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二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觌言：『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为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策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三人者又各上疏。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庚午，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宣足以无弊也，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臣前岁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
臣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敛民财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二害轻重，盖略相等。光闻之愕然曰：「若君此言，计将安出?」臣谓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光闻臣言，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光尤以为不可。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得弛废为戒。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尧俞与岩叟同奏曰：『臣等蒙谕渝，谓党附朱光庭，弹奏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共知[1]，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范纯仁亦言：『苏轼只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二月，诏左司谏朱光庭乘传诣河北路，与监司一员遍视灾荒，按累降指挥措置赈济。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诏吏部选人改官，每岁以百人为额。
三月甲寅，诏辅臣分诣寺观祈雨。执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谕曰：『性本好静。昨止缘主上冲幼，权同听政，盖非得已。况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岂女主所当御?』宰臣吕公著等言：『陛下执谦好礼，冠映古今。加以思虑精深，非臣等所及。』诏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岁举第二任通判资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吕陶言：『任官之弊，其轻且滥者，惟郡守为甚。』故有是诏。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为定额。程颐上疏曰：『臣前言，乞于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讲官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罢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当主上进德，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可以陈说，所系甚大。』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夏四月丙戌，交趾遣使入贡。诏文彦博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仍一月一赴经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庚寅，梁焘奏春夏大旱。辛卯，诏：『可自今月十一日后避正殿，减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共图消复。』甲午，范纯仁言：『旱暵作沴，前代多因灾异求访直言。陛下临御之初，即下诏许人实封言事。伏望圣旨下三盛枢密院、六曹、寺监，将前来封章，并令检寻，择贤明近臣选官看详。其决然可行者，便令执政进拟施行。又尚书诸曹受天下四方牒诉奏请文字，乞降圣旨，并委御史台、谏官、给事中、左右司郎官分定点检抽索事祖行遣，子细看详定夺。』丁酉，诏差傅尧俞、杜纮、孙升赴吏部，王岩叟、孙览、韩川赴户部，张问、上官均赴礼部，韩宗道、张舜民赴兵部，梁焘、范纯礼、吕陶赴刑部，王觌、张舜民赴工部，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细看详，其间有执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并元条删改；其勘当住滞者，促令结绝；其指挥不当及非理问难卤莽判收者，亦许牒本部再与详究施行。用范纯仁之言也。己亥，内出太皇太后手诏：『旱暵为虐，诏诸路监司分督郡县刑狱。』王岩叟同中丞傅尧俞入对延和，尧俞先奏：『旱暵由臣等不职。』太皇太后曰：『盖由太皇太后无德，干卿等甚事?』辛丑，雨。壬寅，诏在京职事官岁合举官升陟者，文臣六曹尚书以上各二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军器少监以上各二人：武臣观察使以上各二人，著为令。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权判登闻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强臣争权，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大臣，指文彦博也，故舜民有是责。傅尧俞乞速赐追还，以协《易》不远复之义。王岩叟言：『舜民言果是，则有益于聪明；果非，则何伤于彦博?』
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梁焘言：『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乙巳，徐州布衣陈师道为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
先是，苏轼、傅尧俞、孙觉等言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故有是命。傅尧俞、王岩叟言：『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资材阘茸，性行险邪，专于为己，有患失之心；苟于随人，无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识。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上官均言清臣不协众论；梁焘言清臣猥暗贪鄙，庸懦倾邪。戊申，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
五月，岩叟、尧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不蒙开纳，言责难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诣台供职。』吕公著虑言者将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与优迁，今解言职。丁卯，刘挚为尚书左丞，王存为尚书右丞。戊辰，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杜纯为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王觌为右司员外郎；孙升差知济州，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因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羞耻；而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羞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石叟、光庭、韩川等久在言路，宜稍迁擢。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等皆递迁，而升与焘有是命。癸酉，胡宗愈为御史中丞。宗愈首进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难、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对便殿，上问朋党之弊，宗愈曰：『君子义之与比，谓小人为奸邪，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则朋党自销。』因进《君子无党论》。
六月辛巳朔。甲申，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也。』戊子，丁骘为右正言。骘自行新法，即不肯为知县，折资监当几二十年，人多称之。赵挺之、方蒙、赵屼并为监察御史。。
秋七月乙卯，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轻议变更?』又尝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商英简苏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孙林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辅臣奏劾臣寮当形章疏，明论曲直，岂但口陈，意欲无迹，何异奸谗?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吕公著即上疏言：『韩维素有时望，俟其有请，听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体。』甲子，诏韩维知邓州，然犹用前责辞。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辞头，不报。乙丑，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戊辰，吕公著复论责韩维事。辛未，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八月辛巳，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
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尔。』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元无乡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门。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先谈贾易之贤，又曰：「吕陶补司谏，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设为司谏，明叔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乱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伏望论正颐罪，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颐赴讲，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翼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骘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一心为国，勿为朋比。』戊申，以复洮州俘获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贺于延和殿。
