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部分

中国史学史 作者:金毓黻


导言
吾国先哲精研史学者,以刘知幾、章学诚二氏为最著,刘氏《史通》外篇,有《史官建置》、《历代正史》两篇,所论自上古迄唐初之史学源流演变,即中国史学史之滥觞也。章氏曾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撰《史籍考》,寻其义例,盖欲藉乙部之典籍,明史学之源流,体大思精,信为杰作,惜其稿本,以未付刊而散佚,不然,亦史学之具体而微者矣。近人梁启超晚年喜治史学,尝论及中国史学史之作法,谓其目有四:一曰史官,二曰史家,三曰史学之成立与发展,四曰最近史学之趋势 。其前两目,盖原本于《史通》,其后两目,则自此而引申之耳。其弟子姚名达,欲依梁氏所示,撰成一书,稿本略具,尚未刊行。今辑是稿,前无所承,虽有仰屋之勤,难免覆瓿之诮,重以颠沛之馀,旧典多丧,即欲详说,实病未能。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若夫正谬补遗,始终条理,政有待于异日,更所望于方闻。编纂义旨,櫽括如左:
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书之职,继以被载笔之编,于是史官史籍生焉。吾国史官,古为专职,且世守其业,故国史悉由官修,而编年一体创立最早。后世私史如林,衍为多体,于是卓然名家之彦,遂代史官以兴。本编所述,首以史官,继以史家、史籍,并于官修、私修之史,分章阐述,以明私家成就殊胜于史官,其义旨一。
回溯清代以往,史学成就,综以两端:一曰撰史,始以编年,继以纪传,号称“二体”。编年体如《春秋》,记载犹疏,纪传体如《史》、《汉》,组织渐密。《隋志》以下,以纪传体为正史,而编年体降居次位,即为史学进步之征。二曰论史,刘氏《史通》创作于前,章氏《通义》嗣响于后,良以时届唐宋以降,史籍纷陈,不有辨章体例商榷利病之书,何以明征实去伪剔粗存精之旨,是则于史学向前发展之中,更获新绩。本篇榷论史学,止取马、班、刘、章四氏,以树二者典型,余则散见所述史官史籍之中,不复别白。其义旨二。
先哲撰史途径,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何以明之 姑无论纪传编年之外别有纪事本末一体,称为创作,如衍《左传》、《汉纪》之绪而有司马光之《资治通鉴》,衍《周礼》、《唐六典)之绪而有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衍《禹贡》、《山海经》之绪而有郦道元之《水经注》、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衍《汉书 儒林传》之绪而有黄宗羲、全祖望二氏之《学案》,衍《别录》、《七略》之绪而有清代之目录校雠学,悉为分门别类由简趋繁之明证。兹编所述纪传、编年、纪事以外,典礼、方志、学案、校雠诸体并包,并举一二范作,略致商榷。其义旨三。
史学寄于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四者息息相关,不待论矣。然尚有一端宜述,史料是也。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又如撰史之初,广搜史料,辑成长编,长编即为葺录之后,再加以考订编次之功,例如唐宋以来官修之实录、会要,悉属此类。近人于此一端,用力颇勤。本编虽未立专章论述,但亦于各章中附为叙及,以明整比史料,亦属史学之科。其义旨四。
右举义旨四端,略示编纂梗概,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迄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大雅君子,幸督教焉。

