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四十年代在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为诸生授《文心雕龙》，深感作者刘勰熟读群经，博览子史，于齐梁以前文集无不洞晓，而又深通内典，思想绵密。原书大量运用形象语言，说明极其复杂的抽象问题，许多句法都是化用古籍，非反复钻研难以探其奥义。至于其中所阐述的理论，就更加难以明其究竟。建国以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及文艺理论，对于《文心雕龙》始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近二十多年来，又曾先后为中文系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对原书的理解逐步深入，因而有写《文心雕龙义证》之意。

　　通过几十年的摸索，我感到《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序志》篇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过去有人把《文心雕龙》当作论文章作法的书，也有人把《文心雕龙》当作讲修辞学的书，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而作者的文艺理论又是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和对各体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评论当中总结出来的。刘勰的批评标准是经书，他认为经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写作的楷模，所以他主张宗经。他提出要向圣人学习，《征圣》篇明确地说：“是以论文必征于圣，征圣必宗于经。”全书开宗明义在《原道》篇里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个“文”，主要是指经书的文辞。《正纬》篇则是根据经书来检验纬书，发现纬书有四个方面的伪讬，而加以批判纠正的。至于《辨骚》，也是以经书为准绳，来辨别《楚辞》与《风》《雅》的四同四异，发现《楚辞》对《诗经》的《风》《雅》来说是有了变异的。《文心雕龙》中虽然也列了《史传》和《诸子》两个专篇，但在刘勰看来，史传之文和诸子之文，是不能与经书相比的。

　　如果从文学样式来说，无论经书、史书、子书，都不外乎诗文。不过刘勰并不把经书当作某一文体来看，而是尊之为“圣文”，认为经书是一切文体的本源。他只对经书以后的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进行评论，所以中国早期的文学评论就是诗文评。中国的目录学，于集部中特设诗文评一类，《文心雕龙》即是列为诗文评类之首的。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什么民族特点，它首先是以诗文评为主，其中的文这一大类并不限于文学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应用文字的。中国早期的文学理论是从诗文中总结出来的，小说戏曲比较后起。从《诗经》时代起，诗歌就是和音乐不可分割的。魏晋以来，书法、绘画比较发达，表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有对于音乐的评论，也把书法、绘画等艺术理论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理论中来。《文心雕龙》研究文采的美，因而以“雕镂龙文”为喻，从现代的角度看起来，《文心雕龙》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属于美学范畴。然而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毕竟不同于西方的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的鼻祖是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其中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史诗和戏剧，因而一开头就离不开人物形象。罗马时代讲究演说，西方的古典文学理论和修辞学，有一部分是从演说术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天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不能不和西方的美学对照，却不能生硬地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名词概念来套。我们要象清朝的汉学家研究经书那样，对于《文心雕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利用校勘学、训诂学的方法，弄清它的含义；对于其中每一个典故都要弄清它的来源，弄清刘勰是怎样运用自如的；并且根据六朝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思潮，判明它应该指的是什么。这样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解才有比较可靠的基础。同时，我们不仅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也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不能仅限于字句的理解，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近些年来，《文心雕龙》已成显学，研究论文层见迭出，大量涌现，出版的注释、翻译、专门论着以及介绍《文心雕龙》的通俗读物也不在少数。研究人员各抒己见，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有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了针锋相对的程度。问题愈辩而愈明，从发展学术来说，这自然是好事。但是有些文章和论着，对同一问题的解说，往往各执一辞；有的甚至把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刘勰身上，多空论而少实证。笔者写这部书的方法，是要把《文心雕龙》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处和典故，都详细研究，以探索其中句义的来源。上自经传子史，以至汉晋以来文论，凡是有关的，大都详加搜考。其次是参照本书各篇，展转互证。再其次是引用刘勰同时人的见解，以比较论点的异同。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后文评诗话，以为参证之资。对于近人和当代学者的解释，也择善而从，间有驳正。从已经发表的各家注解和译文来看，对原文的理解出入很大，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板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错简很多，不宜作为底本。原着经过明人校订，到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简称“黄注”）出，会粹各家校语和注释，成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简称“范注”）就是以黄注本为底本，而又附录了铃木虎雄、赵万里、孙蜀丞诸家校语的。抗日战争发生后，杨明照在郭绍虞、张孟劬指导下，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写出毕业论文《文心雕龙研究》，一九五八年删订出版，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在这部书稿的基础上，于校勘方面加以扩大，写成《文心雕龙新书》，一九八○年修订出版，改名《文心雕龙校证》（简称“校证”）。杨明照又增订了原书，取名为《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简称“校注”），于一九八二年出版。杨王二家所校各本，笔者大都进行覆核，写成《文心雕龙板本叙录》，列于本书卷首。本书原文即以《校证》为底本。于覆校有异文时，特为标出，间或校改其明显讹字。《校证》、《校注》二书所列各本校语，用词不尽一致，例如《校注》所称弘治本，《校证》称为冯本，因其与冯舒校本（亦称“冯校”）易于混淆，还是称弘治本为妥。此外梅本有初刻与第六次校定本之异，《校证》分别称为“梅本”与“梅六次本”，《校注》则称为“万历梅本”和“天启梅本”，其实是一样的。《文心雕龙训故》，《校证》称为王惟俭本，《校注》则称为“训故本”，也是一样的。在此特加说明，以资识别。《校证》、《校注》所作校语，本书并未全部罗列，惟在《校证》对黄注本进行校改的地方，则一一引录。杨王二家间有失校处，则予以补充。二家校语与原本不符时，也予指正。对范、杨、王以及各家校语有不同意见时，则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有时也两存其说。校语往往牵涉文义，单独标出，易与注解割裂，故一律列入义证之中，不别出校记。