九月辛亥，丰稷为殿中侍御史。庚申，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败，而言者及轼，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于大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为飞语，有五鬼、十物、十八奸之说，大既不过取一二公议所共恶者以实其说，而余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诏榜朝堂，明示以不信谗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庚午，吕公著言：『十五日，以经筵讲毕《论语》。赐执政及讲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等。次日于帘前谢，蒙太皇太后宣谕：「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庶便于省览。』它日，三省奏事毕，宣谕公著曰：『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
冬十月，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御史交章论易唯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故有是责。癸卯，刘挚言：『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挠。陛下试取近来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间心出于至诚、言出于忠信、忧国如饥渴、谋议知大体，有如尧俞者乎?孤立不惧，弹劾权强，赤心事上，略无私意，有如岩叟者乎?守正坚确，不惮大吏，不党同列，嫉邪指恶，有如舜民、焘及易者乎?臣愿召此数忠正之臣人备任使，以慰公议，以消奸党。』甲辰，泉州增置市船，从户部尚书李常请也。丁未，范祖禹乞于迩英阁复张挂仁宗、王洙、蔡襄所书《无逸》、《孝经》图，从之。
十一月庚申，以鬼章人献于崇政殿，诘犯边之状，谕以听招其子及部属归附以自赎。鬼章服从，释缚。壬戌，李常转对，陈七事，曰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户富安，下户空匮。富安则以差为病，空匱则出力为宜。辄采差、助二法，随上下所宜条叙梗概，若便民而可久也。』壬申，诏讲读官遇不开讲日，轮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一一条进入。先是，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乞诏史官采《新唐书》中人主所行日进数事。』故有是诏。顷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政者，必述以己意，反复言之。
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赐诸军薪炭钱，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丙午，赵挺之奏：『苏轼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诏以春寒，展给卖薪炭，限十有五日。庚申，诏发京西南路阙额禁军谷五十余万斛减市价出粜，至麦熟日止。以雪寒物价翔踊也。王觌奏：『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纂战国纵横捭阖之术，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即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竟之戒。』甲戌，疏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仗释之，以久阴不解也。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觌进对，宣谕曰：『久阴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对曰：『陛下赐钱粜米，分卖刍炭，都民其幸。唯河北、京东灾伤，犹须多方赈济。』曰：『已一一有指挥。』宗愈、觌曰：『闻二圣焦劳，上元禁中不曾用乐，上元不御楼，亦未尝燕会。』
二月，诏：『自今朝散、中散、正议、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进士出身及带职转至左朝议、中散二资，余人转至朝议、中散，分左右字为四资。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议至金紫并分左右字为八资，应今官已及此者悉加之。』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行编窜。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吴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公著等，令指陈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岁出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张行者，遂宁人，言：『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以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纳，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又言：『臣恐议者以为朝廷有心于改法，无心于便民。』章疏十上，诏监司取戒励以闻，行乃止。己丑，左司谏丰稷为国子司业。扬王颢、荆王頵尝令成都府路走马承受造锦地衣，稷独奏劾，以谓近属奢侈，官吏奉承，宜皆纠正其罪。给事中赵君锡曰：『谏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数日，稷徙他官。诏殿试经义、诗赋人并试策一道，从赵挺之请也。知贡举苏轼同孙觉、孔文仲言：『臣等伏见从来天下之患，无过官冗。今日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荆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伏乞特奏名举人诏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学问、词理优长者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立选限。』刘安世言：『自去岁已后，屡罢言事之官，往往窃议，以谓陛下好贤之志稍异于初年，纳谏之心渐怠于昔日。』又言：『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势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伏睹朝廷命令变易频数，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未颁而后令蠲除者，盖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说，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访，博极利病，广览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申敕门下，无使徒为烦渎，以应故事。』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试进士。己巳，赐进士李常宁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诸科、明经七十有三人，各赐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甲戌，荐赐新释褐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
夏四月辛巳，右仆射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吕大防为左仆射，范纯仁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词，学士苏轼所草也。是夕，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内翰何以至此?』轼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亦不关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尔。』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壬午，孙固守门下侍郎，刘挚守中书侍郎，王存守尚书左丞，安焘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枢密院事，胡宗愈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赵瞻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甲申，韩川、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经席已逾两月。昔唐宪宗不对学士两月，李绛奏曰：「为臣等窃禄偷安之计则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皆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助德业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陛下，窃取富贵而专权利矣。』
五月。初，胡宗愈除尚书右丞，王觌疏：『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翼日，吕公著言：『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必未协众情，未敢行下。』后二日，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意犹未解。纯仁退而上疏曰：『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之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有先降贬谪王觌文字，臣未敢签书。』监察御史赵挺之言：『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贺。』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优假言路，去年遂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望追寝罢觌之命。』
六月，刘安世言：『臣三次论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毁灭廉耻，诚不足以辅佐人主，参预国论。乞特行罢免。』
秋七月庚戌，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壬戌，诏：『应大臣奏举馆职，并依条召试除授。
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刘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近岁以来，浸轻其选，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贴职名。』又言：『今陛下过听臣言，追复旧制，而继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则是名为更张，弊原尚在。欲乞自转运使以上资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度能塞侥幸之门，重馆职之眩』
八月庚子[2]，刘安世言：『臣伏见祖宗以来，执政大臣亲戚、子弟未尝敢授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以后，尽废累圣之制，专用亲党，务快私意。在位之臣，犹袭故态；子弟亲戚，布满要津，此最当今大患也。愿出此章，遍示三省，俾不废祖宗之法。』中书舍人曾肇言：『七月，内批钱珏特差勾当牛羊司；八月，内批刘言特添差勾当翰林司。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绝清谒，裁抑恩幸，而近日以来，颇有干求内降特与差遣者。窃恐侥幸之人转相扳援，谨并录上仁宗朝缘内降戒饬诏书事迹凡八条，别为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览。』
