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一）
１、八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庚寅朔。） 壬子，先是，右司员外郎陈瓘进《国用须知》。其言曰：“臣闻神宗有为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臣近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劄子，裁减吏员冗费，以防加赋之渐，为久远虑，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遂至於耗根本之财，坏神考之政，加赋之渐，兆於此矣。臣昨守无为，奉行诏令，窃见一年之内，连下五敕，而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於西边。（案：《九朝编年备要》云：瓘所奏五敕贴黄云：“朝廷应副边事，虚内事外，非一日也。故五敕之所取，虽有别用之处，然而后相因，以致匮乏。至於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财者，初缘边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敕，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将賸数留一半准备支用，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一，其年十一月敕，起发见管常平、免役钱如前敕。一，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敕，诸路提举司将见在抵当息钱并起发上京。一，其年三月敕，起发诸路量添酒依抵当指挥。一，其年三月又敕，诸路助役钱内拨一半充常平粜本，馀一半计置起发上京，兑挪往三路添助常平籴本。”又曰：“自元丰七年以常平等积并钱补助边费，岁取二百万缗为额，只以三年为期，盖不欲多费天下民财以助边用。神考爱民之意可谓深矣！岂宜取三十年间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违成宪而偏用於一方乎？西边财匮竭则必取诸东南，东南积賸之物，今於无事之时，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东南有意外之患，又将取之何地乎？”又曰：“五敕之后，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广西钱一百万贯和预买?绢。其文曰：‘人户愿请价钱，若於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济。’其实则人户不愿也。且以无为军言之，民间买绢一匹，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人户请常平钱一贯文省。今於年例外创添支散之数，此乃聚敛之术。臣恐自此一敕之后相继无已，又况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绢一百万匹，未足以充陕西三两月之费，此岂神考接济之法乎？”案：徽宗五敕，祗见於瓘奏贴黄。五月之敕，亦见於《文献通考》卷二十云：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賸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计纲赴京。陈瓘言：“预买之息，重於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之，实聚敛之术。”） 堕先政於罢兵之后，资国计於冗费之馀。譬如决江河之大防，蓄沟浍之小润，非曰无涓涓之助，何以补汤汤之流！大违神考之心，殊乖继述之义。臣职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国用须知》一本奏闻。”
又进《日录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对紫宸殿，奏劄子云：‘臣闻王安石《日录》七十馀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也。自绍圣再修《神考实录》，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凡《日录》、《时政记》、《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予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后不闻施行。盖绍圣史官请以《日录》降付史院者，今为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轻议大典，诚以宗庙至重，义不敢默。盖惟神宗皇帝体道用极，宪天有为，自得师臣，授以政柄。虽尹暨汤，咸有一德，无以复异，而嘉谋嘉猷，实出我后。以言乎经术，则微言奥义，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则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则神考之独志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用事之臣，闇於此理，讬奉宗庙，独尊安石；假绍述於诏令，寓好恶於刑赏。至於纂记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赞之语，宣扬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专美於人臣，不归德於我后，凌压宗庙，以植其私，事之乖谬，莫大於此，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见撰成《日录辨》一篇，具状奏闻。”案：《十朝纲要》云：十月乙巳，以左正言范致虚言，诏前降修《实录》参取元祐及陈瓘乞删除王安石《日录》等指挥勿行，仍诏实录院以朱、墨本进。（案：朱、墨本者，绍圣初别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则於墨本上以雌黄涂之，谓之“墨本”；入绍圣所修，则以朱修之，谓之“朱本”。）
２、是日，瓘与左司员外郎朱彦周谒左仆射曾布於都堂，以书责布曰：“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也。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又曰：“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於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又曰：“阁下於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於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布读瓘书大怒，已而笑谓瓘曰：“此书他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亦不校。”瓘以《日录辨》及《国用须知》纳布而出。（《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岳珂《桯史》载瓘全文，云：瓘闻之，古贤未尝无过，周公、孔子、颜渊皆有过也。子路闻过则喜，所以为圣贤之徒；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百世之师，故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过，善在一身，大臣改过，福及天下。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录辨》一篇，已进之於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可见矣。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事，未尽详悉，近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於西边。比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国用须知》，亦已进之於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主上修继述之效，阁下乃违志坏事，以为继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渐见，所以误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边费。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於阁下，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边事之费，外则帅臣，内则宰相。帅臣知一方之事而已，虽竭府库之财而倾之，不可责也。至於宰相之任，则异乎此矣。岂可以知天下匮竭，而恬不息匮竭，因坏先政，因务蔽蒙，阁下欲辞其过，可乎？瓘比缘禀事，闻阁下之言，指尚书省为道揆之地，瓘谓阁下此言失矣。三省长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岂太宰之所得预乎？两年日食之变，皆在正阳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应，亦阁下之所当畏也，宜守而揆，岂抑畏之谓乎！《周官》曰：“居宠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数千里，天变屡作，人心忧惧，边费坏败，国用耗竭，而阁下方且以为得道揆之体，可谓居宠而不思危矣。阁下於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於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负与不负在瓘，察与不察在阁下。事君之位无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夺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东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钦圣未见察，则瓘被贬黜，后来慈意开悟，则瓘得牵复。人主察孤臣之尽忠，钦圣知忠言之有补，母慈子孝，主圣臣直，此国家两全之道，庙社无疆之福也。今钦圣纳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谏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庙堂。胁持之风，甚於去岁，乖离之论，倡自大臣，所以厚钦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辞都司之命，而阁下未许其去者，阁下必有以处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谕也。主上念钦圣纳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奖劝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择死，所以图报效，无负於人主，无媿於外家，一身之安危，岂暇恤哉！然则今日之言，安知不见察於阁下也，阁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职，重取烦言，又不忍默默而去，惟阁下留听，幸甚。岳珂曰：“前书《尊尧集表》，盖与此互见始末，詟谀立懦，不厌屡书。”）
３、癸丑，瓘又录所上布书及《日录辨》、《国用须知》具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校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财，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具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窜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
