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一（曾序） 原序二（自序） 原书凡例 原序一（曾序） 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纪述阙如，用为叹憾。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衎石给事（仪吉）仿明焦竑「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因属给事从子应溥写其目录，得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凡八百余人，积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蹟。自别京师，久从征役，而此目录册者不可复睹。同治初，又得邬陵苏源生「文集」，具述其师钱给事于「征献录」之外，复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不仅钞纂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着「先正事略」，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前此二百余年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编摩于汴水、次青成业于湖湘，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达人、杰士其灵爽不可终閟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洙。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干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 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扁榜多至千余，盖虽寒畯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踰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醢酱虀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纯行，殆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壬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干、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时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勳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始非圣祖余泽陶冶于无穷也。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心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南告成。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不移」者非耶？发奋著书，鸿编立就；亦云「勇猛」矣！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订修补，矜链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钜典，上跻周家雅颂、誓诰之林，其尤足壮矣哉！ 同治八年三月，曾国藩。 原序二（自序） 李习之尝叹魏、晋以后文字■〈黑乚〉昧，虽有殊功伟德非常之迹，亦暗郁而不章。而昌黎韩子则尝欲作唐一经垂之于无穷，诛讦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论者谓其书若成，当不在龙门、扶风下。惜乎！其未就也。宋朱子撰「言行录」，取并世名臣事蹟件系而条缀之，为后世法；文虽不迨昌黎，而扶翼世教，厥功楙矣！嗣是杜大珪有「名臣碑传录」、苏天爵有「元名巨事略」、徐鈜有「明名臣琬炎录」、项笃寿有「今献备遗」，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书者也。我国家列圣相承，重熙累洽，炳焉与三代同风；二百余年，名卿钜儒、鸿达魁垒之士应运而起者，不可殚数。