九月戊申，苏轼言：『臣今日迩英进读宝训，及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雨雪应时辄喜不自胜，举酒以属群臣；又是日荧惑与日同度，太史奏言当旱，既而雨足岁丰。臣读至此，因进言：水旱虽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丁卯，上御集英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谢悰，已赐悰进士出身，除初等职官。刘安世言：『近见悰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乃云「所有敕命，未敢抵授」。以「祗」为「抵」，以「受」为「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陛下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冬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盖事省则可以省吏，吏省则可以省禄，禄省则可以省费。以今天下之事，其烦简多寡，盖无以异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
十一月，刘安世言：『屡见近臣连名荐士，多为捷径，容使躁求，人怀觊觎，何所不至?』
诏自今臣寮特有荐举，毋得列衔闻奏。
十二月甲午，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罢归吏部，用刘安世、苏轼言也。安世言：『伏见周穜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伏望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轼言：『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污学校。谨自劾以待罪。』
闰十二月，诏颁《元枯敕令格式》。范镇卒。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编钟、十二铸钟、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诏送太常寺，令尚书礼部、太常寺参定以闻；诏范镇与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诏下，镇已卒。产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本部近编成《元祐会计录》。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臣等愿明敕本部，随事看详，量加裁损。二圣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则谁不信伏?』贴黄：『乞降朝旨，令本部裁减浮费。前后所减三十余事，率皆浮费之小者，已约及二十余万贯。』诏户部取索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粮、赏给特支依旧外，其余浮费，并行裁省，节次以闻。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无禄为不足以责其廉，遂重其罚而禄之。向已命官核实汰冗。请督责成书。』诏门下中书后省疾速立法。甲寅，太皇太后诏曰：『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太妃准此。』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谏韩川为集贤校理、权发遣棣州，以数言胡宗愈不听故也。己亥，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卒，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公著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至诚，不事表襮，其好士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相参核，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才，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上前议政事尽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也。壬戌，御迩英殿，召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义用三德』，上问曰：『只此三德，为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毅之类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因欲风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而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陛下诚能用以修己安人，则尧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己巳，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大学士，余如故。
三月甲戌，苏颂等奏：撰进汉唐故事，分门增修。诏以《迩英要览》为名。刘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后，凡十八次疏论列胡宗愈罪状，未睹施行。』又以状申三省，乞将所奏请付外施行。己卯，尚书右丞胡宗愈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浑仪，其名水运，甚非吉兆。』诏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刘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将槁，秋种未布。伏望特罢宴乐，以示闵雨之意。』丁亥，诏罢春宴。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3]，从轼请也。既逾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今尽理根治，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轻重，然后可与事君父。』辛卯午时，有流星出自东北方，向西北方急流，至浊没。
夏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轼之丈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故壬人畏惮，为之销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戊申，诏：『应进士不兼试诗赋人，许依旧法龋应于本经外增治一经，增试一场；《论语》、《孟子》分两场试。』壬子，先是，知汉阳军吴处厚言：『蔡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名》十篇，内二篇讥讪尤甚。其诗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讥讪朝廷，情理切害。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许皇后临朝。
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蔡确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东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不知确吟诗托意如何?』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乃令委知州钱景阳缴进蔡确元题诗本。戊午，礼部言：『经义、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遍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余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从之。丙寅，诏兖州至圣文宣王庙置教授一员。
五月辛未，著作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若皇帝圣心晓然，明于邪正是非，它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则万事定矣。』癸酉，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盛陶为太常少卿，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左迁。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丙戌，蔡确既责，梁焘、吴安诗、刘安世以为责轻，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继论列。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伏乞处以典刑，重行窜谪。』独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纯仁上疏云：『陛下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今以一蔡确之故，烦朝廷行稀阔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见。必生疑骇。』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及刘挚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彭汝砺依前朝奉郎[4]、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颖州，亦坐谏官有言也。是日，诏丁忧人邢恕候服阙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阳，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马康赴阙，恕特诏康道河阳，因劝康作书称确，为它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门下，信之，作书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召，恕亦要焘出河阳，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确书为证，焘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休公，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梁焘言：『范纯仁无爱君报国之诚，有挟邪朋奸之迹。近者蔡确怨望作诗，乃出死力以主张，文奸言以辨解。』刘安世言：『范纯仁略无经国之志，惟有朋奸之心，显助奸慝，极力救解。』吴安诗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
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纯仁依前官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王存为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谏官言纯仁党确，则恐不然，但所见偏缪耳。』又曰：『王存殊无执守，前日为范纯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确。』
邵伯温论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即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挚、粱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一吴处厚，以前宰相诗为讥谤，非所以厚风俗，罪之可也。蔡确故人臣，不可以愧其心可也。朝廷当治确及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使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后世，罪其造谋者可也，诗不当罪也。呜呼！绍圣初，亦贤者可以有为之时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时轻躁险薄之徒皆进，使宣仁被谤，哲宗致疑，离间骨肉，祸患几五十年不解，卒致边境之乱，悲夫!