４、甲寅，三省进呈，上顾曾布曰：“如此报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当陈者不敢已。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日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其后绍圣重修《实录》，数年乃成书，臣盖未尝见。当日修书乃章惇、蔡京，今日提举史院乃韩忠彦。而瓘以为臣尊私史。压宗庙，不审何谓也。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臣坏三十年根本之计，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太偏，今日如何？”布愧谢。而韩忠彦等皆言：“瓘必欲去，当与一郡。”布曰：“臣本不与之校，朝廷优容，无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责瓘，忠彦及陆佃皆曰：“瓘之言诚过当，若责瓘，则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已，使人谕意，将大用之，瓘语其子正勷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与汝官，奈何？”正勷再拜，愿得书。瓘喜，明日持以见布。布果大怒，遂有海陵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权给事，何执中为礼部侍郎，一日以简抵瓘曰：“早见贵人，公即真矣。”故瓘语正勷云尔。（《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编年通鉴》云：瓘奏言：“臣尝乞别修《神宗实录》，以成一代之典，而不闻施行，盖绍圣史臣今为宰相故也。”不报。时瓘兼权给事中，曾布将荐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与布议事不合，若受其荐进，而复尔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媿矣。”至是瓘诣政事堂，以书见布曰：“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布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
中书舍人邹浩奏：“瓘素以声闻，推重一时，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示天下而慰公议也。伏望收还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体，所有录黄，未敢签书行下。”不从。右谏议大夫陈次升亦言：“瓘首蒙进擢，搢绅之间，咸以为贺。今闻瓘以宰属议论不合，因此罢去，审如所传，不惟有遗人材，亦虑有失人望。伏望圣慈更赐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陈次升传》：徽宗立，召为侍御史，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於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谨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宋史》云云，门户之见也。）
５、是月，邢恕申实录院状云：“恕为御史中丞，为章惇所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罢职。恕遂出知汝州，数月，移知南京。时哲宗亦徐知希与恕俱罢，希有罪名，而恕无明白罪名。惇恐恕复用，即检寻出恕元祐初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陶州日曾於帘箔有疏自辩，然箔中固未尝听，责命遂下。其后再责永州监当，首尾九年，皆在谪籍，并因国事，即不缘私，而惇悉置不论。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圣听，降恕三官，责知南安军。章疏中止於自序易攵历本末，未尝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畴昔之言，察臣本末，记其姓名，乃复召还馆阁。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为忠信，遂除尚书省官，则於责词中并削去不言，特著其熙宁初忤旨罢馆职之言，以巧相诋诬。恕时以帘箔未相知，恐以为前此尝违道干进，故云及臣除尚书职方员外时，司马光亦除资政殿学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见诋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又恕时有故与韩维相连，所以云韩维素有名德，及与司马光、吕公著为一等。惇见诋云‘指权臣为名德’。此皆见於训词之言，足为显据。而去年六月间，惇尚当国，责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马光、吕公著追贬海外之日，由恕所挤。公著之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坐口语，并无分毫干涉。惇之贬光，已是厚诬，至同贬公著海外，当时之人，尤知其无名。然则公著与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贬光海外，则缘光在元丰八年春与范祖禹曾说：‘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祖禹先到京师，恕因与祖禹閒言哲宗方十岁，比至还政，须更十年，中间事亦有可虑，祖禹即道光之言。时司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则忠也。祖禹与光深相知，所以与恕说者，正以光为善意，非恶也。恕曾说与蔡确、章惇，亦以光言为有忧国爱君之意尔。当是时，朝廷方蔊用光，欲以为相，又帘箔在上，光言於帘中，乃有形迹。恕特密与确等说，则岂以光意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绍圣间，章惇疑恕，恐其不为己用，每以光、公著为言，欲见把持。至云恕是吕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时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凡绍圣閒侍从臣僚，无不闻知。则惇方贬光、公著之日，岂容恕知其谋也？因叶祖洽论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门下，又是亲戚，惇既与希为党，以希之故，阴欲庇珪。而祖洽论珪事，乃引光、公著与珪为比，谓光、公著已贬节度副使，则珪岂可置而不行惇时王珪之贬，因祖洽屡有章疏，至光、公著，则已贬节度副使，其后并无人言，又别无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与珪皆贬，则惇岂尝见问，恕亦何尝闻知惇但既贬光、公著后，恕徐闻惇於哲宗前以光言‘娄后事犹可虑’，乃以为幸其如此，兼观光责词，谓其‘实藏祸心’，则其旨可知也。至於吕公著责词，则与责节副词大节皆相表悰，其后别无罪名，然不知惇当日因何与光并责也？惇既贬光，知其别无事因，即於贬光之日，旋画旨下编类所，应事干臣僚，并仰本所直行取会，仍备坐；若有隐匿、增减、漏泄，并科除名之罪。贬光后五十二日，编类所方行牒来，止於取会司马光语言而已，与吕公著了无相干也。恕即回牒，具坐元丰八年夏范祖禹与恕说‘曾与司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说及先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恕寻曾说与左仆射章惇及故左仆射蔡确，委是诣实。回牒今在编类所案卷中，可以检照。恕止云光言‘犹可虑’，则是忧虑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虑之言乃反指为祸心也？兼当年二月初，责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有‘潜怀睥睨之邪计，欲快倾摇之二心’，此两句，固已指光‘犹可虑’之言以为邪计、二心，但其言不甚别白尔。至贬光海外之日，则云‘乃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借喻宝慈圣烈非意之事。兴言及此，积虑谓何？’止是更注解邪计、二心之词而已。即知惇再贬光、公著，有激而然也。其下‘积虑’二字，乃惇狡狯，欲该载光言‘虑’字在其间尔。然光所谓‘犹可虑’者，直是忧恐之言，固无幸愿之意，与惇所谓‘虑’者，文义语脉理自不同。惇虽彊欲牵合，不免益见其撰造也。若惇以光言为明有恶意，则当日责辞，何不实载光‘可虑’之言以为有幸灭之意惇如此，即是著光本语，惇知果尔则不足以诳惑天下，人必有词，故匿光本语，饰以己意。然则诬陷光者，特出於惇，事理甚明。恕牒又云‘寻说与惇及蔡确，则显见非绍圣后语惇也。’其言出於范祖禹。祖禹与光至相厚，固非谈光之恶；恕传祖禹之言，固非陷光之意。今圣明方辨光、公著之冤，而惇实陷光，不自执咎，乃反嫁祸於恕。与前责恕南安辞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者，前后盖不类也。况惇将责光之日，恕若与惇符同，则惇必先令恕供析，然后行遣，岂有先贬光海外，后行取会之理！盖惇知恕与己不同，若先来取会，即恐恕或有隐匿，或为光解释，即却难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己意，织成光罪；既贬光后，更画圣意，以除名之罪见胁，方来取会。而恕所答牒辞如前，则不肯傅会章惇，符同责词，灼然可见。兼责光海外后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时林希与惇相为表悰，谓恕为公著党人，欲以此相胁持。恕恐此言必达哲宗之听，遂曾因事奏陈云：‘惇尝以臣为素与司马光、吕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时，惇尝云臣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臣答惇云：光素有贤名，方元丰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称其贤者！固不能逆知光后日为相，改更太过也。至於神宗皇帝末年，亦尝特进光资政殿学士，然则神宗岂不贤光哉？惇他日又面折臣，云：臣是吕公著上客。臣答：以臣为吕公著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当元祐间，恕与吕公著进退祸福自不同。方吕在元祐间进，时恕却退；方吕为帘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掇帘箔之怒乃得祸，这惇却不同。惇云：若不凭他，即郤须厮随公著过岭去也。’恕既具为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顺己，臣自顾昔者，实曾称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有私也。臣欲为惇所持，则御史台可废矣。’哲宗面谕云：‘卿既与他进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谓莫信者，令莫信惇也。使恕果先傅会惇，证明光罪，贬光海外，则惇、希宁复以此更见胁持惇但乞照验。恕责南宫，告辞犹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则知方恕为御史中丞日，惇以恕与光等素厚见诋可知矣。程颐贬涪州，亦是林希与章惇以为恕素师事颐，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颐罪；未从贬颐，乃於执政大臣聚会处见诋云：‘师既如此，为弟子者当如何？’恕寻闻其说，亦曾对哲宗皇帝开陈云：‘程颐之贬，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颐昔者实以师友之间处之，但自元丰三年颐曾到京师与之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祐间与颐又不同进退，然则？虽罪颐，焉能中臣惇但惇缘希故，挟情用刑，则天下安得心服！理当奏知。’哲宗云：‘会得。’希之见诋，先朝大臣皆闻其言，则恕对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为惇谋；犹欲以程颐见中，则其於司马光、吕公著又可知也。今来《实录当具载光、公著之贬，则罪光》本末宜得其实，乞赐照会。”（《续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刘跂《辨谤录》载张舜民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跂诣舜民相见，舜民时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对，皆乞早辨宣仁疑谤，则诸臣僚家诬搆事皆释然。”上谓：“当日诬谤，自不分明，今日却不用分明辨之。”问：“曾见邢恕责词否，此乃辨宣仁也。”对曰：“未曾见。”后来又责周秩广德军，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说：“娄后语言，本是章惇说出，指以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与贼臣惇各被五木对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案：舜民所言恕乞与惇各被五木对辨娄后事，他书并无之，当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中书舍人傅楫罢。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岿然守正，凡命令不当，必极言之。又尝论救王古、范纯礼，布滋不悦，出知亳州。案：《宋史》本传作“博州”。本传云：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为之用。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道此。”楫在朝岁馀，见时事浸异，窃叹曰：“祸其始此乎！”闻者甚之，楫笑曰：“后当信吾言。”遂上疏求去，以龙图阁待制知博州。
