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时方召四方宿儒集阙下议礼，命安总之，诏修律令，安为议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户、礼、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书以进，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八月己卯，上念律令尚有轻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上择其可者从之。其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六年十月，复命刑部与本院审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学士宋濂撰表以进。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将比年律条参考折衷，以类编附，曰名例律，附于断狱下。至是特载诸篇首，颁行之。

　　元危素再入翰林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国家遇我至矣，国亡，吾敢不死！’趣所居报恩寺，俯身入井，将就溺，寺僧大梓与番阳徐彦礼力挽起之，且谓曰：‘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为翰林学士，令总修元史。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纪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逾年书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迁直学士升侍读学士，上尝谕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务，如典谟，皆明白简易，无深险怪僻之语。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忠义感激。近世辞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术、达时务者，无事浮藻。’

　　刘三吾博览善记，应对详敏。上尝命公编集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萃为一书，名曰存心录。录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别为一书名曰省躬录。

　　陶凯言：‘汉、唐、宋皆有会要，纪载时政，以资稽考。今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匮，已呈为实录。凡诸司领录圣旨及奏事簿籍，纪载时政，可以垂法后世者，宜依会要，编类为书，使后之议事者有所考焉。其台、省、府，宜加置铜匮，藏领录簿，以备稽考。’俱从之。

　　王备官翰林检讨，进讲经筵，以文字供职。时钱塘王洪擅词垣，与同官，一见过相推重。敕修大典，萃内外儒臣及四方韦布士，毋虑数千人，以总裁属之。

　　高帝御制集有授翰林编修马沙亦黑、哈麻敕，谓：‘大将入胡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乾方先圣之书，我中国无解其文者。闻尔道学本宗，深通其理。’命译之。今数月，测天之道甚是精详。时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余年，岂所译者即此历书与？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令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情。（今言）

　　永乐甲午十一月，上谕行在学士广，侍讲荣、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广等总其事，举朝臣及教官有文学者同修，开馆东华门外。明年九月书成，上御殿受之，群臣表贺。时文贞辅献陵南京监国，故不预。

　　成化初，谢文肃被旨入校先帝实录，见章公景泰中论复储下狱事，辄叹息泣下，曰：‘公疏动万言，而一不载，何以示天下后世？’亟以告总裁官刘文安公。公曰：‘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书。’谢曰：‘天下事宁复有大于此者？此而不书，将奚书？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刘公怃然曰：‘业已成，无益也。’迄今以为恨。（本传）

　　丘琼山谓朱子家礼最得崇本敦实之意，然仪节略焉，为考诸儒所言，作家礼仪节，使好礼者可举而行。通鉴纲目以正统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夺，汉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纲，着世变之升降，明正统之偏全。又谓西山真氏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治国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经传子史有系于治国平天下者，附以己见，作大学衍义补。

　　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苟为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

　　顾清与修孝庙实录，书妖人李孜省事。焦芳与彭华有隙，诬其附以得进，欲清以风闻书。清云：‘据实直书，史职也，他不敢与闻。’焦不能敚，中官蒋琮诬逐台谏，涉历既久，章疏杂沓。时逆瑾方炽，佥畏触其党，莫敢涉笔。清潜披精核，尽载其实，有嫌而欲节略者，不为动。


　　孝宗实录，焦芳多以意毁誉其间，而武宗朝大奸相继乱政，其事棼杂，诸史官相顾不能书。董公于纪载详而不冗，简而能尽，又因以正前录之讹谬，归之至公，其有功于国史甚大。少师费公每举以语人。

　　毅皇帝实录方修，检讨陈寰言：‘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幸多)皿爽国是。又文皇帝下金陵，诸缘故主骈僇父老，一二志焉，上幸人赐一传，瑕瑾不掩，庶有以风示永永。’不报。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武宗实录，因言：‘昔武宗即位，纂修孝宗实录，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变乱国是，报复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欺后世，其于叙传，即意所比，必曲为掩护，夙所嫉，辄过为丑诋。又时自称述，甚至矫诬敬皇而不顾。凡此类，皆用其私人暗写，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见。伏望将孝宗实录一并发出，逐一校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敬皇知人之哲，不为所诬，而诸臣难明之节，得以自雪，传之无穷，可据以为信矣。不然，后世安知此为芳之私笔也哉？’疏上，士论惬然。其诸经筵陈奏议礼，亦多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