第一章 古代史官概述
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
昔者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子长撰《史》,始于黄帝,虽云时涉传疑,未可置之弗论。《说文 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此则古代史官之先见者也。苟卿有言:“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解蔽篇》)考《风俗通》及卫恒《四体书势》皆谓黄帝之世,与仓颉同制字者,尚有沮诵,亦史官也;《世本 作篇》谓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造历,宋衷注云:“皆黄帝史官。”何是时史官之多也。愚考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试以周制征之。《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而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史与胥徒并列,故又释之日:“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 征之汉制亦然。《汉书 艺文志》云:“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则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如谓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则其所掌当不外是。凡掌官文书者及起文书草者,曰与文字为缘,整齐其现行之字,以供起草之用,亦史官之所有事。周之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命,御史掌赞书,是史职起文书草之证也。太史掌邦之六典,内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是史掌官文书之证也。凡周之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或为当代之法典,或为治事之案据,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周代有然,黄帝以来迄于夏商应莫不如是。是则史之初职,本以记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以谏桀;殷之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亡之周 。所谓图法,即邦国之典志也。周衰老聃为周室守藏史,其所谓藏,即文书典籍之藏,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而典守之官曰史,即为掌官文书者之分职。盖古人于官文书外,别无所谓典籍,凡古代文书典籍之藏,亦略如唐宋以来之四库、现代之图书馆,老聃以典守之官称史,亦与仓颉以治书之官称史同义。居是官者,以其见闻载之简册,名为史记,即谓史官所记。后世径名记事之书为史,此又书以官名者也。秦赵二王会于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月曰鼓瑟击缶,是时御史虽掌赞书之任,而其职渐尊,比于内史。及其末世,置御史大夫及丞,又遣御史监郡,始当纠察之任 。汉以后乃建署设台,比于三公,非复记事掌书之旧职矣。汉丞相、太尉府,皆置长史,以为诸令史之长,亦以主治文书为职。其后以丞相史出刺诸州,乃有刺史,亦犹秦代以掌赞书之御史出当纠察之任耳。秦有内史掌治京师,汉初因之,其名原于《周礼》,而其所司则异 ,然皆由职司记事之史引申得之。愚谓史官之始,不过掌书起草,品秩最微,同于胥吏,只称为史,如汉人所称令史是也。其为诸史之长者,亦不过如汉代之长史、魏晋之掌书记。其以记事为职,古今亦无二致。继则品秩渐崇,入居宫省,出纳王言,乃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诸称,以别于掌书起草之史。然亦不过因诸史之长,而稍崇其体制,如汉晋之有中书监、令,唐宋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明清之有大学士 是也。凡官之以史名者,既掌文书,复典秘籍,渐以闻见笔之于书,遂以掌书起草之史,而当载笔修史之任。初本以史名官,继则以史名书,而史官之名,乃为载笔修史者所独擅,而向之掌书起草以史名官之辈,转逊谢以为无与,不得不以吏自号矣。史官至此,盖经三变,发展之序,不外是矣。
寻史字之义,本为记事。《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为之说云:“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 吴大澂则曰:“史,记事者也,象执简形,古文中作█,无作中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之省形,册为简策本字,持中,即持册之象也。” 章太炎先生亦云:“用从卜中,字形作█,乃纯象█形,古文用作█,则中可作█,█二编,此三编也。”章氏即引《周礼》“治中受中”为证,又谓《礼记 礼器》之“因名山升中于天”,《论语》之“允执其中”,《国语》之“右执鬼中”,以及《汉官》之“治中”,皆当以此为义,此又视江、吴二氏加详者也 。王氏国维又有《释史》一文。其略云:
案《周礼 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礼》云,鹿中槃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空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考古者简与筭为一物,古之简策,最长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为六寸,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与六寸二种,射时所释之筭,长尺二寸,投壶,筭长尺有二寸,计历数之算,则长六寸。《汉书 律历志》,筭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说文解字》,筭长六寸,计历数者,尺二寸与六寸,皆与简策同制。故古筭筴二字,往往互用。《既夕礼》,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筭,从柩东。注:古文筭皆作筴。《老子》,善计者不用筹策,意谓不用筹筭也。《史记 五帝本纪》,迎日推筴。《集解》引晋灼曰:筴,数也,迎数之也。案筴无数义,惟《说文解字》云:算,数也,则晋灼时本,当作迎日推筭,又假筭为算也。汉荡阴令张迁碑:八月筴民。案《后汉书 皇后纪》:汉法尝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为算,是古筭筴同物之证也。射时舍算,既为史事,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 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筴执筴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将,其为盛筴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 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者同意矣(《观堂集林》卷六)。
此其所释之大略也。考《说文》所释,以良史不隐为持中之道,而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引起后贤之不满,故不从许氏,而别求解释之方。江氏据“治中受中”诸文,以“中”为簿书,手持簿书为史,正与掌文书之义合,然簿书何以谓“中” 江氏亦未有解释也。吴氏意谓簿书亦为简册之一,故以中从册省为说,章氏更从而引申之,诚足以补江说之未备矣。王氏取《周礼》郑注,以“中”为盛算之器 ,谓其初制当如█形,是则中字象形,而无正字之义,又以盛算之中,亦用以承简册,簿书为简册之一,故簿书亦谓之中,此又自吴氏所说引申得之。夫盛算之器称中,诚与“治中受中”之中,同为物名,而非无形之物德,故以中正之说为不雠。惟王氏谓中作兽形,为周末弥文之制,必以凿空立算其形如中为释,是否合于古义 尚待商榷;且盛算之中,本为周制,制字之初,有无此器亦有疑问(朱希祖先生《史学概论》)。终以吴、章二氏,较为明白可据,准此以谈,史之本义,无论为手持簿书,或简册,胥与掌书起草之义相符。且史之一辞,本指人而言,非以指记事之书,故《说文》以记事者释之也。
愚考中字之释义,尚有不止如上文所说者,《周礼 春官》之属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又《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又《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涖其盟者而登之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讼狱之中,岁终则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按郑注云:“治中谓职簿书之要”,此即江、吴诸氏以簿书释中之所本也。至其所谓贰,即簿书之副本,亦犹今世称分类存贮之簿书为档案;所谓天府,即储藏档案之库,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周制以档案正本之中,藏之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诸司受其贰而分藏之,此即保存档案之法也 。愚谓中之得名,盖对贰而言也。登于天府,等于中秘,外人无故不得而窥,故以中名之,此档案之正本也。副本对中而言,故曰贰。凡中与贰,皆为档案之专名,或以册释中,或以盛算之器释中,固各有其胜义。然《说文》何以释中为内,以别于外,置此而不数,未善解。窃谓中有内义,或由秘藏簿书引申得之,如此则两义为一贯矣。老子为周室守藏史,所守之藏,必为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是其证也。现代档案,即为他日之史料,古人于档案外无史,古史即天府所藏之中也。保藏之档案谓之中,持中之人谓之史,一指书言,一指人言,分际至明,后世乃以史为书,而别以吏名史,遂不知中字含有簿书档案之义,此可于诸氏所说之外,又进一解者也(文始所释中字可供参考)。
周代之五史:一曰大史、二曰小史、三曰内史、四曰外史、五曰御史,前已略论之矣。五史之秩以内史为尊(中大夫),大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为下(中士),此皆诸史之长属于春官者也。《礼记 玉藻》、《汉书 艺文志》皆谓古有左史、右史之官:一则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两书所记,既有歧异,而左史、右史之名,何以不见于《周礼》 宜一为考释之。按《大戴礼 盛德篇》云:“内史大史,左右手也。”卢辨注云:“大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熊安生申之云;“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柄,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在君之右,故为右史。《酒诰》郑注亦云:大史内史,掌记言记动,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熊说见《周礼》孔疏)。清贤黄以周本其说论之云:
《盛德篇》: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覲礼》曰:大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申大夫,尊,故内史左,大史右。《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字今互讹。《汉 艺文志》、郑《六艺论》并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证。熊氏谓大史左史,内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诰》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谓大史记行,内史记言,是已。郑注《玉藻》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在,谓右史书动为《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荀悦《申鉴》云: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与郑注合 (《礼书通故》三十四) 。
依此所论,则古之左史即《周礼》之内史,右史即《周礼》之大史。《玉藻》之左右字,以互讹而异,宜从《汉志》作左史记言,或言则左史书之;右史记事,或动则右史书之,其论辨至为明晰矣。熊氏所说,虽于大史何以为左史,内史何以为右史之故,未能质言。而内史记言、大史记事之旨,则由其说而证明,盖其所释,亦仅一间之未达耳。
至章学诚则不信记言、记事由史官分任之说。其论有云: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动,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文史通义 书教上》)。
章氏所论,诚当于理,然考之《周礼》,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尚书》之《酒诰》、《顾命》,即內史所撰之王命,《春秋》为事典,《周礼》为政典,《仪礼》为礼典,即大史所掌之六典,所记之言,不必限于《尚书》,而其体必近于《尚书》,所记之事,不必限于《春秋》,而其体必近于《春秋》。如黄氏所释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之说为不误,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渊源甚古之记载也。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然记言者未尝不载事,如内史所撰之王命,必以事为依据是也。记事者未尝不载言,如大史所掌之六典,其中亦言事兼载是也。不过一重在言,一重在事,非谓言中无事,事中无言,《汉志》举《尚书》、《春秋》为喻,亦举其大者言之耳。
古代史官表

氏名
时代
职名
出处
附考

仓颉

黄帝


《说文叙》、卫恒
《四体书势》

沮诵

黄帝


《风俗通》、卫恒
《四体书势》

大挠
同上

《世本》宋衷注

隶首
容成
史皇

同上



同上

孔甲
黄帝或
夏初


《史通 史官篇》
又注引《归云集》

伯夷

虞舜



《大戴礼》
又尧舜时之
历官有重、黎、羲、和四氏,且世其职,亦史官也

终古

夏桀
大史令

《吕览 先识》

迟任
商盘庚
大史
《书 盘庚》郑注

向挚

商纣

内史
《吕览 先识》。
《通典》、《通考》
俱作高势

尹逸

商末


《周书 克殷》、
《史通 史官》

辛甲

商末
周初

大史

《左》襄四、《晋
语》、《韩非 说
林》
《汉书 艺文志》谓:辛甲,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史佚