又：云：晁补之罢。管师仁谓：“苏辙皆深毁先帝，而补之、庭坚皆其门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案：“苏辙”上，当有“苏轼”二字，不然皆字无著。《宋史管师仁传》云：师仁擢左司谏，论苏轼、苏辙深毁熙宁之政，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１、九月己未，（案：钱氏《朔闰考》：己未，是月朔也。） 陈瓘既黜，上谕蒋之奇、章楶案：时蒋之奇知枢密院事，章楶同知枢密院事。曰：“瓘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当众人挤排，诚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劳之。”是日，布入对，留身面谢，慰劳加勤，且谓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举。”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对曰：“陛下初下诏，以为用人无彼时此时之异；若臣下便能将顺奉行，则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别。然偏见之人，终不可率，当更缓治之。”案：“当更”二字，似宜乙转“率更”连读。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随顺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处众人汹汹中，独赖眷属，有以自立，偏见异论之人诚不少，彼不肯革面，固当去之。然上体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过当，故欲从容中节耳。若言臣随顺及畏元祐人，不知圣意为如何？”上笑曰：“岂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十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戊子朔。） 癸巳，案：《东都事略》、《宋史》并系乙未，岳珂《愧郯录》亦作癸巳。右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李清臣罢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先是，曾布独对，上谕布人物有可诏对者，但奏取来，便当批付閤门。布寻以刘焘、王防、周焘、白时中四人名闻，上悉批令对。四人者，皆布门下士。清臣密启上，谓焘、防等为“四察八侦”。既而对众显白“四察八侦”不可为言事官。上色变，众莫晓其语。上以谕蒋之奇、章楶曰：“清臣盖指王防、刘焘等也。”令谕布知，且曰：“清臣所为，妇人女子之事。”寻召焘告之，仍令转达上旨，时九月丙戌也。后二日，布留身谢，上谕以察侦之语，且言：“所谓察侦，皆臣所亲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此等人皆知顺圣意、奉行法度者非营私也。若晁补之、毕仲游之徒，皆与清臣辈背公死党之人，必不与臣亲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当去。”布曰：“补之等何能为？清臣在政府，则为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谕汝霖缴申清臣，则因其请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尝与言事官交通。案：时彭汝霖为御史。昨者圣谕，令彭汝霖召吴则礼谕圣意，臣迄今不曾令则礼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转道达。”上知布之未奉诏也。翊日，赵挺之对，遂令谕汝霖，汝霖遂草疏纳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会状，但言：“前后五有章疏，谕清臣当罢政，未承施行，谓其必能自请而安然自居。虑清臣之不知，已录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状，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毕，清臣留身请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进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当遣御药封还。而清臣留时，尝白上曰：“臣本无去意，但为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违圣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谕之奇及楶，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岳珂《愧郯录》卷五。案：《宋编年通鉴》云：清臣与曾布有嫌，每於上前，互相诋毁。谏官陈祐论布过失，上以祐与清臣交结，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风旨，累论清臣之奸。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府。《宋史》本传云：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惟其言是听，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朝，皆其谋也。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又《彭汝砺传》云：李清臣与布异，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谏议。与六月甲辰文合。）
２、甲午，欧阳棐以直秘阁知蔡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原注：云：在靖国元年十月七日。据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七日甲午也。《宋史》本传云：欧阳修中子棐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
３、戊戌。（案：《续长编》卷五百二：邹浩论在京官司今后被受一司续降条贯及一时指挥，关报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案所贵事得周知。注云：靖国元年十月十一日当考。今其文已佚。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十一日戊戌也。）
１、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讫，右仆射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并臣莫助之者。其图如史书年表例为旁通，（案：“例”，《东都事略》作“列”，《九朝备要》作“别”，当依《通鉴续编》作“列旁行”为是。） 分为左右。自宰臣、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案：《东都事略作“元丰”。） 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宰相、执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馀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案：原本“致”作“至”，“適”作“适”，今据《十朝纲要》、《通鉴续编》改正。） 是也。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皆在其间，至百馀人。又於左序别立一项，用小帖揭去。布密禀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与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陈，既与臣所见不同，自不当与议，乞纳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记？论之人，於是上决意用京矣。（《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曾布子纟隶作《家传》云：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邓洵武进《爱莫助之图》。按：所称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误也。今不取。案：《东都事略·邓绾传》云：子洵武，徽宗即位，为起居郎。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进爱莫助之图。召试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侍讲，进吏部侍郎。岳珂《桯史》云：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臣，得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弗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於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於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驳，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於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於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一月，复平准务。
又：云：庚辰，郊祀合祭。案：东都事略作“庚申”，误。各书皆作庚辰，郊祀合祭。文义未足，当补“天地”二字。然《东都事略》云：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是分祭也。《宋史本纪》：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圜丘。以为合祭。又《礼志三：建中靖国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则亦以为分祭，前后又自违异。《九朝编年备要》则书郊罢合祭云：初，诏冬祀以郊，见天地之始，权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为非礼，权举於一时，恐自今遂以为常。且言：“臣顷尝备员礼职，见当时议者以合祭为非礼，神宗下礼文所详定，而臣僚所见不同。或欲约仪卫、均赐予，而以乘舆躬行，一至北郊者，陈襄之议也；或欲乘舆亲行南郊，七日戒之，后三日宿之，时宿太庙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清臣之议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祫享故事，皆因三岁郊天之期，暂辍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议也；或欲以冬至亲郊祀上帝，用至日报天之说，因即圜丘之北，别祀皇地祇者，陆佃之议也；或欲以郊之岁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者，张璪之议也。神宗独用璪议，遂罢合祭。陛下方欲继述神宗，要当一正旧典，以为子孙长守之制，乞下群臣更议。”而御史彭汝霖亦论合祭非礼。上欲罢前命，而韩忠彦、陆佃以为疑。忠彦曰：“神祇非差除，比被台谏攻便罢。”曾布进曰：“权合祭，元祐七年指挥，乃以苏辙之论而废神宗之正论也。