丙午，翰林学士许将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韩忠彦为尚书左丞，签书枢密院事赵瞻为同知枢密院事。苏辙为吏部侍郎，后三日，改翰林学士。
秋七月乙亥，知枢密院事安焘以母丧去位。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言：『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乘今秋熟，令州县广籴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饥民就食，俟乡土丰穰，乃还本土。』刘安世等言：『利民之法，无善于常平。伏望取今日已前应干常平敕令，专委户部删为一书。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钱取籴，亦恐未广。祖宗置内藏库，本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仁宗尝出钱一百万以助常平籴本。』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
八月壬寅，吏部言：『县令罢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课绩，以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四善，治事之最、劝课之最、抚养之最分三等，及七事为上，五为中一，余为下，次月申监司类聚。
每半年一次同行审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为优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抚使、钤辖不考察外，其余并委监司依此考察。』从之。诏郡县考课优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从梁焘请也。已未，诏辅臣分诣诸宫寺祈晴。
九月辛巳，大飨明堂，大赦天下。刘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择监司之意甚谨，严考绩之制甚详。尝考《唐六典》，监察御史之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是御史非特纠尚书六司之过失，而亦按治诸路也。欲望以天下诸路分隶六察，间遣巡行，按其功罪。』
冬十月戊申，苏辙奏神宗皇帝御制集九十卷。诏于宝文阁收藏。癸丑，上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不能发明。上资圣鉴。』上遣内臣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十一月壬申，给事中范祖禹言[5]：『臣今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须索功费渐大，枉费财力，有害无利。』因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条，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条。先是，梁焘、刘安世进对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进入，于是焘、安世共奏：『吏部尚书傅尧俞素有德行，众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体。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诰，以不草奸人李定为御史词落职归班，遂有重名。伏望圣慈早赐询考。』癸未，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刘挚为守门下侍郎，傅尧俞为守中书侍郎。知杭州苏轼言：『浙西艰食无甚，今岁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深恐来年必有饥馑盗贼之忧。转运司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诏许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贵。复得赐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半价粜常平米，又作飦粥药剂，活者甚众。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茆山、盐桥二河，以茆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以余力复治六井，民稍获其利。轼曰：『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余复请于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于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之『苏公堤』。
十二月，刘安世言：『臣前月末闻权罢讲筵，意谓将有燕享。今复半月，讲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先是，范祖禹上疏：『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伤于太早，有损圣德，不益圣体。』又上疏太皇太后：『外议籍籍，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
有识闻之，无不寒心。今圣心已有所知，虽不能防于未形，犹可以止其将然。俟中宫既建，然后渐广继嗣之路，则陛下亦可以不劳圣虑矣。』它日吕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诘曰：『刘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校勘记
[1]共知 原脱『共』字。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2]庚子 《长编》卷四一三事在本月辛丑。
[3]『苏轼』以下，《长编》卷四二四在本月丁亥。
[4]朝奉郎 原作『朝奏郎』，据文意改。
[5]十一月 原作「十二月气据《长编》卷四三五改。
丁卯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觌言：『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为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策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三人者又各上疏。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庚午，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宣足以无弊也，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臣前岁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
臣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掊敛民财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二害轻重，盖略相等。光闻之愕然曰：「若君此言，计将安出?」臣谓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光闻臣言，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光尤以为不可。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得弛废为戒。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尧俞与岩叟同奏曰：『臣等蒙谕渝，谓党附朱光庭，弹奏苏轼，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共知[1]，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范纯仁亦言：『苏轼只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二月，诏左司谏朱光庭乘传诣河北路，与监司一员遍视灾荒，按累降指挥措置赈济。诏赐富弼神道碑以『显忠尚德』为额，仍命翰林学士苏轼撰文。诏吏部选人改官，每岁以百人为额。