周武王

内史

《史记 晋世家》
疑与尹逸为一人,《晋语》作大史

史扃




《文选》注引
《六韬》

周任



大史
《左》隐六、
《论语 季氏》


‘‘。。r

大史
《周书 王会解》

戎夫



左史
《周书 史记
解》,汲冢古文亦

《汉书 人
表》作右史,
疑误。



右史
宋衷《世本注》

史豹

周穆王

左史
《文选 思玄赋》
注引
原文称曰左
史氏

史良
同上
左史
古文《周书》

史籀

周宣王

大史
《汉 艺文志》、
《说文叙》

史角


《吕览 当染》

史伯





《郑语》韦注
《史记 郑
世家》称大
史伯





内史
《左》庄三十二、
《周语上》

叔兴



内史
《左》僖十六 二
十八、《周语上》、
《说苑》

叔服

内史
《左》文元

大玻 周 史
《庄子 则阳》
《人表》有周史大■当是一人

柏常骞




《晏子春秋 内
篇 问下》



大史
《酒诰》



内史
同上

伯阳父



大史
《周语》、《史记
周本纪》

或谓即老聃

辛有



大史
《左》僖二十二、
昭十五、《晋语
四》

棸于

内史
《汉书 人表》
一作掫之

州黎



大史
《左》襄七、《说苑
君道》

苌弘




《左》昭十一、《国
语》、《淮南子}
《汉志》称为
周史

蔡公



大史

《晋语》
原作咨于蔡
原、访于辛
尹。蔡蔡公、
原原公、辛
辛甲、尹尹
佚、注:皆周
大史

原公

大史
同上

阙名

大史
《左》哀六
时居楚

阙名

内史
《左》桓二、襄十

老聃


守藏


《史记 老子传》



大史
同上





大史

《左》文十八
《鲁语》作里




大史
《左》哀十一

阙名



大史

左昭二
韩宣子观
《书》于大史


左丘明

大史
《汉书 艺文志》

掌恶臣

外史
《左》襄二十三

阙名



大史
《左》襄三十、昭

《说苑》有史
叟,亦郑人

阙名



大史

《左》襄二十五
兄弟三人,
其中二人为
崔杼所杀

南史




同上
《左传序正
义》谓南史
为大史之
副,应是小
史之官。

柳庄



大史
《檀弓》、《韩诗外
传》

华龙滑



大史

《左》闵二
又有史朝、
史鱼、史狗,
皆卫人

礼孔

大史
同上

伯◆



《左》昭十五
司典籍之史

辛有二




董史
大史

同上
董史即董典
籍之史。董
狐,其后也

史赵




《左》襄三十、昭
八、哀九

史龟



《左》哀九

董狐


大史
《左》五十二

屠黍

大史
《吕览 先识》、
《史通 史官》
《说苑 权
谋篇》作屠


史苏



《左》僖十五
《晋语》

阙名

左史
襄十四
左史谓魏庄
子云云

史墨




《左》昭二十九、
哀九、襄二十作
史黯
赵简子之史
时,三家尚
未分晋

倚相



左史
《左》昭十二、《楚
语》

史皇





《左》定四
楚又有史
疚,战国时


史■


《晋语二》

阙名


《说苑 君道》







《国策》
宋康王使占
雀生麒



内史
《史记 秦本纪》
缪公时

阙名



御史
《史记 廉蔺列
传》

阙名

御史
同上

周含


《说苑》

阙名

御史
《韩策》

史起
I




《吕览 乐成》
魏襄王时人,有民歌为邺圣令史公之语


田齐
大史
《国策》

阙名

田齐

侍史
《史记 孟尝君
传》

胡毋敬

秦始皇
太史令
《汉 艺文志》、
《说文叙》

司马谈

太史令
《史记 自序》

司马迁
汉武帝
太史令
同上

甲骨文、金文中时见古史官之名,兹不具引 。按此即黄帝以迄汉武之史官,所可考见之大略也。兹更取表列周代史官,分为王室史官、列国史官二类,将其官名人数,综计如左。
王室史官
人数
列国史官
人数