且不畏炎热而亲祠北郊，乃尽诚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彦坚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诏权罢。《备要》此文，诸史俱未载，盖取诸李氏《长编》也。云诏权罢，谓权罢合祭，与《礼志》文合。则《本纪》云祀天地於圜丘，非也。《玉海》卷九十三云：建中靖国元年八月甲午，诏权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以合祭为非礼。丙辰，诏权罢合祭。十一月庚辰，合祭圜丘。王氏既以为诏权罢合祭，又云合祭圜丘，语尤牴牾。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五载：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门下：朕绍膺宝命，祇遹洪图，参酌上仪，铺昭旷典。奉神考恭行之志，绎绍圣申讲之文，将蒇事於皇祇，先致飨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饬躬诏虔。祼清庙以肃将，款圆坛而拜飨。苍璧既奠，紫烟具升。”云云。玩此赦文，则此年郊祀昊天不及皇地祇尤为显证。《十朝纲要》云：八月甲午，诏将来冬祀以郊，见天地之初，权合祭於圜丘。己卯，用侍御史彭汝霖言，罢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语简而覈。《宋史陆佃传》云：将祀南郊，有司欲饰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请易以银。徽宗曰：“匣必用饰邪？”对曰：“大裘尚质，后世加饰焉，非礼也。”徽宗曰：“然则罢之可乎？数日来，丰稷屡言之矣。”佃因赞曰：“陛下及此，盛德之举也。”徽宗欲亲祀北郊，大臣以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确。朝退，皆曰：“上不以为劳，当遂行之。”李清臣不以为然。佃曰：“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议也。今反以为不可，何邪？”清臣乃止。考此数年中，诸史并不言祀皇地祇於北郊。《宋史礼志》：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然则建中靖国虽有详定北郊仪制之命，未果行也。岳珂《愧郯录》云：元祐三年正月，诏躬祭地示实未尝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泽，虽哲、徽坚主其议，亦十九年乃得行。此言覈实。
又：云：礼部尚书丰稷罢。先是，上谕曾布，诋毁神考，第一是丰稷，其次张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宫以宁神，营寺以崇考。复置御前生活以供内庭之用，而外议不晓，窃谓好修造、尚华美。”稷所陈大抵以崇俭爱人为言，至君子小人之际，必反覆究切。既数以论事，忤权近，出知苏州。
１、十二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丁亥朔。） 庚寅，朝请大夫、知洪州叶祖洽为宝文阁待制、知瀛州，案：“瀛”，《宋史》本传作“青”。知瀛州吕希纯知颍州。先是，上以河朔诸帅皆元祐人，欲尽易之，故希纯、祖洽有是命。皆曾布为请也。布又拟蔡京代张舜民，朱绂代刘安世，召商英户部侍郎，祖洽初拟，亦召为侍郎。上既许之矣，韩忠彦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悉已得圣旨，不审其间有可论者，尚容臣开陈否？”上曰：“不妨。”遂力诋商英、祖洽为不可。上曰：“商英曾有文字，朕欲召还；祖洽且令外补。”（《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本传云：祖洽与曾布厚，人目为“小训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韩忠彦不可，白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为吏部。布罢，乃出知定州。）
２、辛卯，先是责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牵复，惟章惇、苏辙进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书，上封援书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忧人曾诞持长书抵布，并奏疏一通，疏乃通封，所陈十事：一陈圣瑞当正名号；二京、卞、拯、镗等当复收用；三安、蹇无罪，当还旧职；四惇有功於国，责太重，当复用。末篇言上当密谕元符，令自表请退妃位避元祐。其狂谤类此。（案：《宋史曾诞》附《邹浩传》云：浩所与游田画、王回、曾诞，皆良士也。孟后之废，诞三与浩书，劝力请复后。及浩以言南迁，诞著《玉山主人对客问》以讥之。识者以比韩愈《谏臣论》。今观此疏，与《宋史》违。殆当时有两曾诞？与朱绂、李积中同也。） 及庚寅，布乃留对，遂呈援书，上颇称其孝，有怜之之意。布欲且与徙广南近悰一州，上亦许之。又以诞所呈十事，具劄子事目进呈，上曰：“来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须与勒停编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韩忠彦见之，勃然怒诞之狂妄也。是日，进呈，初议追官勒停，又议编管，而忠彦欲除名送湖南，上从之。惇亦不复内徙，上但曰：“且休，恐动人心。”故遂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３、甲午，左仆射韩忠彦累乞罢相，不许，遂般出东府。有诏押入忠彦与曾布异议，布数倾之，故忠彦请避位。（《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４、戊戌，中大夫、提举洞霄宫蔡京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卷百三十一系其事於元符三年十一月戊戌，前此一年。考前年十一月无戊戌日，今依卷百二十订正。《宋史》本传云：京提举洞霄宫，居杭州。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又太学博士范致虚素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虚深结之，道其平日趣向，谓非相京不足以有为。已而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擢致虚右正言，起京知定州。然考《宋编年通鉴》及《九朝编年备要》，童贯如杭州监造御前生活在崇宁元年三月，而京已於是年十二月知定州矣。）
５、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随州张商英权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随州”，卷百二十作“陈州”，字误。《宋史》本传云：商英降知随州。崇宁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不言权户部，据长编，权吏部在本月乙卯，为翰林学士在崇宁元年四月丙戌，而无迁刑部事。）
６、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镗复集贤修撰、知澶州。朝散郎、少府少监，分司西京邢恕，中大夫、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吕嘉问，中散大夫、司农少卿、分司南京路昌衡，并落分司，恕知随州，嘉问知蕲州，昌衡知滁州。除名勒停放归田里人安惇为朝奉郎、提举太平观，蹇序辰为朝散郎、提举明道宫，通议大夫林希追复资政殿学士。（《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７、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复左正议大夫、提举崇禧观。（《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十二月，邢恕、吕嘉问、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并复宫观，寻与郡。召张商英赴阙。原注：云：言绍述熙、丰之政者，盖欲逐元祐之正人尔。元祐正人如吕希纯、任伯雨、陈祐、陈瓘、丰稷、江公望、晁补之、范纯礼等，时相曾布惮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绍圣佞人邢恕、安惇复得进用於朝，由王安石曲学偏见，佞人邪党，至今布满朝廷，而酿成靖康之祸者，良有以也。）
８、诏商英等并乘驿赴阙。（《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９、癸丑，诏章惇亲子孙许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辄至京师及上章疏。从曾布所请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１０、乙卯，诏通议大夫林希追复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恩例如前。执政官左正议大夫、提举崇禧观蔡卞知大名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商英权吏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１１、是年，女真杨割死，阿骨打立。（《纪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据《金盟本末》、《华夷直笔》、《北辽事亡辽录》增入。后此十一年为政和元年，天祚改乾统，十一年为天庆元年。末附天祚荒淫，阿骨打与诸国谋叛事。案：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云：其先龛福五世至胡来，世为酋长，袭节度使。胡来生三子，季曰杨割，割生三子；长曰阿骨打，次曰吴乞买，又次曰思改，即黏罕父也。金人至杨割太师始雄诸部。初，契丹国旧帐萧解里聚众为盗，潜奔女真，因命杨割图之。杨割迁延数月，独斩解里，遣阿骨打献首级，馀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进其父子官。自是隐怀大志，力农积粟，练兵牧马，多市金玉，以赂契丹权贵，如此十馀年，未有以发也。辽主延禧初立之年杨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承杨割富庶之馀，兵彊马壮，加以辽主天祚掊剥是嗜，上下荒淫，阿骨打益有异志。宋彭伯川《治迹统类》、李《十朝纲要》、叶隆礼《契丹国志》亦云：女真杨割死，子阿骨打立。据《金史世纪》：杨割癸未岁卒。实宋之崇宁二年，非卒於建中靖国元年。是岁，兄子乌雅束嗣，非阿骨打立。阿骨打亦杨割之兄子，与此牴牾。《世纪》又云：杨割太师讳盈歌，“盈”近“杨”，“歌”近“割”，南北音讹。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称。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钱大昕《考异》云：今《丛言》、《金志》二书俱不传，惟洪皓《松漠纪闻》所载九代世系，颇与史合，而译字多异。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以太祖为杨割太师之长子，即史所讥，为无足取者也。毕沅《续通鉴考异》亦从《金史世纪》，以为《长编》沿《金盟本末》诸书之譌而未加考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二月河东地震。案：《九朝编年备要》书於明年正月，《宋史·本纪》两书之，与此同。考《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云：崇宁元年二月，朱肱言河东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晓夜震动，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犹未之止，人民震死，动以千数云云。是则是年十二月、下年正月连震不止也。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亥。
又：云：是岁，辽主洪基死，孙延禧立。洪基将殂，戒孙延禧曰：“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动，当力谏止。”延禧即天祚也。案：据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辽主洪基死於宋元符三年秋七月。《东都事略张舜民传》云：舜民使辽，见耶律延禧为皇太孙，因著论以所喜者名茶、古画、音乐、美姝。他日必有如张义朝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
△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一）