三月甲寅，诏辅臣分诣寺观祈雨。执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谕曰：『性本好静。昨止缘主上冲幼，权同听政，盖非得已。况母后临朝，非国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岂女主所当御?』宰臣吕公著等言：『陛下执谦好礼，冠映古今。加以思虑精深，非臣等所及。』诏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岁举第二任通判资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吕陶言：『任官之弊，其轻且滥者，惟郡守为甚。』故有是诏。诏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为定额。程颐上疏曰：『臣前言，乞于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讲官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罢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当主上进德，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可以陈说，所系甚大。』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夏四月丙戌，交趾遣使入贡。诏文彦博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仍一月一赴经筵。以彦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庚寅，梁焘奏春夏大旱。辛卯，诏：『可自今月十一日后避正殿，减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共图消复。』甲午，范纯仁言：『旱暵作沴，前代多因灾异求访直言。陛下临御之初，即下诏许人实封言事。伏望圣旨下三盛枢密院、六曹、寺监，将前来封章，并令检寻，择贤明近臣选官看详。其决然可行者，便令执政进拟施行。又尚书诸曹受天下四方牒诉奏请文字，乞降圣旨，并委御史台、谏官、给事中、左右司郎官分定点检抽索事祖行遣，子细看详定夺。』丁酉，诏差傅尧俞、杜纮、孙升赴吏部，王岩叟、孙览、韩川赴户部，张问、上官均赴礼部，韩宗道、张舜民赴兵部，梁焘、范纯礼、吕陶赴刑部，王觌、张舜民赴工部，点检自去年正月至年终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细看详，其间有执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并元条删改；其勘当住滞者，促令结绝；其指挥不当及非理问难卤莽判收者，亦许牒本部再与详究施行。用范纯仁之言也。己亥，内出太皇太后手诏：『旱暵为虐，诏诸路监司分督郡县刑狱。』王岩叟同中丞傅尧俞入对延和，尧俞先奏：『旱暵由臣等不职。』太皇太后曰：『盖由太皇太后无德，干卿等甚事?』辛丑，雨。壬寅，诏在京职事官岁合举官升陟者，文臣六曹尚书以上各二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军器少监以上各二人：武臣观察使以上各二人，著为令。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权判登闻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强臣争权，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大臣，指文彦博也，故舜民有是责。傅尧俞乞速赐追还，以协《易》不远复之义。王岩叟言：『舜民言果是，则有益于聪明；果非，则何伤于彦博?』
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梁焘言：『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乙巳，徐州布衣陈师道为亳州司户参军，充徐州州学教授。
先是，苏轼、傅尧俞、孙觉等言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故有是命。傅尧俞、王岩叟言：『左丞李清臣窃位日久，资材阘茸，性行险邪，专于为己，有患失之心；苟于随人，无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识。伏望圣慈早赐罢黜。』上官均言清臣不协众论；梁焘言清臣猥暗贪鄙，庸懦倾邪。戊申，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
五月，岩叟、尧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不蒙开纳，言责难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诣台供职。』吕公著虑言者将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与优迁，今解言职。丁卯，刘挚为尚书左丞，王存为尚书右丞。戊辰，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杜纯为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贾易为右司谏，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王觌为右司员外郎；孙升差知济州，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因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羞耻；而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羞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石叟、光庭、韩川等久在言路，宜稍迁擢。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等皆递迁，而升与焘有是命。癸酉，胡宗愈为御史中丞。宗愈首进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难、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对便殿，上问朋党之弊，宗愈曰：『君子义之与比，谓小人为奸邪，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则朋党自销。』因进《君子无党论》。
六月辛巳朔。甲申，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也。』戊子，丁骘为右正言。骘自行新法，即不肯为知县，折资监当几二十年，人多称之。赵挺之、方蒙、赵屼并为监察御史。。
秋七月乙卯，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轻议变更?』又尝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商英简苏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孙林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辅臣奏劾臣寮当形章疏，明论曲直，岂但口陈，意欲无迹，何异奸谗?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吕公著即上疏言：『韩维素有时望，俟其有请，听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体。』甲子，诏韩维知邓州，然犹用前责辞。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辞头，不报。乙丑，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戊辰，吕公著复论责韩维事。辛未，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八月辛巳，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
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尔。』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元无乡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门。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门。臣比除台谏官，颐即来访，先谈贾易之贤，又曰：「吕陶补司谏，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设为司谏，明叔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静为治于上，而颐乃鼓腾利口，间乱群臣，使之相争斗于下。伏望论正颐罪，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颐赴讲，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翼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骘进对，太皇太后宣谕曰：『一心为国，勿为朋比。』戊申，以复洮州俘获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贺于延和殿。
九月辛亥，丰稷为殿中侍御史。庚申，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更相诋讦，以求胜势。前日颐败，而言者及轼，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遽及于大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为飞语，有五鬼、十物、十八奸之说，大既不过取一二公议所共恶者以实其说，而余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诏榜朝堂，明示以不信谗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庚午，吕公著言：『十五日，以经筵讲毕《论语》。赐执政及讲官御筵。是日，内出皇帝御书唐贤律诗分赐臣等。次日于帘前谢，蒙太皇太后宣谕：「皇帝好学，在宫中别无所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辄于《尚书》、《论语》及《孝经》中节取要语共一百段进呈，庶便于省览。』它日，三省奏事毕，宣谕公著曰：『所进《尚书》、《论语》等要义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书写看览，甚有益于学问，与写诗篇不同也。』
冬十月，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御史交章论易唯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故有是责。癸卯，刘挚言：『知陈州傅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挠。陛下试取近来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间心出于至诚、言出于忠信、忧国如饥渴、谋议知大体，有如尧俞者乎?孤立不惧，弹劾权强，赤心事上，略无私意，有如岩叟者乎?守正坚确，不惮大吏，不党同列，嫉邪指恶，有如舜民、焘及易者乎?臣愿召此数忠正之臣人备任使，以慰公议，以消奸党。』甲辰，泉州增置市船，从户部尚书李常请也。丁未，范祖禹乞于迩英阁复张挂仁宗、王洙、蔡襄所书《无逸》、《孝经》图，从之。