其訏谟政绩具在「国史」，类非草野之士所能窥；而其遗闻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见于诸家文集中，特未有荟萃成书以备掌故而为征文考献之助者耳。元度山居多暇，遍阅本朝人文集，遇伟人事蹟辄手录之。积久，成「先正事略」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人为一传；计五百人，附见者六百有八人，亦当世得失之林也。每空山月上，一镫荧然；披吟斗室中，如与诸钜公、才人、节士联襼掎裳，亲承其謦欬而上下其议论也。如临泰、华、嵩、衡、黄河、瀚海之高深，莫测其颠委也；如罗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几案，莫敢逼视也。昔归震川自恨足迹不出里閈，所见无奇节伟行以发摅其文章之气；今元度放废归田，得纲罗散失以成此编，可谓极尚友之乐矣！ 稿甫脱，适奉于役黔东之命；以两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弃之也，爰付诸剞劂氏。客有议其去取失当且葱促成书，虑挂一而漏万者；应之曰：『是固然。然以朱子之贤，手订「言行录」如进王荆公、黜刘忠定之类，吕东莱、汪玉山皆不谓然。即朱子亦自谓尚多谬误；况下此乎！太史公作列传，二千年中仅七十篇，循吏、儒林则皆止数人耳；未有议其疏漏者也。惟是本朝治迹磊磊轩天地，远迈唐、宋、元、明；世苟有昌黎、习之、考亭其人者出其文章以润色鸿业，斯不负千载一时之盛。若蒙者所述，虽皆奇节伟行，文不足以张之。终为震川所窃笑耳。抑又闻苏文定公曰：「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然则是编，亦寄焉耳矣；何庸深校其得失哉』！客既退，遂笔之简端，用以就正海内君子焉。 同治五年三月既望，平江李元度自序。 原书凡例 一、我朝治跻隆古，主圣臣贤。一时名公钜卿、鸿生硕儒，后先辈出；立德、立功、立言，皆足传之不朽。惟「国史」藏在皇□，草野无从征考；承书之士语及国家掌故、先正典型，往往知其名而莫能详其事实。良由文献所征，无专书以资考证也。是编就昭代先正，分名臣、名儒、经学、文苑、遗逸、循良、孝义七门；采其勳绩、议论、嘉言、懿行，各着于篇，用以备遗忘而资观感。而列圣深仁厚泽，稽古右文，亦随事可以想见，使读者油然生忠孝之心焉。 一、各事蹟皆采自私家传志、郡邑志乘，间及说部，仍正以「国史」列传；有合十数篇为一篇者，其间穿穴联剟，颇费匠心。用此亦不免稍失之繁，律以史法及金石文字例，几可省其半；以事实所关，宁详毋略、宁密毋疏。昔全谢山表章前哲，动辄数千言，意在使后之秉笔者据为底本。区区之私，窃附于此云尔。 一、叙述当代事蹟与史例不同：史无论贤奸，但有关系者皆列之；是编仿「名臣言行录」例，专主扬善。故所录，皆粹然纯诣；惟附见者其例稍宽。 一、我朝肇兴东土，开国佐命之英，皆天潢贵胄，位列亲藩；未敢援入「先正」之列。即翊运勳臣之侑飨太庙者，若信勇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武勳王扬古利等皆立功天命、天聪、祟德间，在世祖统壹区夏之先；故论入关后宣力文臣以范文肃公为始、武臣以图昭勳分为始，而信勇公、宏毅公、武勳王各事蹟又皆详列于其子若孙之传首，俾阅者备悉源流。 一、名臣一门，内而阁部、外而封圻，其势不能遍录。是编所述，大约曾祀贤良、名宦祠及有殊绩异政列入「一统志」者；然终囿于见闻，不免挂漏为憾。尝有伟烈鸿名夙所钦慕，因未得其事状，无从登入；拟选「续编」，以臻详备。 一、满汉名臣有祖孙、父子、兄弟、群从并跻九列者，略仿「史记」「世家」例汇列之，以彰乔木世臣之盛。 一、本朝名儒约分二派：其恪守程、朱家法者，陆清献、陆桴亭、张杨园诸先生也；其兼宗陆、王而不倍于程、朱者，孙夏峰、汤文正、李二曲诸先生也。清献之学洵属正宗，其救正王学末流之功甚大。近儒何丹畦续「理学正宗」、唐镜海着「学案小识」，皆推二陆为直绍洛、闽之统；然彭尺木、程鱼门尝议清献攻击陆、王太过，未脱讲学家习气，宗之者盖弥甚焉。唐氏「学案」既摈夏峰不录，复深致鄙夷；其亦门户之见而已矣。夫一贯之旨，曾子自「行」入、子贡自「知」入，其有得于圣道一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皆推为圣，未尝是此而非彼也。是编不分门户渊源所在，各以类从。其议论之相反而适可以相救者，均详列之；以俟后之君子论定焉。 一、本朝经学亦分二派：其专宗汉学以诋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东原诸先生也；其义理宗程、朱仍博济汉、唐注疏者，李安溪、方望溪、姚姬传诸先生也。自前明中叶，士皆敝精力于帖括，而根柢之学阙焉。本朝兴，仆学始辈出，顾亭林、阎百诗开风气之先；自后钜儒接踵，长洲惠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三世皆以经术鸣，汉学于是极盛。