内史
六人
大史
十四人

大史
十二人
左史
二人

左史
三人
内史
一人

右史
一人或二人
外史
一人


六人
御史
三人

守藏史 一人 史 十一人
董史
一人

侍史
一人

《周礼》所载五史,即所谓王室史官也。兹则有内史而无外史,有大史而无小史,何也 据黄以周所考,内史为左史,而大史即为右史,是则戎夫、史豹、史良三人之称左史者,即为内史之异称,而右史仅见名武者一人,即为大史之异称,此可推而知之也。外史小史秩卑,故无可称之人,或只称为史,所见史六人,其中或为外史小史之官。孔颖达《左传序正义》云:“齐大史书崔杼弒其君,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而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为小史。”此其所说,虽为列国史官,正可借喻王室之有小史。五史中有御史,而王室史官中则不之见,亦以秩卑故耳。列国史官是否备有五史,颇有疑问。内史秩尊于大史,为王室所专有,孔颖达谓诸侯无内史,其说颇谛,于是有大史兼掌内史之说。然内史一称左史,而列国又有左史,何也 考春秋时,左史凡二见,一为晋左史,失其名,一为楚左史倚相。左氏哀公六年《传》,谓有周大史之在楚者。以此例之,安知非周内史之在晋楚者乎 藉令列国备五史之官,而改称内史为左史,亦以明其不敢同于王室之义,虽有左史无碍也。或谓鲁为周公之后,故得备立其官,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谓周礼尽在鲁,是也。惟鲁有无内史,则不可考,而有外史之官。左襄二十三年《传》,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孔氏释以史官之居外者。盖诸侯有外史,自必有内史与之对立,孔谓诸侯无内史,则无外史可知也。然《史记》谓秦有内史廖,而晋楚二国皆有左史,左史即内史也。内史或为秦左史之别称,否则为秦之僭制。夫列国既有左史,则有外史,亦无碍也。至其所见之史十一人,疑为外史、小史、御史之简称,以其秩卑,不为分别,亦与王室之史同。或疑晚周之御史之见于秦、赵、韩三国者,在君左右,职司记事,高于《周礼》掌赞书之御史,因而疑其不根于周制 。然秦汉以后,御史之官,且副丞相而为三公矣。其职司因时而变,又何足异。至其官名,必原于《周礼》之御史,不待问而知也。大抵列国之制,大史之官,在所必设,故见于记载者有十一人之多。至于左史、外史,则或有或无,小史则虽有而只称为史,如南史之为小史是也。若夫守藏史、董史,皆由董守典籍而名。而侍史则下比于周官之诸史,更不得与外史、小史、御史比伦矣。《汉书。张苍传》云,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师古注云,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之御史,故《十三州志》,谓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后汉纪》注引)。是则周之御史,又一名柱下史。《史记。老子传注》引《张苍传》,因谓老子为柱下史,柱下者即藏书之柱下也。然御史所主之方书,方谓版也,记事于版,本为官府之档案,亦犹《周礼》掌赞书之谓,非老聃所守典籍之藏也。取以比附,恐未得实,应如《史记》称为守藏史,斯已可矣。此吾所释周代史官之大略也 。
周代以前之史官,其可考者,已具列于表。昔者班彪谓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即指记事之史而言。宋衷《世本》云,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其语盖不足据。谓其时有记事之史则可,谓有左右史之名,则尚失之过早也。终古为夏之大史令,向挚为殷之内史,似夏殷之世已有大史、内史之称,而周因之。然大史称令,为秦汉以后之官,周有大史而无令,由是推之,夏或有大史,而未必有大史令之称。近年在殷墟发见之甲骨文字,上刻贞人之名甚夥,凡甲骨上所刻之文字,悉为殷代之卜辞。其文中贞字之上一字;皆为人名,称之为贞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殷墟发见之卜辞,武丁之世最多,有所谓■贞宾贞者,■宾二字为贞人之名,亦即武丁时代之史官。依近年发见之甲骨,分为三期:一为武丁时代之贞人,二为祖庚祖甲时代之贞人,三为廩辛康丁时代之贞人。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 。由此可知,周代以前凡职司记事之人,皆谓之史;其为帝王记事者,其位稍尊,故亦谓之内史大史;究之其职司记事则一也。
晚周以前,有大史而无令,大读如泰,而义同大小之大,如《周礼》之大卜、大祝皆是。汉以后始改大为太,称为太史。《说文 叙》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而《汉书 艺文志》亦有是语。是则改大为太,称太史令,盖自秦时始矣。《汉书 百官公卿表》,奉常之属官有太史令。《续汉书 百官志》云:“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按汉之大中大夫二千石,谏大夫千石,而太史令为六百石,仅当于下大夫。故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亦周代大史之品秩也。《史记 太史公自序》谓司马氏世典周史,而谈为太史公,大史公学天官于唐都。此所谓天官者,即自序所谓,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若在《周礼》,则属于春官,以当大史、大卜、大祝诸职,而无与于冢宰之天官者也。司马迁又述其父谈之言曰,“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史记 自序》)又自言:“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此皆可与《汉志》相印证。故汉制以太史令掌天时星历之任,亦犹尧时有治历明时之羲、和也。古之史官,有司天事者,有司人事者,星历属于天事,文史属于人事,皆由记事之史司之(本刘氏师培说)。故司马氏以掌天官之太史,而自当载笔修史之任,此亦古代史官与曆官合而不分之证也。第《汉仪注》谓:“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而刘知幾、钱大昕皆信之 ,吾谓此说非也。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史有令而无公,且秩仅六百石,去食禄万石之丞相远甚;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 ,亦不得位丞相上。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语为谬,允矣。吾考《汉书 律历志》及《兒宽传》,皆称司马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且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之语,亦失之夸。《索隐》谓:“修史之官,别有著撰,则令州县所上图书,皆先上之,后人不晓,以在丞相上耳。”此解得之。汉世史有专官,职司记载,故命天下计书,于上丞相之外,分上太史,以为记撰之依据。计书即当日之政务报告,以有数字者为主,易言之,即史料之一种也。再证以迁所自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益知位丞相上,绝无其事,而其职实合古大史、大卜、大祝三职而一之,亦不待烦言而解矣。且考《周礼》以大史介乎大祝、大卜之间,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又有司巫;而大史所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亦与卜祝为近;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见《左》定三年)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巫祝之事,尝以瞽者为之,又称瞽史。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考记其事者,亦名为史 。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实缘古制,亦如周代之有大史,位非甚尊,此盖应诠之义也。
《汉书 艺文志》,原于刘歆之《七略》,其叙诸子十家,谓皆出于某官;又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所谓某官,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章学诚尝于所著《校雠通义 原道篇》,畅发此义云:
刘歆盖深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 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又云:
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而已矣。
此所谓官师合一,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古人之要典,皆由百司之史掌之,故百家之学,悉在王官,而治学之士,多为公卿之子弟,就百官之史而学之,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迨周之衰,王官失守,散而为诸子百家,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而刘、班二氏溯其源,曰某家者流,出于古者某官,虽其所说,未必尽雠,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藉是以明,章氏所说,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秦人以吏为师,吏即史也,惟古今有不同者,一则学下逮于庶民,而百家之学以兴;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而百家之学以绝耳。《汉志》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为说之当否,姑不具论,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 ,近人多宗其说 。至谓六经百家之学,悉出于史官,究有断限不明之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则无可疑者也。《庄子 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序》又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而同书《孔子世家》及《老子列传》,皆谓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或谓老子世为史官,掌周室之典籍,故孔子从而问礼焉,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于庶民之故。然非西适周室,以观藏书,问礼于守藏之史,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司马迁以身为史官,而修《史记》,正为合于古法,此亦应诠之义也。
最后更有一义,应为之阐明者,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古人以乙部之书,原出于《尚书》、《春秋》,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吕不韦、孔衍、司马彪之作,亦称春秋、尚书 。《管子 法法篇》,言春秋之记;《墨子 明鬼篇》,谓周、齐、宋、燕皆有春秋,又言吾见百国春秋 ;《楚语》申叔时言,教太子箴以春秋;《晋语》,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此又孔子修《春秋》之同时,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或又称志:《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传》尝称“周志”,又曰“前志有之”,“史佚之志有之”,又称“仲虺之志”,《孟子》亦称“志曰” ,是也。或又称书:子产、叔游皆称“晋书有之”是也 。《论语》记孔子两言史: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一曰“文胜质则史”,并指史官而言 。《孟子》之论《春秋》则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以史与齐桓、晋文对言,亦言人而非书。司马迁因《春秋》而撰《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其文中尝称秦记、牒记、史记 ,后人摭其语,称为《史记》,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犹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云耳。汉人曾直称《春秋》为史,如《公羊》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传云,《春秋》之信史也,然亦未为通名 。汉末刘芳作《小史》,三国张温作《三史略》,谯周撰《古史考》,始以史名书,然谯周之作,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至萧子显作《晋史草》,吴均作《通史》,许亨作《梁史》,李延寿更作《南史》、《北史》,《隋志》亦改题《太史公书》为《史记》,至《宋史》之不称“宋书”,又以与南北朝之《宋书》同名之故,以下诸史皆因之,而史之一词,遂由官名,迻而为书名矣。是故研秦汉以前之史,应知设置史官之初,职司记事,品秩甚卑,其后乃有内史、大史诸号,侪于大夫之列。至于以史名书,则非古义,此不可不辨者也 。
总上所说,可得数义:史为官名,其初如吏,后乃进当记言记事之任,一也。周代之左史、右史,即为《周礼》之内史、大史,而《周礼》五史,又为经制,不得轻疑,二也。汉世去古未远,史官之制未废,故司马迁以世为史官而修《史记》,三也。史为书名,起于汉后,古代无之,只以名官,四也。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故私家无由修史,欲考古代之史学,舍史官外,别无可征,五也。兹叙吾国史学,上溯其源,必首史官,义不外此。至于司马迁以后,已无累世相守之史官,即偶有之,多以他职兼典;而不能举其职,故改于他章述之。