　　本书带有会注性质。《文心雕龙》最早的宋辛处信注已经失传。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中所引《文心雕龙》原文附有注解。虽然这些注解非常简略，本书也予以引录，以征见宋人旧注的面貌。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大多采录明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简称“梅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简称“训故”）。明人注本目前比较难得，王惟俭《训故》尤为罕见。兹为保存旧注，凡是梅本和《训故》征引无误的注解，大都照录明人旧注，只有黄本新加的注才称“黄注”。无论梅注、《训故》和黄注，原来大都不注篇目，则一一标明篇名或卷数，以便检索。

　　辛亥革命以来，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始于刘师培，黄侃继之。刘师培未发讲义，当年罗常培先生曾用速记法作了记录，整理出来，发表的只有两篇，取名《左盦文论》，见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编的《国文月刊》。黄侃在讲授过程中写了《文心雕龙札记》（简称《札记》），虽然没有编完，但是极见工力，本书多加采录。范文澜从黄侃受业，先编成《文心雕龙讲疏》，后改写为《文心雕龙注》，成为在注释方面贡献最大的一部。五十多年来，《文心雕龙》研究者大都以这部书为依据，来进行探索。范注征引虽博，但有时释事而忘义。范注引书虽注篇名，而引文与原书每有出入。本书对这些引文都一一核对，引文有误处按原着校改，删节而未加删节号处则仍其旧。范注引录的古代作品达四百多篇，占了全书很大一部分。这些作品如屈原《离骚》、陆机《文赋》之类，篇幅既长，全文引录也不能说明问题，而且这些资料也不难得，以故本书大都删削，只征引其中和刘勰论点可以互相印证的段落。为了征实刘勰对某一作家作品的评论，本书有时采录他人的评语作为参证。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简称《校释》），因所据板本较少，校勘方面无多创获，但在释义方面每有卓见。本书也时有引录。

　　本书取材较广，对于近代各种资料，无论听课笔记，残篇断简，已刊未刊，笔者本□片善不遗的精神，多有采撷。对于当代各家注释、译文和专着、论文，笔者也广泛收集，力求吸取新解。台湾近三十年来，研究《文心雕龙》成果显着，因此类书籍在大陆不经见，故多有引录。香港所出《文心雕龙》研究着作为数不多，但有的甚见功力，故亦有所摘录。施友忠英文译本第二版第三版，亦曾详加参照，但征引不多。日本学者的译着和论文，所引仅以用汉文写成或有汉语译文者为限。

　　当代着述，笔者认为可资发明《文心》含义者，多迳录原文，注明出处。各家所引古书资料，本书注明转引。有时笔者原稿已有引文，而他人已先我发表，也说明已见某书，以免“干没”之嫌。各家注释雷同之处甚多，引证则取其最先发表者。两人合着之书，其中某些注解显出一人之手，则予标出。如本书所引“牟注”，均见陆侃如牟世金合编《文心雕龙译注》。所以这样标，是因为这些条注解出现在陆先生故后。但是台湾着作，如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与其弟子黄春贵《文心雕龙之创作论》及沈谦《文心雕龙批评论发微》亦多有雷同处，则不知这些地方是谁最先提出的见解。

　　对于那些原文不易理解，注释非常分歧的地方，笔者认为两可的，则尽量并存，提供读者参考。但多数则择善而从，间书己见。再就是本书引录的当代着作，不一定笔者都赞赏，更不一定赞成其作者之为人。本书重在注释和解说的准确性，本□不以人废言的精神，偶见确解，虽一鳞半爪，摘录不遗。台湾学者的着作，在字句解释上有些可取处，但由于保守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加上有人不敢逾黄侃《札记》雷池一步，对《文心雕龙》整体的理解是缺少发展眼光的。

　　本书征引资料纷繁，注解部分如置于篇末或每段之后，因条数较多，来回翻检，阅读不便。故于每段中又分成若干小节，使原文与注解保持在同一或相邻的页面上，以省翻检之劳。又为加深读者对原文的总的理解，各篇都标明段落大意。对各篇篇目也作了题解。

　　全书以论证原着本义为主，也具有集解的性质，意在兼采众家之长，而不是突出个人的一得之见，使读者手此一编，可以看出历代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也可以看出近代和当代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有哪些创获。至于笔者解说《文心雕龙》的态度，则是大体依照刘勰写这部书的宗旨：“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篇）笔者觉得这样才能给一般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谨严的读本，以便读者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书编写的总原则是“无征不信”。笔者希望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龙》原书的本来面目，发现其中有哪些理论是古今中外很少触及的东西；例如刘勰的风格学，就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对于促进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会起一定的作用。这样来研究《文心雕龙》，可以帮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以指导今日的写作和文学创作，并作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借鉴。

　　詹□一九八六年二月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