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韩非子说：“儒生用文章扰乱法治，而游侠因为武力触犯禁令。”虽然这两者都被他讥讽，但是只有儒生被世人所称道。至于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地位，辅助他的君主，功名著于史册的人，自然不必多说。就是像季次、原宪这样的小人物，他们饱读经典而且坚持高尚的道德，不用自己的信念去附合当时的潮流，当时的人也讥笑他们，所以他们一生只能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穿着破旧的衣衫，连粗劣的饭菜都吃不饱，但是在他们死了四百多年之后，他们的信徒仍然在不断地纪念他们。说到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于大道理，可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诺言，不惜自己的身躯去解救别人的苦难，等到出生入死救助了别人，反而不显示自己的能力，不夸耀自己的恩德，这些是应该大大地称赞的啊！

　　况且急难的事是人们经常遇到的。太史公说：当年虞舜在穿井、修廪的时候遇到过灾难，伊尹曾经当过厨师，傅说在傅险时默默无闻，吕尚在棘津时毫不得意，管夷吾被上过刑，百里奚喂过牛，仲尼在匡地受过困，在陈、蔡两地断过粮：这些都是儒生们所谓高尚的仁人，但是仍然要遭到那样的灾难，何况一个普通的人而又遇到极为混乱的乱世呢？那他遇到的灾难还能说得完吗？

　　俗话说：“谁知道什么是仁义，自己受过恩惠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所以伯夷因为诋毁周朝而饿死首阳山，周文王、周武王都没有因此贬去王号；盗跖、庄残暴凶狠，他们的信徒至今仍一直称道他们的仁义。由此看来，“盗窃带钩的该杀头，盗窃国家的成诸侯，诸侯府第自有仁义”，并非是没根据的瞎说。

　　那些拘谨的儒生，与其固守微不足道的道理，长久地孤立于世俗之外，还不如放弃高论，随同流俗，与世沉浮去博取显赫的名声呢！而那些没有官爵的百姓，以承诺帮助别人的义务，使千里之内都称道他们的仁义；他们甘冒死亡的危险，毫不留恋世上的生活，这也是他们的长处，不是什么轻率的行动。所以处于困境的人们要靠他们保护自己的生命，他们难道不就是人们常说的豪杰英雄吗？如果叫乡里的游侠和季次、原宪等儒生比较一下自己的权势和力量，看谁对当世的贡献大，那二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以行必果、言必信的观点来看，侠客式的仁义又哪里可以缺少呢？

　　古代民间游侠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了。近代延陵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是以国王的亲属，靠着有封地和做卿相高官所得的大量财富，来招揽天下的贤士，扬名列国，不能说不是贤人。这比如顺风呼喊，呼喊的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而风势却使它传得很远。至于那些身为普通百姓的游侠，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磨炼出自己的名声，并使它名闻天下，使天下人都称赞自己的贤德，这才是很难的啊！可是儒、墨两家都摈弃他们，不予记载。秦代以前民间游侠的事迹，已经湮没无闻，这使我非常遗憾。就我所知，汉代以来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虽然经常触犯当时的法网，但是他们的个人品质廉洁谦逊，却有足以称道的地方。游侠的名声不是凭空建立的，人们也不是凭空去依附他们的。至于像靠着强大的宗族势力集团结党营私、用财富来奴役穷人、专横粗暴地欺凌孤独弱小，为了快活无所顾忌地满足自己的私欲等等，游侠也是鄙视的。令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之人不了解这种情况，反而侮辱朱家、郭解等人，把他们看作粗暴专横之徒的同类，一起加以讥笑。

　　鲁地的朱家，是高祖同时的人。鲁地的人大都传授儒家的学说，但是朱家却以游侠闻名于世。经他窝藏救活的豪杰之士就有好几百人，一般的人更多到说不完。可是他始终不宣扬自己的能力，不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品德，对于受过恩惠的人，则唯恐再见到他们。他赈济别人，尤其优先赈济那些贫贱的人。他没有多余的财产，衣服朴素，饮食简单，出入乘坐的不过是小牛车。他专门救助别人的急难，把它看作比自己的私事还重要。他曾经秘密地解救过季布将军的灾难，及至季布有了很高的地位，他终生不再去见季布。关东的人，没有不渴望和他结交的。

　　楚地的田仲以游侠闻名于世，喜欢剑术，像对待父亲一样地尊重朱家，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及朱家。田仲死后，在雒阳又有剧孟。周地的人靠经营商业积累财富，但是剧孟却以游侠受到世人的重视。吴、楚两国造反之时，条侯作太尉，乘坐传车将至河南郡时，即把剧孟罗致到了帐下，大喜说：“吴、楚两国起兵夺取天下而不罗致剧孟，我知道他们不能有所作为了。”天下骚动之时，宰相罗致到了他就和争取过来一个敌国一样。剧孟的行为非常类似朱家，但是好赌博，喜欢青年人的游戏。剧孟母亲死的时候，自远方来送葬的多至一千余人。及至剧孟死时，家里连十金的财产都没有。当时符离人王孟也以游侠闻名于江淮之间。