十一月庚申，以鬼章人献于崇政殿，诘犯边之状，谕以听招其子及部属归附以自赎。鬼章服从，释缚。壬戌，李常转对，陈七事，曰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户富安，下户空匮。富安则以差为病，空匱则出力为宜。辄采差、助二法，随上下所宜条叙梗概，若便民而可久也。』壬申，诏讲读官遇不开讲日，轮具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一一条进入。先是，苏颂言：『国朝典章，大抵袭唐。乞诏史官采《新唐书》中人主所行日进数事。』故有是诏。顷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政者，必述以己意，反复言之。
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赐诸军薪炭钱，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丙午，赵挺之奏：『苏轼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诏以春寒，展给卖薪炭，限十有五日。庚申，诏发京西南路阙额禁军谷五十余万斛减市价出粜，至麦熟日止。以雪寒物价翔踊也。王觌奏：『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纂战国纵横捭阖之术，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即宜且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竟之戒。』甲戌，疏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仗释之，以久阴不解也。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觌进对，宣谕曰：『久阴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对曰：『陛下赐钱粜米，分卖刍炭，都民其幸。唯河北、京东灾伤，犹须多方赈济。』曰：『已一一有指挥。』宗愈、觌曰：『闻二圣焦劳，上元禁中不曾用乐，上元不御楼，亦未尝燕会。』
二月，诏：『自今朝散、中散、正议、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进士出身及带职转至左朝议、中散二资，余人转至朝议、中散，分左右字为四资。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议至金紫并分左右字为八资，应今官已及此者悉加之。』苏轼言：『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行编窜。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吴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公著等，令指陈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岁出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张行者，遂宁人，言：『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以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纳，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又言：『臣恐议者以为朝廷有心于改法，无心于便民。』章疏十上，诏监司取戒励以闻，行乃止。己丑，左司谏丰稷为国子司业。扬王颢、荆王頵尝令成都府路走马承受造锦地衣，稷独奏劾，以谓近属奢侈，官吏奉承，宜皆纠正其罪。给事中赵君锡曰：『谏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数日，稷徙他官。诏殿试经义、诗赋人并试策一道，从赵挺之请也。知贡举苏轼同孙觉、孔文仲言：『臣等伏见从来天下之患，无过官冗。今日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荆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伏乞特奏名举人诏殿试考官精加考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学问、词理优长者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立选限。』刘安世言：『自去岁已后，屡罢言事之官，往往窃议，以谓陛下好贤之志稍异于初年，纳谏之心渐怠于昔日。』又言：『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势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伏睹朝廷命令变易频数，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未颁而后令蠲除者，盖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说，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访，博极利病，广览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申敕门下，无使徒为烦渎，以应故事。』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试进士。己巳，赐进士李常宁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诸科、明经七十有三人，各赐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甲戌，荐赐新释褐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
夏四月辛巳，右仆射吕公著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吕大防为左仆射，范纯仁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词，学士苏轼所草也。是夕，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内翰何以至此?』轼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亦不关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尔。』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壬午，孙固守门下侍郎，刘挚守中书侍郎，王存守尚书左丞，安焘为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枢密院事，胡宗愈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赵瞻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甲申，韩川、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经席已逾两月。昔唐宪宗不对学士两月，李绛奏曰：「为臣等窃禄偷安之计则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学，则天下之君子皆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助德业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学，则天下之小人皆动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谄事陛下，窃取富贵而专权利矣。』
五月。初，胡宗愈除尚书右丞，王觌疏：『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为比周。』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翼日，吕公著言：『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必未协众情，未敢行下。』后二日，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意犹未解。纯仁退而上疏曰：『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之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有先降贬谪王觌文字，臣未敢签书。』监察御史赵挺之言：『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贺。』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优假言路，去年遂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望追寝罢觌之命。』
六月，刘安世言：『臣三次论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毁灭廉耻，诚不足以辅佐人主，参预国论。乞特行罢免。』
秋七月庚戌，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壬戌，诏：『应大臣奏举馆职，并依条召试除授。
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刘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近岁以来，浸轻其选，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贴职名。』又言：『今陛下过听臣言，追复旧制，而继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则是名为更张，弊原尚在。欲乞自转运使以上资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度能塞侥幸之门，重馆职之眩』