然江子屏作「汉学师承记」，凡稍近宋学者皆摈之；阮文达刻「皇清经解」千四百余卷，而安溪、望溪之着述一字不收。盖几于分茅设蕝，一时风气所趋，遂专以搜残举碎为功；诋宋儒为空疏，掊击不遗余力：抑又过矣。夫汉儒之训诂、宋儒之义理相须而行，阙一不可；其激而互相胜负者，皆末流之失也。缅惟列圣作君、作师，御纂诸经主宋儒之说而兼采汉、唐注疏，可谓拆衷至当矣。是编不论汉学、宋学家，皆详录其议论、着述，凡以屏除门户之见而已。 一、国初文章家，以宋牧仲所撰侯、魏、汪三家称最；其后作者代兴，无美弗备。自望溪出，而古文之义法特严；刘海峰、姚姬传继之，遂有桐城派之目。然姚氏「古文辞类纂」于八家及震川后，继录望溪是矣；又专录海峰，一若桐城外，举无足与于斯道者，似亦未离门户之见。是编凡卓然成家者，皆列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正复不拘一格耳。 一、国初诗家，推渔洋为大宗；荔裳、愚山、秋谷、竹垞、初白诸家联鏕接轸，前后两词科作者林立。近人张南山辑「诗人征略」，采摭綦详。兹就其尤著者登之，然疏漏实尚多也。 一、国初遗老，如徐俟斋、沈眉生、李蜃园诸先生蝉蜕鸿冥，皭然不滓；孔子所谓逸民，几无愧焉。录之以见天爵自尊，百世下犹可廉顽而立懦也。至熊鱼山、方密之诸公事蹟已附见「明史」，故不复登。 一、循吏，必详着其政事、风节，使阅着知所效法，可以坐言起行。 一、孝义一门，仅就最著者录之，以阐幽光、维世教。虽所录无多，然一代正史均不过数十人或十数人，固无庸见少也。 一、天文、历算之学，亦莫精于本朝。盖由圣祖天亶聪明，秘参造化；而梅定九、陈泗源诸君又足以阐发之，遂成绝诣。阮文达作「畴人传」，采录至二百余人。兹仅录定九、泗源及薛义甫、王寅旭数君于经学中，以见其概。如欲观其全，则有「畴人传」在。 一、照史、志例，尚须立忠义、列女二门。然忠义之逴著者，多已列入名臣中。近岁军兴以来，死事者众；因未有成书，无从采辑。至列女不在先正之例，故从阙如。 一、所分门类，不过举重而言。如汤文正、陆清献、张清恪、杨文定、沈端恪、蔡文勤诸公应入名儒，王文肃、秦文恭、胡文良、阮文达诸公应入经学，王文简、韩文懿、钱文端、沈文悫、王兰泉诸公应入文苑，惟以宫跻九列、有勳业可纪，故皆列名臣；他若梨洲、亭林、而农亦名儒、亦经学，愚山、刚主亦名儒、亦文苑，谢山、西庄、竹汀、渊如、稚存亦经学、亦文苑，竹垞、姬傅亦文苑、亦经学，叔子、躬庵亦文苑、亦遗逸，青主、茶村亦遗逸、亦文苑，名虽区分、实则无容拘泥。况经学本在儒林中，尤属分而不分也。 一、非史官不应为人作传，古人有言之者矣。归震川谓『古作「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者，皆非兰台、石室之臣也』。此论出，而纪事之例始宽。而恽子居则谓『大传非文集体，昌黎传陆赞、阳城俱不入本集中，爰变其名曰「遗事述金」，实仍传体也』。是编曰「事略」，亦犹恽氏之意尔。 一、汤文正、徐文定、陈恪勤事略中所述时相及当事构陷状，皆本「望溪集」外文；在当时不无忌讳，故未入集，近始有搜刻之者。然彭尺木汤、陈二公行状即已采之，盖尺木会见未刻稿耳。此外，若张清恪等传皆有所本。用此，益见我圣祖至圣至明，百世后犹令人钦服焉。 一、公私着述，倘挟恩怨于其间，即其书可烧也。是编自信无此弊，阅者辨之。 一、郢书燕说，最足失真。如袁简斋所作陈恪勤等传中多舛误，彭尺木尝遗书诤之；邵青门所作「阎典史传」，魏默深亦尝辨之。盖文人习气，多不暇核实也。是编博观而慎取之，不敢沿讹以误后人。 一、古人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毛举。缘事蹟未可凭虚而构，非故袭旧文也。卫正叔纂「礼记集说」，其言曰：『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某此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得我心矣。 一、阮文达创「国史儒林传」，皆就各家纪述集句成篇，仍分注所出于下；彭尺木「名臣儒行吏蹟述」，亦注明所据之本于篇末：示非臆造也。是编采书较多，未暇一一注明所出；然实无一字无来历。 一、各家着述有可考者，均详列其书目、卷数，以备志艺文者之搜讨。 一、地名、官名均据本朝书之，不从古称；其诏谕、奏札，亦多存其真：所谓当时语也。至满洲、蒙古姓名，与春秋时人同；其首一字，非姓也。故标题处，皆先谥、后名，申之曰姓某某氏。而文中则仍俗称曰某公，不复举其姓，以免累赘；「京江」、「望溪」集中，皆有此例。 一、元立行中书省于各路，明改为布政使司；国朝因之而犹沿其称曰省，非其实矣。「洪雅存集」中，于此盖齗齗焉。是编以公私相沿既久，姑仍其称。 一、是编经始于甲子三月，脱稿于丙寅正月；藏书不多，采摭未备。又以荷戟出山，匆促付梓，难辞固陋之讥。所望海内同志君子时惠邮筒，匡其不逮，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