第二章 古代史家与史籍
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近世考古学家,发掘地下之藏,就所得之骨骼器物,以推断有史以前人类之状况,是之谓史前史,然此为晚近产生之史学,而与古人无与者也。《左传》载楚灵王谓其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即以灵王所谓三坟、五典释之;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谓三皇无书,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按《尚书 伪孔传叙》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语或有据。章太炎先生云: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者,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者五帝之册;八索者以绳索为编,外史所谓三皇五帝之书。吾考三皇之书,既由后人仰录,且不传已久,可弗置论。今《尚书》有《尧典》,当为五典之一,或疑其文字不古,岂亦由后人仰录使然欤 要为古代之典籍,而具史之一体者。今所传之三坟,既属伪作,自《尧典》外,其他亦无考。故榷论吾国古代之史籍,应自《尚书》、《春秋》二书始。
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龚自珍亦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古史钩沈论》)夫古人之典籍,掌于百司之史,前已言之。掌于史官之典籍,不得概名为史,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尚书》、《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古人之于礼,实兼法而言。《周礼》所记为典章制度,一称《经礼》;《仪礼》所记,为节文仪注,一称《曲礼》;《礼记》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其证也。《周礼》本名《周官》,一称《周官经》,所载成周之官制,实为一代之法典,可比于后代之《唐六典》,前汉之末,乃有《周礼》之名,自周以来,有吉、凶、军、嘉、宾之五礼,而唐有《开元礼》,宋有《政和五礼》,而溯其源多本于《仪礼》及大戴、小戴二记,合以《周礼》,可称“四礼”。研其因革损益,是为典礼之史,如《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诸书是,而非谓《周礼》、《仪礼》为史。此其一也。近人之言研古史者,谓《毛诗》所载玄鸟、长发、生民、公刘等篇,为殷周时代之史诗。所谓史诗者,即以史事寓于韵语之中也。以今语言之,可谓史诗为史料。然《诗》三百篇中,如此类者甚少,与其谓《诗》三百篇为史,无宁谓为古诗之总集。此其二也。(王通谓《诗》与《尚书》、《春秋》同出于史,即诗为史官所采之意)若夫《易》为卜筮之书,尤远于史。古人以祝卜与史并言。故《周礼》以大史侪于大卜大祝之列,而《易》亦掌于大卜。韩宣子聘于鲁,观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此谓《易象》、《春秋》俱为古典,掌于大史氏,而未尝谓《易》为史。此其三也。龚氏之论《诗》、《礼》,不过谓为史官所掌。其谓《易》为卜筮之史,则殊涉牵强,未为得实。故以严格论之,不惟《易》、《诗》非史,即《官礼》之属于政典者,亦不得与《尚书》、《春秋》比。依章氏所说,若谓《周礼》、《仪礼》为先王之政典,则无可议,《易》与《诗》无与于制度,谓之政典尚不可,况谓之为史哉。龚自珍又云: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古史钩沈论》),张尔田本之,以作《史微》,乃云,不惟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与流裔也。近人刘师培亦云九流学术皆源于史,江瑔本之,乃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一文。然考其所引之证,皆缘古代典籍概掌于史为说。古人学不下于庶民,士夫必从史官而学,史官指人而言,尚非谓记事记言之史。六经掌于百司之史,而谓之为史,诸子之学。由从学史官而得畅其流,而于所撰之书,亦被以史称,则古史之范围,何其漫无纪极耶 兹论古史,壹以《尚书》、《春秋》为断,其他诸经及诸子,皆不得谓之为史。
《史记 孔子世家》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尚书》,是即《尚书》之所由作也。或谓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去其重者,定为百篇 。孔子删书之说,亦见《书纬》 ,而今人多不之信。王充云:“《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论衡 正说》)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史通 六家篇》引)此又《尚书》之所以名也。盖自司马迁、班彪之伦,咸谓虞夏之世已有史官,故《书》有《尧典》、《禹贡》诸篇,皆当代史官之所记;而或以为悉由后人仰录,亦疑莫能明也。今本《尚书》凡五十六篇,其中真伪参半,据清代学者考定,只有伏生口授之二十八篇为真,谓之《今文尚书》;此外之二十余篇,则谓之《伪古文尚书》;而《今本尚书》之《孔传》亦为伪作,称为《伪孔传》。今考二十八篇中之《盘庚》,唐人称为诘曲聱牙者,实为殷代之古文。证以晚近所出之甲骨文,辞句相类,益为可信。而周代之诸诰亦不易读,盖古今语法文法不同之故。或以《尧典》、《禹贡》、《甘誓》、《汤誓》四篇,皆在《盘庚》之前,而文辞易解,疑为伪作,此殊不然。试证以周秦古书,屡见称引,岂有古人未疑其伪,而今人能断其为伪者 与其直断为伪,以邻于妄,何若谓为后人追记之为得哉。章学诚之论《书教》则云:“后来纪事本末一体,实出于《尚书》,《尚书》之中如《金縢》、《顾命》,皆具一人一事之本末,实为古史之具体而微者。”其说是也。古人尝谓《尚书》为记言之史矣,今考《尚书》诸诰诸命,即同于秦汉以来帝王之诏谕,王莽曹丕之篡两汉,皆模拟《尚书》以自文饰,而苏绰亦为后周制大诰,藉令不考其事,但专读其文,鲜有不以为舜、禹、汤、武之再世者。是以誓、诰之文,亦不得径称为史。史以记事,其中亦非无言,《左传》为《春秋》而作,其中所记之言,与事相等,章学诚谓古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亦为至论。《尚书》诸篇,记言而兼记事者,如《金縢》、《顾命》之类,则不多见。章氏谓纪事本末一体出于《尚书》,亦举其一端言之耳。孔子以前古史之可考者,不多见,故取典、谟、诰、誓之文而删存之,以当于古史。且司马迁之作《史记》,于《春秋》以往之事,多采《尚书》,故曰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史记 自序》)。盖以研考古事舍《尚书》外,别无可据之故,故后人亦以古史视之。论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如章氏谓六经皆史,龚氏谓诸子为周史之支孽小宗,皆属广义;若就狭义言之,盖必有组织,有义例,始得为成文之史。亦惟《春秋》及《左氏传》,始足以当史称,而《尚书》亦非有组织有义例之史。此又二者之辨也。
《春秋》为鲁史之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曰,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盖《春秋》者编年之书,故举春以包夏,举秋以赅冬,总之,明其以年为纲而已。及孔子因而修之,亦名《春秋》。其修《春秋》之旨趣,《史记》言之最详。《史记 孔子世家》云: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又《十二诸侯年表》云:
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激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 艺文志》亦于《春秋》后论之云: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本《论语》)。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天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孔子亦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以修史自任为何如,马、班所述,固不诬也。
孔子修《春秋》之旨,孟子亦屡发之,尝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为之说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复引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春秋》所记者事,而事必载之以文,而义则穿贯乎文与事之中,所谓义者,即《史记》所谓制义法,后人或谈史法,或明史义与史意,皆即今人所谓史学也。孔子之前,典籍守于史官,大事书之于策,小事记之于简牍,只可谓为记载之法,而不得谓之有史学。左丘明尝称《春秋》之称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 。而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亦云:
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
盖《春秋》一书,本为鲁史,仲尼因而修之,而详其事迹、明其义例者,实为《左氏传》,必合观之,而其义始明。此即孔子之史学,而与左丘明同其作述者也。昔者刘知幾尝谓《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 ,而王安石乃有“断烂朝报”之讥 。然《春秋》之可贵者,初不在此,章太炎先
生论之云:
《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阙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灿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