　　当时，济南的瞯某、陈地的周庸也以豪杰之名闻于世，景帝听到了他们的情况，派使者全部杀了他们。但此后，代地的白姓诸人、梁地的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地的韩孺，又纷纷出现在各地。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是善于相面的许负的外孙。他父亲因为行侠义之事，在孝文帝时被杀。郭解为人短小精悍，不喝酒。少年时内心残忍，不痛快发脾气时亲自杀死过很多人。为朋友报仇不惜性命，窝藏亡命，违法犯禁，四出劫掠，以及无事时铸钱盗墓等事，更是不可胜数。他有天生的好运气，遇到危难常常得以摆脱，或遇上大赦。到他长大以后，改变了作风，约束自己，用恩德去酬答别人的怨恨，多施恩惠而很少希望别人报答。可是，乐于行侠义之事更甚于从前。救了别人的性命，而不显示自己的功德。然而，内心的残忍会因一点小事而突然发作，仍然和过去一样。青年们仰慕他的行为，也经常替他报仇，但不使他知道。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郭解的势力，和人饮酒时，叫那人干杯。那人没有这样的酒量，他就强行灌那人。那人大怒，拔出刀来杀死了他，逃亡而去。郭解姐姐大怒说：“凭着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凶手能抓不着？”她把儿子的尸首抛弃在大道上，不埋葬，打算用这样的办法来侮辱郭解。郭解派人侦察到了凶手的住处。凶手害怕了，自己回来，把实情都告诉了郭解。郭解说：“您杀他是应该的，我们的孩子没道理。”于是放了凶手，归罪于自己姐姐的儿子，就把他收敛起来埋葬了。大家听到这件事，都称赞郭解的义气，更加归附于他。

　　郭解出入之时，大家都回避他。唯独有一个人箕踞而坐着看他，他派人去问那人姓名。宾客们打算杀掉那人。郭解说：“在自己的乡里中以至于不被人尊敬，是我的道德不完善，他有什么罪！”于是私下对县尉属吏说：“这个人，是我所急需的，到践更的时候免掉他。”以后，每到践更之时，好几次官吏都没有找这个人。这个人感到奇怪，一问原因，原来是郭解使他免掉差役。这个原来箕踞而坐的人于是就袒裸着上身去谢罪。青年们知道了这件事，更加仰慕郭解的作为。

　　雒阳有彼此相仇的两家，当地十多个贤人豪杰都从中调停过，但始终没有说服双方。有人就来找郭解。郭解夜间去见这两个仇家，他们勉强接受了他的调停。郭解就对他们说：“我听说雒阳有好几个名人调停过这件事，但大都没有效果。现在你们幸而接受了我的调停，我怎么能从邻县夺取当地贤德而有地位的人的权势呢！”于是在夜间离去，不叫别人知道，说：“这里已经用不着我，等我走后，让雒阳的豪杰居中调停，自然有效。”

　　郭解态度恭敬，从不敢乘车进入轵县县衙。到旁的郡国替人请托事情，可以解脱的，设法解脱；不可以解脱的，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然后才敢吃饭。因此大家非常尊敬他，争相为他效劳。县里的青年和邻近县里的贤人豪杰，常常半夜里到他家，用十几辆车把郭解的门客接到自己家里供养。

　　到往茂陵迁徙豪富的时候，郭解家贫，不够迁徙的资产标准，官吏感到棘手，但又不敢不迁徙他。卫将军替他说话：“郭解家贫不够迁徙的标准。”皇上说：“一个普通百姓的权势大到使将军替他说话，这说明他的家不贫。”郭解家就这样被迁徙了。大家出钱一千多万给他送行。轵县人杨季主的儿子做县掾，检举迁徙郭解。郭解哥哥的儿子杀了杨掾的头。由此以后，杨家与郭家就成了仇敌。

　　郭解入关后，关中的贤人豪杰，不论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听到他的名声，都争着和他结交。郭解为人矮小，不喝酒，外出时从不骑马。后来杨季主又被杀。杨季主家里人上书，又有人把上书的人杀在阙下。皇上听到了这件事，就命令官吏逮捕郭解。郭解逃亡了，他把自己的母亲和家室安置在夏阳，只身跑到了临晋。临晋人籍少公过去并不认识郭解，郭解冒充他人，请求帮助他出关。籍少公帮助郭解出了关，郭解转入太原。郭解逃亡时，常常把自己的去向告诉接待他的主人。官吏追捕他，跟踪到了籍少公。籍少公自杀，线索中断。此后很久，才抓到郭解。深入究治他所犯的罪，被杀死那些人，都在赦免令以前。轵县有个儒生在陪着使者闲坐时，见有人称颂郭解，便说：“郭解专门以奸邪触犯国家的法律，哪里称得上贤德！”郭解的门客听到了这件事，杀了这个儒生，割了他的舌头。官吏要求郭解对这件事负责，而郭解实在不知道杀人的人是谁。杀人的人也就再无踪迹，无法知道他是谁。官吏上奏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郭解以一个普通百姓，行侠义，弄权势，因为一点小事就杀人，他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他的罪行比亲自杀人还要大。应当拟以大逆不道罪。”于是将郭解一家灭门。

　　从此以后，行侠的人很多，但都傲慢不值一提。但是，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卤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虽然行侠而待人恭顺，有退让君子的风度。至于像北路的姚某，西路的杜姓诸人，南路的仇景，东路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等人，不过是老百姓中的盗跖罢了，哪里值得称道！他们是过去朱家的耻辱。

　　太史公说：我看郭解，相貌不及一般人，言谈也没有可取之处。然而天下无论好人或坏人，也不论认识他的或不认识他的，都仰慕他的名声，行侠的人都引以为荣。俗话说：“相貌名声，哪个短命！”哎呀，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