１、八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庚寅朔。） 壬子，先是，右司员外郎陈瓘进《国用须知》。其言曰：“臣闻神宗有为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财用足，财用足而根本固，此国家万世之利而今日所当继述者也。臣近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劄子，裁减吏员冗费，以防加赋之渐，为久远虑，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计，正以乏财为患，西边虽已罢兵，费用不可卒补。遂至於耗根本之财，坏神考之政，加赋之渐，兆於此矣。臣昨守无为，奉行诏令，窃见一年之内，连下五敕，而天下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运之於西边。（案：《九朝编年备要》云：瓘所奏五敕贴黄云：“朝廷应副边事，虚内事外，非一日也。故五敕之所取，虽有别用之处，然而后相因，以致匮乏。至於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财者，初缘边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敕，府界、诸路见管坊场钱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将賸数留一半准备支用，馀一半特令起发上京。一，其年十一月敕，起发见管常平、免役钱如前敕。一，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敕，诸路提举司将见在抵当息钱并起发上京。一，其年三月敕，起发诸路量添酒依抵当指挥。一，其年三月又敕，诸路助役钱内拨一半充常平粜本，馀一半计置起发上京，兑挪往三路添助常平籴本。”又曰：“自元丰七年以常平等积并钱补助边费，岁取二百万缗为额，只以三年为期，盖不欲多费天下民财以助边用。神考爱民之意可谓深矣！岂宜取三十年间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违成宪而偏用於一方乎？西边财匮竭则必取诸东南，东南积賸之物，今於无事之时，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东南有意外之患，又将取之何地乎？”又曰：“五敕之后，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广西钱一百万贯和预买?绢。其文曰：‘人户愿请价钱，若於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济。’其实则人户不愿也。且以无为军言之，民间买绢一匹，须用一贯四五百文足，人户请常平钱一贯文省。今於年例外创添支散之数，此乃聚敛之术。臣恐自此一敕之后相继无已，又况侵削十路，百姓只得绢一百万匹，未足以充陕西三两月之费，此岂神考接济之法乎？”案：徽宗五敕，祗见於瓘奏贴黄。五月之敕，亦见於《文献通考》卷二十云：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賸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计纲赴京。陈瓘言：“预买之息，重於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之，实聚敛之术。”） 堕先政於罢兵之后，资国计於冗费之馀。譬如决江河之大防，蓄沟浍之小润，非曰无涓涓之助，何以补汤汤之流！大违神考之心，殊乖继述之义。臣职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国用须知》一本奏闻。”
又进《日录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对紫宸殿，奏劄子云：‘臣闻王安石《日录》七十馀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之书，非朝廷之典也。自绍圣再修《神考实录》，史官请以此书降付史院。凡《日录》、《时政记》、《神宗御集》之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予夺；宗庙之美，以归臣下。故臣愿诏史官别行删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后不闻施行。盖绍圣史官请以《日录》降付史院者，今为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轻议大典，诚以宗庙至重，义不敢默。盖惟神宗皇帝体道用极，宪天有为，自得师臣，授以政柄。虽尹暨汤，咸有一德，无以复异，而嘉谋嘉猷，实出我后。以言乎经术，则微言奥义，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则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则神考之独志而安石之所以归美者也。用事之臣，闇於此理，讬奉宗庙，独尊安石；假绍述於诏令，寓好恶於刑赏。至於纂记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赞之语，宣扬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专美於人臣，不归德於我后，凌压宗庙，以植其私，事之乖谬，莫大於此，岂惟负神考在天之灵，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见撰成《日录辨》一篇，具状奏闻。”案：《十朝纲要》云：十月乙巳，以左正言范致虚言，诏前降修《实录》参取元祐及陈瓘乞删除王安石《日录》等指挥勿行，仍诏实录院以朱、墨本进。（案：朱、墨本者，绍圣初别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则於墨本上以雌黄涂之，谓之“墨本”；入绍圣所修，则以朱修之，谓之“朱本”。）
２、是日，瓘与左司员外郎朱彦周谒左仆射曾布於都堂，以书责布曰：“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也。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又曰：“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於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又曰：“阁下於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於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布读瓘书大怒，已而笑谓瓘曰：“此书他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亦不校。”瓘以《日录辨》及《国用须知》纳布而出。（《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岳珂《桯史》载瓘全文，云：瓘闻之，古贤未尝无过，周公、孔子、颜渊皆有过也。子路闻过则喜，所以为圣贤之徒；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百世之师，故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过，善在一身，大臣改过，福及天下。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录辨》一篇，已进之於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可见矣。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事，未尽详悉，近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於西边。比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国用须知》，亦已进之於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主上修继述之效，阁下乃违志坏事，以为继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渐见，所以误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边费。熙宁条例司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他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於阁下，阁下将何以为对？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边事之费，外则帅臣，内则宰相。帅臣知一方之事而已，虽竭府库之财而倾之，不可责也。至於宰相之任，则异乎此矣。岂可以知天下匮竭，而恬不息匮竭，因坏先政，因务蔽蒙，阁下欲辞其过，可乎？瓘比缘禀事，闻阁下之言，指尚书省为道揆之地，瓘谓阁下此言失矣。三省长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岂太宰之所得预乎？两年日食之变，皆在正阳之月，此乃臣道大彊之应，亦阁下之所当畏也，宜守而揆，岂抑畏之谓乎！《周官》曰：“居宠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数千里，天变屡作，人心忧惧，边费坏败，国用耗竭，而阁下方且以为得道揆之体，可谓居宠而不思危矣。阁下於瓘有荐进之恩，瓘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於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负与不负在瓘，察与不察在阁下。事君之位无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夺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东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钦圣未见察，则瓘被贬黜，后来慈意开悟，则瓘得牵复。人主察孤臣之尽忠，钦圣知忠言之有补，母慈子孝，主圣臣直，此国家两全之道，庙社无疆之福也。今钦圣纳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谏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庙堂。胁持之风，甚於去岁，乖离之论，倡自大臣，所以厚钦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辞都司之命，而阁下未许其去者，阁下必有以处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谕也。主上念钦圣纳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奖劝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择死，所以图报效，无负於人主，无媿於外家，一身之安危，岂暇恤哉！然则今日之言，安知不见察於阁下也，阁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职，重取烦言，又不忍默默而去，惟阁下留听，幸甚。岳珂曰：“前书《尊尧集表》，盖与此互见始末，詟谀立懦，不厌屡书。”）
３、癸丑，瓘又录所上布书及《日录辨》、《国用须知》具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校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财，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具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窜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