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此则功在百世不可泯灭者也。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 昔者壶遂以此为问,而太史公答之矣。语具于《太史公自序》,其说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语亦见赵歧《孟子题辞》,又见《春秋繁露 俞序篇》惟字句微异)。《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寻此所论,及《汉书》所述,乃知孔子之修《春秋》,一因载籍残缺,文献无征,思存前圣之业,以垂方来;二因言之不用,道之不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其用意至为深远,亦即修《春秋》之动机也。
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左氏之书,作于丘明,亦为释《春秋》而作,汉代马、班诸家,皆无异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丘明为传,共为表里。” 近人之为今文学者,多不信是说,乃谓左氏别为一人,非与孔子同时之丘明。且其说曰:司马迁答任安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左氏即为左丘,其名不带“明”字;又以其人生于晚周,故《左传》之文,不类春秋人所作;又谓《齐论》无“左丘明耻之”一章,故左丘明亦不必与孔子同时。此议固起于宋之郑樵及朱熹 ,然不过姑为疑辞,以待后人之考断耳。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号曰《国语》,故亦号《左氏传》为《春秋内传》。自司马迁、班固、韦昭诸氏,所说皆同 ,其流传盖已久矣。近代学者,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抨击《左传》,几无完肤,如刘逢录、康有为、崔适诸氏,皆谓今本《左传》,颇经刘歆窜乱,凡其中释经文者,多非左氏之旧,引歆所称诸儒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为证;或又谓作《国语》者,即为左丘,而非丘明,刘歆取《国语》之一部,以伪制《左氏传》,以其弃余为今本之《国语》,或又以《左传》、《国语》之多歧,断其作者不为一人 ,其为说之是非,宜有以辨之。愚谓司马迁之世,去古未远,所见古文典记甚夥,其称鲁君子左丘明,必非妄语;杜预称丘明身为国史,又与班固称丘明为鲁太史之语合;纵令后贤所说,各能自完其说,然不信《史记》本书,而取短书杂说,或单文孤证,以明其说之为是,一度亦无以服古人之心也。近世今文家重恶刘歆,故谓汉代之中秘书,多为其窜乱,弗恤深文周内,以成其罪。不悟《史记》之作,远在歆前,采用《左传》,言非一端,且其书早经杨恽、褚少孙之徒布之于外,为时贤所共见,藉令歆果作伪,必为太常博士之徒,察觉发覆,而哄然不容于世矣。夫刘歆作伪之说,已不可信,而谓左氏为晚周人,为可信乎 故愚仍以马、班之说为可据,而以作《左氏传》者,即为与孔子同时之丘明,而备闻修《春秋》之义法者也。夫必如是,古史乃可信,而有讨论之余地矣。若夫《国语》之作,是否与作《左传》为一人,本不甚关重要,惟二书各有详略异同,可资互证之处甚多,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
《左氏传》为释《春秋经》而作,经既为传之纲领,而传亦为经之节目。杜预作注,始合经传而为一,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者,皆可一览而得。后来朱熹作《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使人了然于开卷之顷,实作史之良法也。然左氏作传,为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与孔子同其作述,称之为传,其实史也。公羊、穀梁二家,亦为《春秋》作传,不详其事,而详其义,初则师弟之间,口耳授受,至于汉代,乃著之版业,写以隶书,所谓今文之学也。晚近讲今文学者,推崇《公羊传》,以为深得孔子之旨,公羊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史记》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语,于是乃有“立三统”“张三世”之说;又谓孔子端门受命,为汉制法,以明白可据之书,寓怪诞不经之说。不知公羊之三世,犹今人修史之有上古、中古、近代,以鲁史为据,故曰据鲁,尊周王而书春王正月,故曰亲周,周因于殷礼,故曰故殷,此为修史之通例,而非有甚深之义也。汉魏之世,已有人曰,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而杜氏则力斥其非矣。或谓左氏所传,为其文则史之文,《公》、《穀》所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义,此亦不然。左氏之义,即寓于文中,如“五十凡”及“君子曰”是也,不必求之于《公》、《穀》,而其义已大明。总之,研史与说经不同,公、穀二氏之说,或可备一家之言为说经者之所撷取;若研史者,则应以史实为主,空说其义,于史何裨 此《左氏传》所以得为古史之一也 。
《春秋外传》之名,始见于《汉书 律历志》所引之“三统术”,“三统术”为刘歆所作,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韦昭叙云:“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其明识高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其释义可谓昭晰矣。宋人叶梦得尝谓古有左氏、左丘氏,《春秋传》作者为左氏,而《国语》作者为左丘氏(见《习学记言》,亦见《困学纪闻六引》),即以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证也。然史公之去明字,正缘行文之便,其不称丘明而称左丘,亦以免与下文犯复耳。古人文中截取人名为称者,不乏其例,如方朔葛亮,亦其证也。左氏既传《春秋》,又作《国语》,起于先秦,渊源甚远,后人非有极真极确之证据,未可以彼而易此也。诘《国语》之短者,一曰鄢陵之败,苗贲皇之所为也,《楚语》则云,雍子之所为,与传不同(此隋人刘炫说);一曰《左传》以伐吴后三年围吴,又三年而灭之,《越语》后四年遂居军,三年待其自溃而灭之,《左传》自伐吴至灭吴凡六年,《越语》则为三年,《左传》自吴及越平至灭吴凡二十二年,《越语》则为十年,此又《国语》之文异于《左传》之大者(近人徐元诰说,见《国语集解序》)。惟左氏身为史官,所见之典籍非一,安知非故为存异,以待后人之论定耶?今考《国语》,凡《周语》三篇、《鲁语》二篇、《齐语》一篇、《晋语》九篇、《郑语》一篇、《楚语》二篇、《吴语》一篇、《越语》二篇,凡二十一篇。《晋语》独多;必出于晋《乘》,《左传》多载晋事,亦以此故。周王为天子,鲁齐以下为诸侯,而以天子下侪于诸侯,称为一国之语,殊不可解。然而以有此体,遂为后来国别史之祖矣。
《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之外,其书为古史,而有研讨之价值者,凡四:曰《逸周书》、曰《竹书纪年》、曰《世本》、曰《战国策》,是也。
《晋书 束皙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者摄行天下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又同书《荀勗传》云: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勗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勗又尝叙《穆传》曰: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丝编,以臣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尽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 六国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左传集解后序》正义、《玉海》一四七俱引王隐《晋书》,荀勗《上穆天子传序略》所纪与此略同,可供参考)。
据上文所记,汲冢所得古书如下:
《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一篇,《生封》一篇,《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杂书》十九篇。
右凡六十八篇,合以折坏之七篇,正为七十五篇。其中纯属于史籍者,曰《纪年》,即世所称之《竹书纪年》;曰《国语》言楚晋事,盖即今本《国语》之残简也。
《汉书 艺文志》,书九家中,著录《周书》七十一篇,为周史记,刘向谓即周时之诰誓号令,而颜师古则以为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自来《说文解字》、《论语马注》、《周礼仪礼郑注》,皆引《周书》,亦皆在今本《逸周书》七十篇之中,惟《隋书 经籍志》于《周书》十卷下注曰,《汲冢书》,《唐书 艺文志》仍之,后人遂于今本《周书》,冠以“汲冢”二字。然考之诸书,《晋书 束皙传》杂事十九篇中虽有《周书》之名,而篇帙太少 ;而杜预《左传序》,叙汲县发冢事,亦未尝一语及之;况晋武以前引《周书》逸文,不在今本中者,盖不下数十事 ;其书故盛传于世,何得谓出于汲冢而世始见之耶。前人释今本《周书》,谓其篇数少于《汉志》一篇者,即缘其序散入各篇之首,一若今本之《尚书序》,理或然矣。究之其书之一部,不免出于后人依托,故多与《尚书》不类;又诸书所引,多不见于今本。然其书仍为世人所重者,即以其出于依托之一部,亦必多有典据,古籍无多,不可轻弃,故宁过而存之,是也。
其次则《竹书纪年》,实出于圾冢,《晋书 束皙[传]》叙之备矣。而《隋书 经籍志》亦云:
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帝命中书监荀勗、令和峤,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编,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案杜预《左传后序》扶作符)。
