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第三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此皆言也。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的准。言则世多习知。其干事也则不然。至一作“乃”。若少果之以鸟名官，陶唐之旧有“以”字。御龙拜职。夏氏之中衰也，其资有后羿、寒浞：齐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此皆事也。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于，或粗知其一隅。事而少僻，则闻者希矣。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　　及左庆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　　故二传大行，二传释言为多。擅名于一作“后”。世。又孔门之著录一作“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则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来易明也。

　　案《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原注：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原注：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复返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儒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一作“以”。美之，虽有其恶，不加一作“之”，下同。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如誉也。故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汉景帝曰：“言旧脱“言”字。学者无一作“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嘶并囊贤精鉴，已有先觉。而拘于礼法，限以师训，虽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盖亦多矣。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原注：此事出《周书》。案《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以成其录也。观夫子之定礼也，定礼即修《春秋》也。以《春秋》为周札旧法，故云然。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诸旧作“语”，误。《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原注：鲁多淫僻，岂无刺诗，盖夫子删去而不录，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间，对以“知礼”。斯验世郭作“世”，别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一作“该”。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今故讦一作“评”。其疑事，以著干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或作“峻”，下同。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本作“民”，或作“臣”，误。比屋可封。”

　　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吴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干，天下谓之“饕餮”，以比或讹“此”。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一讹“但”。《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一脱“矣”字。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一少“于”字。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书名缺。某地地名缺。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

　　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疑脱“尧朱传子”句。而列君“君”疑“名”字之讹。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一脱“古”字。有好雄奋发，自号勤工，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棵划，谓文身。地气敲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一作“负重”。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当作“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一无“者”字，也。斯则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带引此句，蒙前条说下。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旧谬作“王”。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案舜之放尧，旧有“文之杀季”四字，羡文。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已于旧衍“此”字。篇前旧衍“后”字，言之详矣。此条前后并无“文丁杀季”之言，故知本文句字多羡。夫唯益与伊尹见一作“受”。戮，并一无“并”字。于正书犹无其证。推一作“榷”。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由“犹”通。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晋安帝改元。之祸者乎？其疑四也。

　　《汤誓。序》旧本“誓”误作“诰”，又脱“序”字。云：“汤伐桀，战于鸣条。”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甸止稳括《周书》之文。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下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一作“合”。夫当有“周”，字。《书》之作，本出《尚书》，孔父截翦浮词，裁成雅诰，一作“语”。去其鄙事，直云“惭德”，岂非欲灭汤之过，增桀之恶者乎？其疑五也。

　　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袁亦不直耳，曹恶得无罪。陈琳句谬引。欲加之罪，能无辞乎？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一作“竟”。列纣罪，有倍《五经》。故子贡曰：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据妇人临一作“于”。朝！刘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纣不至是。而天下当有“归”字。恶者必以桀、纣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将非厚诬者乎？其疑六也。

　　《微子之命》篇《序》旧脱“序”字。云：“杀武庚。”《序》云：“杀武庚，命微子代殷后。”案禄父即商纣之子也。属社稷倾覆，家国沦亡，父首枭悬，母躯分裂，永言怨耻，生人一作“死”。莫二。向使其侯眼事周，而全躯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为主？含齿戴发，何以为貌？既而合谋二叔，徇节三监，虽君亲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诚可见。考诸名教，生死无惭。议一讹“议”字为“于义”二字。者苟以其功业不成，便以顽人民，为目。必如是，则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当作“申包胥”。向若陨仇雪怨，众败身灭，亦当隶迹丑徒，编名逆党者邪？其疑七也。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序》旧脱“序”字。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二句序文。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一作“曾”。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又案某书名阙，一讹“其”。书曰：朱雀云云，朱雀句当有本文，“云云”字误。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赤虚为其说乎？一作“设也”。其疑八也。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书名恐误，当是《吴越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汲之诛，小则同楚逮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一作“怀”。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见一脱“见“字。申主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主，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渭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乎？其疑九也。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左》作“蔡”。蔡叔，夫岂旧误“其”。不爱？王室故也。”昭元。案《尚书。君爽》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皆《君奭。序》之文。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而周公自以不咸，何用“左氏”语。遵加显戮，与大汉代之一无“之”字。赦淮南，此下一增“明帝”二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一作“其”。义薄矣。而《书》旧作“诗”。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其疑十也。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一作“覆”。如异于此，则无论焉。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一作“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生于上代，一作“三代”，非。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一脱“之”字。篇，吾取其二三简。一木此下有“而为累文，与近古同焉”九字，词义未亮，一木无此九字。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矣。一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