４、甲寅，三省进呈，上顾曾布曰：“如此报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当陈者不敢已。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日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其后绍圣重修《实录》，数年乃成书，臣盖未尝见。当日修书乃章惇、蔡京，今日提举史院乃韩忠彦。而瓘以为臣尊私史。压宗庙，不审何谓也。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臣坏三十年根本之计，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太偏，今日如何？”布愧谢。而韩忠彦等皆言：“瓘必欲去，当与一郡。”布曰：“臣本不与之校，朝廷优容，无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责瓘，忠彦及陆佃皆曰：“瓘之言诚过当，若责瓘，则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已，使人谕意，将大用之，瓘语其子正勷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与汝官，奈何？”正勷再拜，愿得书。瓘喜，明日持以见布。布果大怒，遂有海陵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权给事，何执中为礼部侍郎，一日以简抵瓘曰：“早见贵人，公即真矣。”故瓘语正勷云尔。（《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编年通鉴》云：瓘奏言：“臣尝乞别修《神宗实录》，以成一代之典，而不闻施行，盖绍圣史臣今为宰相故也。”不报。时瓘兼权给事中，曾布将荐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与布议事不合，若受其荐进，而复尔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媿矣。”至是瓘诣政事堂，以书见布曰：“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布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
中书舍人邹浩奏：“瓘素以声闻，推重一时，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示天下而慰公议也。伏望收还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体，所有录黄，未敢签书行下。”不从。右谏议大夫陈次升亦言：“瓘首蒙进擢，搢绅之间，咸以为贺。今闻瓘以宰属议论不合，因此罢去，审如所传，不惟有遗人材，亦虑有失人望。伏望圣慈更赐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陈次升传》：徽宗立，召为侍御史，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於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谨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宋史》云云，门户之见也。）
５、是月，邢恕申实录院状云：“恕为御史中丞，为章惇所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罢职。恕遂出知汝州，数月，移知南京。时哲宗亦徐知希与恕俱罢，希有罪名，而恕无明白罪名。惇恐恕复用，即检寻出恕元祐初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陶州日曾於帘箔有疏自辩，然箔中固未尝听，责命遂下。其后再责永州监当，首尾九年，皆在谪籍，并因国事，即不缘私，而惇悉置不论。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圣听，降恕三官，责知南安军。章疏中止於自序易攵历本末，未尝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畴昔之言，察臣本末，记其姓名，乃复召还馆阁。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为忠信，遂除尚书省官，则於责词中并削去不言，特著其熙宁初忤旨罢馆职之言，以巧相诋诬。恕时以帘箔未相知，恐以为前此尝违道干进，故云及臣除尚书职方员外时，司马光亦除资政殿学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见诋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又恕时有故与韩维相连，所以云韩维素有名德，及与司马光、吕公著为一等。惇见诋云‘指权臣为名德’。此皆见於训词之言，足为显据。而去年六月间，惇尚当国，责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马光、吕公著追贬海外之日，由恕所挤。公著之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坐口语，并无分毫干涉。惇之贬光，已是厚诬，至同贬公著海外，当时之人，尤知其无名。然则公著与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贬光海外，则缘光在元丰八年春与范祖禹曾说：‘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祖禹先到京师，恕因与祖禹閒言哲宗方十岁，比至还政，须更十年，中间事亦有可虑，祖禹即道光之言。时司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则忠也。祖禹与光深相知，所以与恕说者，正以光为善意，非恶也。恕曾说与蔡确、章惇，亦以光言为有忧国爱君之意尔。当是时，朝廷方蔊用光，欲以为相，又帘箔在上，光言於帘中，乃有形迹。恕特密与确等说，则岂以光意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绍圣间，章惇疑恕，恐其不为己用，每以光、公著为言，欲见把持。至云恕是吕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时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凡绍圣閒侍从臣僚，无不闻知。则惇方贬光、公著之日，岂容恕知其谋也？因叶祖洽论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门下，又是亲戚，惇既与希为党，以希之故，阴欲庇珪。而祖洽论珪事，乃引光、公著与珪为比，谓光、公著已贬节度副使，则珪岂可置而不行惇时王珪之贬，因祖洽屡有章疏，至光、公著，则已贬节度副使，其后并无人言，又别无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与珪皆贬，则惇岂尝见问，恕亦何尝闻知惇但既贬光、公著后，恕徐闻惇於哲宗前以光言‘娄后事犹可虑’，乃以为幸其如此，兼观光责词，谓其‘实藏祸心’，则其旨可知也。至於吕公著责词，则与责节副词大节皆相表悰，其后别无罪名，然不知惇当日因何与光并责也？惇既贬光，知其别无事因，即於贬光之日，旋画旨下编类所，应事干臣僚，并仰本所直行取会，仍备坐；若有隐匿、增减、漏泄，并科除名之罪。贬光后五十二日，编类所方行牒来，止於取会司马光语言而已，与吕公著了无相干也。恕即回牒，具坐元丰八年夏范祖禹与恕说‘曾与司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说及先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恕寻曾说与左仆射章惇及故左仆射蔡确，委是诣实。回牒今在编类所案卷中，可以检照。恕止云光言‘犹可虑’，则是忧虑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虑之言乃反指为祸心也？兼当年二月初，责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有‘潜怀睥睨之邪计，欲快倾摇之二心’，此两句，固已指光‘犹可虑’之言以为邪计、二心，但其言不甚别白尔。至贬光海外之日，则云‘乃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借喻宝慈圣烈非意之事。兴言及此，积虑谓何？’止是更注解邪计、二心之词而已。即知惇再贬光、公著，有激而然也。其下‘积虑’二字，乃惇狡狯，欲该载光言‘虑’字在其间尔。然光所谓‘犹可虑’者，直是忧恐之言，固无幸愿之意，与惇所谓‘虑’者，文义语脉理自不同。惇虽彊欲牵合，不免益见其撰造也。若惇以光言为明有恶意，则当日责辞，何不实载光‘可虑’之言以为有幸灭之意惇如此，即是著光本语，惇知果尔则不足以诳惑天下，人必有词，故匿光本语，饰以己意。然则诬陷光者，特出於惇，事理甚明。恕牒又云‘寻说与惇及蔡确，则显见非绍圣后语惇也。’其言出於范祖禹。祖禹与光至相厚，固非谈光之恶；恕传祖禹之言，固非陷光之意。今圣明方辨光、公著之冤，而惇实陷光，不自执咎，乃反嫁祸於恕。与前责恕南安辞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者，前后盖不类也。况惇将责光之日，恕若与惇符同，则惇必先令恕供析，然后行遣，岂有先贬光海外，后行取会之理！盖惇知恕与己不同，若先来取会，即恐恕或有隐匿，或为光解释，即却难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己意，织成光罪；既贬光后，更画圣意，以除名之罪见胁，方来取会。而恕所答牒辞如前，则不肯傅会章惇，符同责词，灼然可见。兼责光海外后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时林希与惇相为表悰，谓恕为公著党人，欲以此相胁持。恕恐此言必达哲宗之听，遂曾因事奏陈云：‘惇尝以臣为素与司马光、吕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时，惇尝云臣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臣答惇云：光素有贤名，方元丰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称其贤者！固不能逆知光后日为相，改更太过也。至於神宗皇帝末年，亦尝特进光资政殿学士，然则神宗岂不贤光哉？惇他日又面折臣，云：臣是吕公著上客。臣答：以臣为吕公著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当元祐间，恕与吕公著进退祸福自不同。方吕在元祐间进，时恕却退；方吕为帘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掇帘箔之怒乃得祸，这惇却不同。惇云：若不凭他，即郤须厮随公著过岭去也。’恕既具为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顺己，臣自顾昔者，实曾称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有私也。臣欲为惇所持，则御史台可废矣。’哲宗面谕云：‘卿既与他进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谓莫信者，令莫信惇也。使恕果先傅会惇，证明光罪，贬光海外，则惇、希宁复以此更见胁持惇但乞照验。恕责南宫，告辞犹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指权臣为名德。’则知方恕为御史中丞日，惇以恕与光等素厚见诋可知矣。程颐贬涪州，亦是林希与章惇以为恕素师事颐，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颐罪；未从贬颐，乃於执政大臣聚会处见诋云：‘师既如此，为弟子者当如何？’恕寻闻其说，亦曾对哲宗皇帝开陈云：‘程颐之贬，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颐昔者实以师友之间处之，但自元丰三年颐曾到京师与之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祐间与颐又不同进退，然则？虽罪颐，焉能中臣惇但惇缘希故，挟情用刑，则天下安得心服！理当奏知。’哲宗云：‘会得。’希之见诋，先朝大臣皆闻其言，则恕对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为惇谋；犹欲以程颐见中，则其於司马光、吕公著又可知也。今来《实录当具载光、公著之贬，则罪光》本末宜得其实，乞赐照会。”（《续长编》卷四百八十六。原注：刘跂《辨谤录》载张舜民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跂诣舜民相见，舜民时任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对，皆乞早辨宣仁疑谤，则诸臣僚家诬搆事皆释然。”上谓：“当日诬谤，自不分明，今日却不用分明辨之。”问：“曾见邢恕责词否，此乃辨宣仁也。”对曰：“未曾见。”后来又责周秩广德军，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说：“娄后语言，本是章惇说出，指以为邢恕所言。恕曾上章乞与贼臣惇各被五木对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案：舜民所言恕乞与惇各被五木对辨娄后事，他书并无之，当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八月，中书舍人傅楫罢。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岿然守正，凡命令不当，必极言之。又尝论救王古、范纯礼，布滋不悦，出知亳州。案：《宋史》本传作“博州”。本传云：曾布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为之用。楫略无所倾下，凡命令有不当，用人有未厌，悉极论之，虽屡却不为夺，布大失望。帝以旧学故，多所延访，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为言。李清臣劝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道此。”楫在朝岁馀，见时事浸异，窃叹曰：“祸其始此乎！”闻者甚之，楫笑曰：“后当信吾言。”遂上疏求去，以龙图阁待制知博州。