兹考《隋志 古史》一目,著录《纪年》十二卷,谓为《汲冢书》,当为束皙、苟勗所见十三篇之竹简,无可疑也。案《史记注》、《水经注》、《穆天子传注》、《文选注》,皆屡引《纪年》,而今本或有或无,即证以刘知幾所见之本,已与今本不同。清王宏撰《山志》,即以今本《纪年》为不可信,而徐文靖撰《纪年统笺》,则力辨之,以为可信。清朱右曾始取诸书所引之文,辑为一编,题目《汲冢纪年存真》。近人王国维因之,以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又撰《今本纪年疏证》,以明其伪,其言曰:“纪年佚于两宋之际,今本乃后人所搜集,复杂采《史记》、《路史》、《通鉴外纪》诸书成之。今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既多杜撰,则其说为无徵,无用无徵则废此书可。朱氏辑本,尚未详备,又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所取,亦不能无得失,乃以朱书为本,而以余所校注补正之,凡增删改正若干事。”据此则伪者之迹为不可掩,而真者亦因以明,于是王氏疏通证明之功,为前人所不及矣。要之汲冢所出之《纪年》,间有骇人听闻之纪载,然其大体多同《左氏传》,是即古史之较可信者。兹屏伪本,而专取辑本,以存其真,斯已可矣。
再次则为《世本》。《后汉书 班彪传》云:“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日曰《世本》,一十五篇,其子固本之,遂著录其书于《汉书 艺文志》。”或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 ,惟未言作者究为何人。颜之推始云,《世本》左丘明所书,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 。章太炎先生信之,其说云,盖左丘明成《春秋内外传》,又有《世本》以为肤翼,近之矣。《世本》者,不画以《春秋》,其言竟黄顼,将上攀《尚书》,下侪周典,广《春秋》于八代者也 。《隋志》史部谱系一目,著录《世本 王侯大夫谱》二卷,疑即古十五篇之《世本》;又有刘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盖就古《世本》而为之注释。其书盖亡于宋代。今可考者,有《帝系篇》,有《氏姓篇》,有《居篇》,有《作篇》,又有世家,有传,有谱。《史记 魏世家 索隐》,引《世本》传文;或谓《史记 伯夷传》其“传”曰之“传”,即出于《世本》之“传”。其略见于钱大昭、孙冯翼、洪饴孙、秦嘉谟、雷学淇、茆泮林、张澍诸家之辑本;其何者为古本,何者为刘、宋二氏所补辑,则不易明。司马迁撰《史记》,多采取古《世本》,此亦古史之仅见者也。
再次则为《战国策》,著录于《汉志》者,凡三十三篇。内计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记春秋后迄秦二百四十五年之事,即号为战国者是也。据刘向《校书录序》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隋志》著录两本,一为二十二卷,刘向录;一为二十一卷,高诱注。今传高诱注本,即为二十一卷,是为真本,古今皆无异词,亦即见采于《史记》者也。
上述四书之外,又有二种,不可不述,一曰《穆天子传》,一曰《山海经》。《穆传》见于汲冢书目,原为五篇。今本则为六卷,前五卷皆纪穆王西巡事,后一卷纪美人盛姬事。按《束皙传》所纪《杂书》十九篇中,有纪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之语,殆即此篇,而后人合之也。晋郭璞为之注,并传于今,其中言穆王西巡事,皆有月日可寻,并详纪所行里数。郭璞《序》谓其体与今“起居注”同,故隋唐各志以之列入起居注。近人丁谦更为之作考证,以西图案其地望,言甚博辨,可指数者甚多。此其一也。《山海经》著录于《汉志》,前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秀即刘歆之易名也。《史记》亦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是其书已为子长所见。《列子》亦称大禹见而行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或疑《列子》为伪书,不尽可据。然考书中所纪,人名有夏后启、周文王,地名有秦汉郡县,是则其书虽不必为周代之古籍,然必有一部为晚周秦汉人所附益。清代毕沅为作校注,郝懿行为作笺疏,皆力言《山经》实古地理书,且以《水经注》证其域內地名,亦十得五六。此其二也。《四库书目》以二书夸诞不经,列入小说,尚非得实,考古史者,不宜置之。至若赵煜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虽详吴、越二国事迹,而皆撰于汉代,非上述诸书之比,故亦不复具论焉。
夷考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为列国之史。杜预所称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亦诸侯修史之成法也。孔子修《春秋》,得见百二十国宝书 ,盖即墨子所见之百国春秋;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晋韩献子聘鲁,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乘》与《梼杌》,即春秋之异名,而鲁《春秋》,又孔子修《春秋》之所本也。《汲冢琐语》又云有《晋春秋》(见《史通 六家》),当即晋《乘》之别名。又如《竹书纪年》,本为魏国之史,魏上承晋,故叙晋事独详,一如鲁之有《春秋》,是即魏之《春秋》,而原于晋《乘》者也。是则周代盛时,列国之史,林林总总,不可胜记。左丘明得见列国之史,故据以撰《国语》,而《战国策》亦列国史之支与流裔也。迨至晚周,诸侯恶其害己,始去其籍,又厄于秦火,于是所存者仅矣。
两汉经师,具有家法,递相传授,其学有今文、古文之分,盖自孔子以后师弟间口耳相传,至汉初始以隶体书之于册者,谓之今文学。其古人原本尚在,所书悉为古籀著,即就本书肄习,或以汉隶通之者,谓之古文学。因今文古文之异体,解者缘以纷纷而各立门户,是谓之家法,而争端亦由此起矣。古人以六经皆为王官之典籍,未尝有经史之别。《尚书》、《春秋》皆为古史,伏生所口授之二十八篇,为《今文尚书》,前已论之。又如著录《汉志》之《古文经》四十六卷,即《古文尚书》也 。公羊、穀梁二氏之传《春秋》,皆书以今文,是为今文学;左氏所传古经十二篇,传三十卷,原本具在,是为古文学;是则《尚书》、《春秋》之有今古文学,亦即古史之有今古二派也。《汉书 艺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尚书》之出于壁中,亦犹《纪年》之出于汲冢,自秦人燔书,古籍之不绝如缕,正赖壁中及地下之藏,得保十一于千百,此考古史者,所宜郑重记之也。凡古史之流传至今者,不为口耳相传,即为保藏原本,然后世之载籍,繁于古代者千万倍,徒恃口耳相传,为不可能,于是又有资乎古籍之流传。清代禁毁之书,不可指数,而终有其一部,不因禁毁而失传者,则保藏之效也。古代简编,非甚繁重,师弟尤重传授,故历数百年,传十数世,而其书仍能不亡,非惟保藏,亦口耳相传之效矣。汲冢之发,所得古简独多,是为明证;可无述欤。 再进而言古代之史学,试以刘知幾所论证之。知幾论史,概以“六家”“二体”。所谓六家者: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汊书》家,是也。《尚书》所载,多为典、谟、诰、誓之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其体略如后世所集之两汉诏令、唐大诏令、宋大诏令及明清两代之圣训,亦犹《毛诗》一编,为后代总集之开端,不惟后代继其体者为难,亦不得谓为史体之正宗。《春秋》本鲁史而成,左氏缘经以作传,经为纲而传为目,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是二家者,以编年体而垂为百代之法者也。其后司马迁以纪传书表之体,创为《史记》;班固继作《汉书》,改书为志,断代为史;后有作者,遵而不易,于是纪传一体,遂树正史之规模。若夫《国语》、《国策》二书,以国为别,而无复年月可寻,后世之书,惟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路振《九国志》、吴任臣《十国春秋》,差可比拟,然亦乙部之支流,不得以大宗拟之矣。是以知幾综其前说,约为“二体”;“二体”者,纪传与编年是也。《春秋》、《左传》为一体,是为编年;《史记》、《汉书》为一体,是为纪传。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编年体之所长也;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赅,洪纤靡失,此纪传体之所长也;刘氏论之详矣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或为鲁史旧法,然垂为不刊之典,以传之于后世者,则孔子与左丘明也。章学诚有言,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文史通义》所由作也。愚谓古代史学,只有史法,而史法当与史意并重。所谓系日月以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即史法也;所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即史意也;史法即其文则史之文,史意即则丘窃取之义,曰法与意,曰文与义,皆为孔子之史学。是故推论吾国之史学,必萌芽于孔子。至博采列国之史,萃为一编,以羽翼孔子之作,以阐发孔子修《春秋》之旨趣,是为左丘明之史学,而公羊、穀梁二氏,专明一家之学者,不得与焉。吾于古代之史家,仅得二人,首推孔子,其次则左丘明也。
总上所论,古代之史家,应为孔子与左丘明,古代之史籍,应为《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国策》,而《周书》、《纪年》、《世本》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亦以附焉。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