八月庚子[2]，刘安世言：『臣伏见祖宗以来，执政大臣亲戚、子弟未尝敢授内外华要之职。自王安石秉政以后，尽废累圣之制，专用亲党，务快私意。在位之臣，犹袭故态；子弟亲戚，布满要津，此最当今大患也。愿出此章，遍示三省，俾不废祖宗之法。』中书舍人曾肇言：『七月，内批钱珏特差勾当牛羊司；八月，内批刘言特添差勾当翰林司。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绝清谒，裁抑恩幸，而近日以来，颇有干求内降特与差遣者。窃恐侥幸之人转相扳援，谨并录上仁宗朝缘内降戒饬诏书事迹凡八条，别为一通。伏乞置之坐右，少助省览。』
九月戊申，苏轼言：『臣今日迩英进读宝训，及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雨雪应时辄喜不自胜，举酒以属群臣；又是日荧惑与日同度，太史奏言当旱，既而雨足岁丰。臣读至此，因进言：水旱虽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丁卯，上御集英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谢悰，已赐悰进士出身，除初等职官。刘安世言：『近见悰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乃云「所有敕命，未敢抵授」。以「祗」为「抵」，以「受」为「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陛下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冬十月，御史翟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盖事省则可以省吏，吏省则可以省禄，禄省则可以省费。以今天下之事，其烦简多寡，盖无以异于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愿朝廷参考古制，以救今弊。』
十一月，刘安世言：『屡见近臣连名荐士，多为捷径，容使躁求，人怀觊觎，何所不至?』
诏自今臣寮特有荐举，毋得列衔闻奏。
十二月甲午，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罢归吏部，用刘安世、苏轼言也。安世言：『伏见周穜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伏望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轼言：『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污学校。谨自劾以待罪。』
闰十二月，诏颁《元枯敕令格式》。范镇卒。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镇所定铸成律十二编钟、十二铸钟、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书及图法上进。诏送太常寺，令尚书礼部、太常寺参定以闻；诏范镇与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诏下，镇已卒。产部尚书韩忠彦、侍郎苏辙、韩宗道言：『本部近编成《元祐会计录》。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臣等愿明敕本部，随事看详，量加裁损。二圣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则谁不信伏?』贴黄：『乞降朝旨，令本部裁减浮费。前后所减三十余事，率皆浮费之小者，已约及二十余万贯。』诏户部取索应干财用，除诸班、诸军料钱衣粮、赏给特支依旧外，其余浮费，并行裁省，节次以闻。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无禄为不足以责其廉，遂重其罚而禄之。向已命官核实汰冗。请督责成书。』诏门下中书后省疾速立法。甲寅，太皇太后诏曰：『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太妃准此。』
己巳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谏韩川为集贤校理、权发遣棣州，以数言胡宗愈不听故也。己亥，诏罢回河及修减水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卒，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公著识虑深敏，量闳而学粹，苟便于国，不以私利害动其心。与人至诚，不事表襮，其好士乐善出于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为意者，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相参核，以待上求。神宗尝谓执政曰：『吕公著之于人才，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上前议政事尽诚去饰，博取众人之善以为善，至其所当守，毅然不可回夺也。壬戌，御迩英殿，召讲读官讲《尚书》，读宝训。司马康讲《洪范》至『义用三德』，上问曰：『只此三德，为更有德?』康对曰：『皋陶所陈有九德，如柔而立、刚而塞、强而毅之类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岩叟喜，闻德音，因欲风谏，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审而问之，必能体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则治，失之则乱，不可须臾去者也。三数虽少，推而广之，足以尽天下之要。陛下诚能用以修己安人，则尧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己巳，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大学士，余如故。
三月甲戌，苏颂等奏：撰进汉唐故事，分门增修。诏以《迩英要览》为名。刘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后，凡十八次疏论列胡宗愈罪状，未睹施行。』又以状申三省，乞将所奏请付外施行。己卯，尚书右丞胡宗愈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浑仪，其名水运，甚非吉兆。』诏以元祐浑天仪象为名。刘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将槁，秋种未布。伏望特罢宴乐，以示闵雨之意。』丁亥，诏罢春宴。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3]，从轼请也。既逾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今尽理根治，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敝屣也。人臣知此轻重，然后可与事君父。』辛卯午时，有流星出自东北方，向西北方急流，至浊没。
夏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轼之丈追攀六经，蹈藉班、马，知无不言，故壬人畏惮，为之销缩，公论倚重，隐如长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听其谠论，则圣心开益；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戊申，诏：『应进士不兼试诗赋人，许依旧法龋应于本经外增治一经，增试一场；《论语》、《孟子》分两场试。』壬子，先是，知汉阳军吴处厚言：『蔡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名》十篇，内二篇讥讪尤甚。其诗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讥讪朝廷，情理切害。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许皇后临朝。
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蔡确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云：「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东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不知确吟诗托意如何?』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乃令委知州钱景阳缴进蔡确元题诗本。戊午，礼部言：『经义、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遍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余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从之。丙寅，诏兖州至圣文宣王庙置教授一员。