又：云：晁补之罢。管师仁谓：“苏辙皆深毁先帝，而补之、庭坚皆其门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案：“苏辙”上，当有“苏轼”二字，不然皆字无著。《宋史管师仁传》云：师仁擢左司谏，论苏轼、苏辙深毁熙宁之政，其门下士吏部员外郎晁补之辈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１、九月己未，（案：钱氏《朔闰考》：己未，是月朔也。） 陈瓘既黜，上谕蒋之奇、章楶案：时蒋之奇知枢密院事，章楶同知枢密院事。曰：“瓘为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当众人挤排，诚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劳之。”是日，布入对，留身面谢，慰劳加勤，且谓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举。”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对曰：“陛下初下诏，以为用人无彼时此时之异；若臣下便能将顺奉行，则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别。然偏见之人，终不可率，当更缓治之。”案：“当更”二字，似宜乙转“率更”连读。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随顺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处众人汹汹中，独赖眷属，有以自立，偏见异论之人诚不少，彼不肯革面，固当去之。然上体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过当，故欲从容中节耳。若言臣随顺及畏元祐人，不知圣意为如何？”上笑曰：“岂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１、十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戊子朔。） 癸巳，案：《东都事略》、《宋史》并系乙未，岳珂《愧郯录》亦作癸巳。右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李清臣罢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大名府。《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先是，曾布独对，上谕布人物有可诏对者，但奏取来，便当批付閤门。布寻以刘焘、王防、周焘、白时中四人名闻，上悉批令对。四人者，皆布门下士。清臣密启上，谓焘、防等为“四察八侦”。既而对众显白“四察八侦”不可为言事官。上色变，众莫晓其语。上以谕蒋之奇、章楶曰：“清臣盖指王防、刘焘等也。”令谕布知，且曰：“清臣所为，妇人女子之事。”寻召焘告之，仍令转达上旨，时九月丙戌也。后二日，布留身谢，上谕以察侦之语，且言：“所谓察侦，皆臣所亲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党类，此等人皆知顺圣意、奉行法度者非营私也。若晁补之、毕仲游之徒，皆与清臣辈背公死党之人，必不与臣亲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当去。”布曰：“补之等何能为？清臣在政府，则为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谕汝霖缴申清臣，则因其请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尝与言事官交通。案：时彭汝霖为御史。昨者圣谕，令彭汝霖召吴则礼谕圣意，臣迄今不曾令则礼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转道达。”上知布之未奉诏也。翊日，赵挺之对，遂令谕汝霖，汝霖遂草疏纳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会状，但言：“前后五有章疏，谕清臣当罢政，未承施行，谓其必能自请而安然自居。虑清臣之不知，已录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状，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毕，清臣留身请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进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当遣御药封还。而清臣留时，尝白上曰：“臣本无去意，但为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违圣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谕之奇及楶，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岳珂《愧郯录》卷五。案：《宋编年通鉴》云：清臣与曾布有嫌，每於上前，互相诋毁。谏官陈祐论布过失，上以祐与清臣交结，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风旨，累论清臣之奸。清臣不自安，出知大名府。《宋史》本传云：仆射韩忠彦与之有连，惟其言是听，出范纯礼、张舜民，不使吕希纯、刘安世入朝，皆其谋也。寻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又《彭汝砺传》云：李清臣与布异，布先讽江公望使击之，将处以谏议大夫，公望弗听。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谏议。与六月甲辰文合。）
２、甲午，欧阳棐以直秘阁知蔡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原注：云：在靖国元年十月七日。据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七日甲午也。《宋史》本传云：欧阳修中子棐以直秘阁知蔡州。蔡地薄赋重，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会有诏禁止，而佐吏惮使者，不敢以诏旨从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诏令苟有未便，犹将建请。今天子诏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诏止之。若有惮而不行，何以为长吏？”命即日行之。）
３、戊戌。（案：《续长编》卷五百二：邹浩论在京官司今后被受一司续降条贯及一时指挥，关报门下中书后省，谏官案所贵事得周知。注云：靖国元年十月十一日当考。今其文已佚。钱氏《朔闰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则十一日戊戌也。）
１、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讫，右仆射曾布独留，进呈内降起居郎邓洵武所进《爱莫助之图》，其说以为陛下方绍述先志，并臣莫助之者。其图如史书年表例为旁通，（案：“例”，《东都事略》作“列”，《九朝备要》作“别”，当依《通鉴续编》作“列旁行”为是。） 分为左右。自宰臣、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案：《东都事略作“元丰”。） 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宰相、执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馀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案：原本“致”作“至”，“適”作“适”，今据《十朝纲要》、《通鉴续编》改正。） 是也。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皆在其间，至百馀人。又於左序别立一项，用小帖揭去。布密禀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与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陈，既与臣所见不同，自不当与议，乞纳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记？论之人，於是上决意用京矣。（《纪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曾布子纟隶作《家传》云：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邓洵武进《爱莫助之图》。按：所称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误也。今不取。案：《东都事略·邓绾传》云：子洵武，徽宗即位，为起居郎。时韩忠彦、曾布为相，洵武因对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进爱莫助之图。召试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兼侍讲，进吏部侍郎。岳珂《桯史》云：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臣，得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弗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於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於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驳，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於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於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一月，复平准务。
