼部，皆取课试，通一艺以上，御试与否，取自圣裁。今既正三省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属，旧品不卑，宜清其选，更用士人，以应古义。遂取礼部所选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试守，满再岁或三岁，选择以为州属及县令丞。即有秀才异等，皆以名闻，不拘此制。如此者谓之特举。其课试不用糊名誊录之法，使之通一艺以上者，非独采用汉制而已。《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亦以礼乐射御书数也。
如臣之议为可取者，其教养选用之意，愿降明诏以谕之。得人失士之效，当信赏罚以厉之。以陛下之所向，孰敢不虔于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于考择？行之以渐，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举者，未之闻也。其旧制科举，以习者既久，难一日废之，请且如故事。惟贡举疏数，一以特举为准，而入官试守选用之叙，皆出特举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风俗既成之后，则一切罢之。如圣意以谓可行，其立法弥纶之详，愿诏有司而定议焉，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札子
臣闻古者兵出于农，故三时耕稼，一时阅武。其于四时搜田，则又率之从事。然则农之用力于兵，以少言之，岁当两月。计其大概，则今之专力之兵一，当古之兼农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万二千五百人，其余夫以为羡卒。周有天下，诸侯之国千有八百，以中数率之，通有兵二万五千，为兵四千五百万，而羡卒未在其数。以今之兵一当其六，今有兵百万，为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其专力、兼农之势固异；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费人之财，今可谓省矣。古者兵出于农，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国无预焉；今兵出于国，故干戈、车乘、马牛亦皆取具，而民无预焉。此今之兵又于民为便者也。秦既开阡陌，而亦兵出于民。其干戈屡动，则至于发闾左之戍。魏汉而下，亦皆以民为兵，其转徙杀戮之祸尝甚矣。至于后周、隋、唐修列府卫，而兵复近古。天宝以后，广骑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后，纲纪失序，天子之势屈屈方镇之兵，方镇之势屈于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将之废置出于兵。至于五代，而国之废置出于兵。兵之祸天下，未有甚于此也。
宋兴，拨乱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归之轨道；内操师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恶子，非鳅之以刑，而自列于行伍；非驱之以暴，而自就于绳墨。以镇城邑，以戍疆场。非独为朝廷之用，其于天下之良民，得以乐职而安业者，实赖其力。况又其费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来，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众虑之表，起百职之废，其于常武，尤属圣心。今连营之士，训练精锐；武库之兵，缮治工巧，殆古所未有。
臣诚不自揆，计今之事，窃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庶几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则用李汉超于关南、马仁于瀛州、韩令坤于常山、贺惟忠于易州、何继筠于棣州；其御太原，则用郭进于西山、李谦溥于隰州、李继勋于昭义；其备西戎，则用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环州、王彦升于原州、冯继业于灵州。大抵如内斌、遵诲之兵，率不过五六千人，皆责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锐，兵之工巧，无以复加矣，在乎得人，属之统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谓西北之宜当择将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战守之责，陛下明考核、信赏罚，以驭之而已。以此制胜，而何求而不得也？
臣又窃以古者百里之地，为千乘之国，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众，虽不必尽如古制，然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盖患于救援之不继。至于廖恩之鼠窃，而能稽诛于时月者，盖由追讨之兵不足。恩已自归，而所遣北兵，犹在道路。则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纲理天下，无所不备。其于东南之兵，计今之宜，虽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体之所宜及。臣故以谓东南之备当益戍兵。区区忧国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议经费札子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有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余，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余财一万万。驯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余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雕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廷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诚至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减五路城堡札子
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因得考于载籍。盖秦凤、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祐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年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祐为一倍，元丰较于嘉祐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虽故有之城，始籍在于三班者，或在此数，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少，犹之不善弈也。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相应，由是朔方以安，减镇兵数万。此则能得其要，立城虽疏，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曰：“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数岁中，至于再倍，则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众？殆疆场之吏，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棋况之，则立城不必多。臣言不为无据也。以他路况之，则北边之备胡，以遵誓约之故，数十年间，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则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验也。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故谓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边之臣，未有称其任者也。今守边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以从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备驱策。然出万全之画，常诿于上，人臣之于职，苟简而已，固非体理之所当然。况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应者未合其变，顾使西北之兵独多，而东南不足。在陛下之时，方欲事无不当其理，官无不称其任，则因其旧而不变，必非圣意之所取也。夫公选天下之材，而属之以三军之任，以陛下之明，圣虑之绪余，足以周此。臣历观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兴太祖之用将英伟特出者也。故能拨唐季、五代数百年之乱，使天下大定，四夷轨道，可谓千岁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牵常见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聪明睿圣，有非常之大略，同符太祖。则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乱，莫如大祖；能继太祖之志以经武，莫如陛下。臣诚不自揆，得太祖任将之一二，窃尝见于斯文，敢缮写以献。万分之一，或有以上当天心，使西北守边之臣，用众少而得多，不益兵而东南之备足，有助圣虑之纤芥，以终臣前日之议，惟陛下之所裁择。〈《任将》篇见《本朝政要策》。〉
贴黄：五路城堡，据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数目如此。窃恐係旧来城堡，自来属枢密院差遣，后来逐度方降到窠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数目加多。若虽是旧来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余城，亦是立城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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