五月辛未，著作郎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天下，先正其本，在于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乱出于君心，君心一正，则万事无不正。若皇帝圣心晓然，明于邪正是非，它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则万事定矣。』癸酉，御史中丞李常为兵部尚书，盛陶为太常少卿，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左迁。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丙戌，蔡确既责，梁焘、吴安诗、刘安世以为责轻，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继论列。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伏乞处以典刑，重行窜谪。』独范纯仁、王存以为不可。纯仁上疏云：『陛下临御以来，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无轻氛薄翳；道德纯备如精金美玉，无纤瑕小疵。今以一蔡确之故，烦朝廷行稀阔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见。必生疑骇。』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及刘挚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彭汝砺依前朝奉郎[4]、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颖州，亦坐谏官有言也。是日，诏丁忧人邢恕候服阙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阳，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马康赴阙，恕特诏康道河阳，因劝康作书称确，为它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门下，信之，作书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召，恕亦要焘出河阳，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确书为证，焘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休公，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梁焘言：『范纯仁无爱君报国之诚，有挟邪朋奸之迹。近者蔡确怨望作诗，乃出死力以主张，文奸言以辨解。』刘安世言：『范纯仁略无经国之志，惟有朋奸之心，显助奸慝，极力救解。』吴安诗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
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纯仁依前官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王存为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谏官言纯仁党确，则恐不然，但所见偏缪耳。』又曰：『王存殊无执守，前日为范纯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确。』
邵伯温论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即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挚、粱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一吴处厚，以前宰相诗为讥谤，非所以厚风俗，罪之可也。蔡确故人臣，不可以愧其心可也。朝廷当治确及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使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后世，罪其造谋者可也，诗不当罪也。呜呼！绍圣初，亦贤者可以有为之时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时轻躁险薄之徒皆进，使宣仁被谤，哲宗致疑，离间骨肉，祸患几五十年不解，卒致边境之乱，悲夫!
丙午，翰林学士许将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韩忠彦为尚书左丞，签书枢密院事赵瞻为同知枢密院事。苏辙为吏部侍郎，后三日，改翰林学士。
秋七月乙亥，知枢密院事安焘以母丧去位。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言：『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乘今秋熟，令州县广籴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饥民就食，俟乡土丰穰，乃还本土。』刘安世等言：『利民之法，无善于常平。伏望取今日已前应干常平敕令，专委户部删为一书。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钱取籴，亦恐未广。祖宗置内藏库，本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仁宗尝出钱一百万以助常平籴本。』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
八月壬寅，吏部言：『县令罢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课绩，以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四善，治事之最、劝课之最、抚养之最分三等，及七事为上，五为中一，余为下，次月申监司类聚。
每半年一次同行审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为优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抚使、钤辖不考察外，其余并委监司依此考察。』从之。诏郡县考课优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从梁焘请也。已未，诏辅臣分诣诸宫寺祈晴。
九月辛巳，大飨明堂，大赦天下。刘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择监司之意甚谨，严考绩之制甚详。尝考《唐六典》，监察御史之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是御史非特纠尚书六司之过失，而亦按治诸路也。欲望以天下诸路分隶六察，间遣巡行，按其功罪。』
冬十月戊申，苏辙奏神宗皇帝御制集九十卷。诏于宝文阁收藏。癸丑，上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不能发明。上资圣鉴。』上遣内臣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十一月壬申，给事中范祖禹言[5]：『臣今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须索功费渐大，枉费财力，有害无利。』因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条，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条。先是，梁焘、刘安世进对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进入，于是焘、安世共奏：『吏部尚书傅尧俞素有德行，众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体。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诰，以不草奸人李定为御史词落职归班，遂有重名。伏望圣慈早赐询考。』癸未，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刘挚为守门下侍郎，傅尧俞为守中书侍郎。知杭州苏轼言：『浙西艰食无甚，今岁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深恐来年必有饥馑盗贼之忧。转运司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诏许留上供米三之一，由是米不翔贵。复得赐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半价粜常平米，又作飦粥药剂，活者甚众。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茆山、盐桥二河，以茆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以余力复治六井，民稍获其利。轼曰：『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荒之余复请于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于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之『苏公堤』。
十二月，刘安世言：『臣前月末闻权罢讲筵，意谓将有燕享。今复半月，讲臣久不得望清光。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先是，范祖禹上疏：『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伤于太早，有损圣德，不益圣体。』又上疏太皇太后：『外议籍籍，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
有识闻之，无不寒心。今圣心已有所知，虽不能防于未形，犹可以止其将然。俟中宫既建，然后渐广继嗣之路，则陛下亦可以不劳圣虑矣。』它日吕大防奏事，太皇太后诘曰：『刘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校勘记
[1]共知 原脱『共』字。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2]庚子 《长编》卷四一三事在本月辛丑。
[3]『苏轼』以下，《长编》卷四二四在本月丁亥。
[4]朝奉郎 原作『朝奏郎』，据文意改。
[5]十一月 原作「十二月气据《长编》卷四三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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