又：云：庚辰，郊祀合祭。案：东都事略作“庚申”，误。各书皆作庚辰，郊祀合祭。文义未足，当补“天地”二字。然《东都事略》云：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是分祭也。《宋史本纪》：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圜丘。以为合祭。又《礼志三：建中靖国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则亦以为分祭，前后又自违异。《九朝编年备要》则书郊罢合祭云：初，诏冬祀以郊，见天地之始，权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为非礼，权举於一时，恐自今遂以为常。且言：“臣顷尝备员礼职，见当时议者以合祭为非礼，神宗下礼文所详定，而臣僚所见不同。或欲约仪卫、均赐予，而以乘舆躬行，一至北郊者，陈襄之议也；或欲乘舆亲行南郊，七日戒之，后三日宿之，时宿太庙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清臣之议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祫享故事，皆因三岁郊天之期，暂辍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议也；或欲以冬至亲郊祀上帝，用至日报天之说，因即圜丘之北，别祀皇地祇者，陆佃之议也；或欲以郊之岁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者，张璪之议也。神宗独用璪议，遂罢合祭。陛下方欲继述神宗，要当一正旧典，以为子孙长守之制，乞下群臣更议。”而御史彭汝霖亦论合祭非礼。上欲罢前命，而韩忠彦、陆佃以为疑。忠彦曰：“神祇非差除，比被台谏攻便罢。”曾布进曰：“权合祭，元祐七年指挥，乃以苏辙之论而废神宗之正论也。且不畏炎热而亲祠北郊，乃尽诚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彦坚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诏权罢。《备要》此文，诸史俱未载，盖取诸李氏《长编》也。云诏权罢，谓权罢合祭，与《礼志》文合。则《本纪》云祀天地於圜丘，非也。《玉海》卷九十三云：建中靖国元年八月甲午，诏权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以合祭为非礼。丙辰，诏权罢合祭。十一月庚辰，合祭圜丘。王氏既以为诏权罢合祭，又云合祭圜丘，语尤牴牾。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五载：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门下：朕绍膺宝命，祇遹洪图，参酌上仪，铺昭旷典。奉神考恭行之志，绎绍圣申讲之文，将蒇事於皇祇，先致飨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饬躬诏虔。祼清庙以肃将，款圆坛而拜飨。苍璧既奠，紫烟具升。”云云。玩此赦文，则此年郊祀昊天不及皇地祇尤为显证。《十朝纲要》云：八月甲午，诏将来冬祀以郊，见天地之初，权合祭於圜丘。己卯，用侍御史彭汝霖言，罢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语简而覈。《宋史陆佃传》云：将祀南郊，有司欲饰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请易以银。徽宗曰：“匣必用饰邪？”对曰：“大裘尚质，后世加饰焉，非礼也。”徽宗曰：“然则罢之可乎？数日来，丰稷屡言之矣。”佃因赞曰：“陛下及此，盛德之举也。”徽宗欲亲祀北郊，大臣以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确。朝退，皆曰：“上不以为劳，当遂行之。”李清臣不以为然。佃曰：“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议也。今反以为不可，何邪？”清臣乃止。考此数年中，诸史并不言祀皇地祇於北郊。《宋史礼志》：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然则建中靖国虽有详定北郊仪制之命，未果行也。岳珂《愧郯录》云：元祐三年正月，诏躬祭地示实未尝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始克行方泽，虽哲、徽坚主其议，亦十九年乃得行。此言覈实。
又：云：礼部尚书丰稷罢。先是，上谕曾布，诋毁神考，第一是丰稷，其次张舜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宫以宁神，营寺以崇考。复置御前生活以供内庭之用，而外议不晓，窃谓好修造、尚华美。”稷所陈大抵以崇俭爱人为言，至君子小人之际，必反覆究切。既数以论事，忤权近，出知苏州。
１、十二月（案：钱氏《朔闰考》：是月丁亥朔。） 庚寅，朝请大夫、知洪州叶祖洽为宝文阁待制、知瀛州，案：“瀛”，《宋史》本传作“青”。知瀛州吕希纯知颍州。先是，上以河朔诸帅皆元祐人，欲尽易之，故希纯、祖洽有是命。皆曾布为请也。布又拟蔡京代张舜民，朱绂代刘安世，召商英户部侍郎，祖洽初拟，亦召为侍郎。上既许之矣，韩忠彦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悉已得圣旨，不审其间有可论者，尚容臣开陈否？”上曰：“不妨。”遂力诋商英、祖洽为不可。上曰：“商英曾有文字，朕欲召还；祖洽且令外补。”（《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本传云：祖洽与曾布厚，人目为“小训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韩忠彦不可，白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为吏部。布罢，乃出知定州。）
２、辛卯，先是责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牵复，惟章惇、苏辙进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书，上封援书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忧人曾诞持长书抵布，并奏疏一通，疏乃通封，所陈十事：一陈圣瑞当正名号；二京、卞、拯、镗等当复收用；三安、蹇无罪，当还旧职；四惇有功於国，责太重，当复用。末篇言上当密谕元符，令自表请退妃位避元祐。其狂谤类此。（案：《宋史曾诞》附《邹浩传》云：浩所与游田画、王回、曾诞，皆良士也。孟后之废，诞三与浩书，劝力请复后。及浩以言南迁，诞著《玉山主人对客问》以讥之。识者以比韩愈《谏臣论》。今观此疏，与《宋史》违。殆当时有两曾诞？与朱绂、李积中同也。） 及庚寅，布乃留对，遂呈援书，上颇称其孝，有怜之之意。布欲且与徙广南近悰一州，上亦许之。又以诞所呈十事，具劄子事目进呈，上曰：“来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须与勒停编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韩忠彦见之，勃然怒诞之狂妄也。是日，进呈，初议追官勒停，又议编管，而忠彦欲除名送湖南，上从之。惇亦不复内徙，上但曰：“且休，恐动人心。”故遂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３、甲午，左仆射韩忠彦累乞罢相，不许，遂般出东府。有诏押入忠彦与曾布异议，布数倾之，故忠彦请避位。（《纪事本末》卷百三十。）
４、戊戌，中大夫、提举洞霄宫蔡京复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卷百三十一系其事於元符三年十一月戊戌，前此一年。考前年十一月无戊戌日，今依卷百二十订正。《宋史》本传云：京提举洞霄宫，居杭州。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又太学博士范致虚素与左街道录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虚深结之，道其平日趣向，谓非相京不足以有为。已而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擢致虚右正言，起京知定州。然考《宋编年通鉴》及《九朝编年备要》，童贯如杭州监造御前生活在崇宁元年三月，而京已於是年十二月知定州矣。）
５、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随州张商英权户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随州”，卷百二十作“陈州”，字误。《宋史》本传云：商英降知随州。崇宁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不言权户部，据长编，权吏部在本月乙卯，为翰林学士在崇宁元年四月丙戌，而无迁刑部事。）
６、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镗复集贤修撰、知澶州。朝散郎、少府少监，分司西京邢恕，中大夫、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吕嘉问，中散大夫、司农少卿、分司南京路昌衡，并落分司，恕知随州，嘉问知蕲州，昌衡知滁州。除名勒停放归田里人安惇为朝奉郎、提举太平观，蹇序辰为朝散郎、提举明道宫，通议大夫林希追复资政殿学士。（《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７、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监，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复左正议大夫、提举崇禧观。（《纪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编年通鉴》云：十二月，邢恕、吕嘉问、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并复宫观，寻与郡。召张商英赴阙。原注：云：言绍述熙、丰之政者，盖欲逐元祐之正人尔。元祐正人如吕希纯、任伯雨、陈祐、陈瓘、丰稷、江公望、晁补之、范纯礼等，时相曾布惮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绍圣佞人邢恕、安惇复得进用於朝，由王安石曲学偏见，佞人邪党，至今布满朝廷，而酿成靖康之祸者，良有以也。）
８、诏商英等并乘驿赴阙。（《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９、癸丑，诏章惇亲子孙许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辄至京师及上章疏。从曾布所请也。（《纪事本末》卷百二十。）
１０、乙卯，诏通议大夫林希追复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恩例如前。执政官左正议大夫、提举崇禧观蔡卞知大名府。（《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商英权吏部侍郎。《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１１、是年，女真杨割死，阿骨打立。（《纪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据《金盟本末》、《华夷直笔》、《北辽事亡辽录》增入。后此十一年为政和元年，天祚改乾统，十一年为天庆元年。末附天祚荒淫，阿骨打与诸国谋叛事。案：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云：其先龛福五世至胡来，世为酋长，袭节度使。胡来生三子，季曰杨割，割生三子；长曰阿骨打，次曰吴乞买，又次曰思改，即黏罕父也。金人至杨割太师始雄诸部。初，契丹国旧帐萧解里聚众为盗，潜奔女真，因命杨割图之。杨割迁延数月，独斩解里，遣阿骨打献首级，馀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进其父子官。自是隐怀大志，力农积粟，练兵牧马，多市金玉，以赂契丹权贵，如此十馀年，未有以发也。辽主延禧初立之年杨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承杨割富庶之馀，兵彊马壮，加以辽主天祚掊剥是嗜，上下荒淫，阿骨打益有异志。宋彭伯川《治迹统类》、李《十朝纲要》、叶隆礼《契丹国志》亦云：女真杨割死，子阿骨打立。据《金史世纪》：杨割癸未岁卒。实宋之崇宁二年，非卒於建中靖国元年。是岁，兄子乌雅束嗣，非阿骨打立。阿骨打亦杨割之兄子，与此牴牾。《世纪》又云：杨割太师讳盈歌，“盈”近“杨”，“歌”近“割”，南北音讹。辽人呼节度使为太师。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称。凡《丛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钱大昕《考异》云：今《丛言》、《金志》二书俱不传，惟洪皓《松漠纪闻》所载九代世系，颇与史合，而译字多异。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以太祖为杨割太师之长子，即史所讥，为无足取者也。毕沅《续通鉴考异》亦从《金史世纪》，以为《长编》沿《金盟本末》诸书之譌而未加考证。）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十二月河东地震。案：《九朝编年备要》书於明年正月，《宋史·本纪》两书之，与此同。考《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云：崇宁元年二月，朱肱言河东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晓夜震动，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犹未之止，人民震死，动以千数云云。是则是年十二月、下年正月连震不止也。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亥。
又：云：是岁，辽主洪基死，孙延禧立。洪基将殂，戒孙延禧曰：“南朝通好岁久，汝性刚，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动，当力谏止。”延禧即天祚也。案：据宋叶隆礼《契丹国志》，辽主洪基死於宋元符三年秋七月。《东都事略张舜民传》云：舜民使辽，见耶律延禧为皇太孙，因著论以所喜者名茶、古画、音乐、美姝。他日必有如张义朝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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