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
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故继孔子、左丘明之后,而述司马迁及班固。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阳夏人也。汉武帝时,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职掌文史星历,故得紬金匱石室之书而作《史记》。晚年官尚书令,尊崇任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迁以书报之,论及《史记》,即《汉书》本传及《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是也。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也。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因其父彪之业以作《汉书》。后参大将军窦宪军事,及宪得罪,坐系死狱中,年六十一,时和帝永元四年也。迁之卒年无考,据王国维所撰《太史公行年纪》,迁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年六十。此二氏事迹之大略也。
古人修书莫不有其动机与背景。孔子之辑《尚书》与修《春秋》,史官失职,文献无征,其动机也。王官失守,散为百家,其背景也。司马迁之作《史记》,亦有其动机与背景焉。试一考之。
《史记 太史公自序》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歌论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
盖司马氏世为史官,封禅为古今旷见之大典,而身任史官者,不得与其役,实为毕生之憾事,故司马谈至于发愤而卒。迁禀承其父之遗言,而作《史记》,其以《封禅书》列于八书之一,即以示禀承先志之意。其动机一也。
《汉书 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云(亦见《文选》四十一):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其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自记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已就极刑,而无慍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迁因保李陵不降敌,而受腐刑,本为奇耻大辱,特以著书未就,故甘受刑而不悔,以自况于古人之发愤。其动机二也。
《太史公自序》又云: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部薛彭城,过梁楚。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则迁之足迹,实由今之晋豫,而南游江浙,转至湘鄂,北还齐鲁,徘徊鲁苏二省之交界,又经武汉而归长安,再南适川滇,再北返,中国之内地,多经涉历。故苏辙谓,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此又《史记》一书之所由成。其动机三也。
若夫作《史记》所有之背景,司马迁亦略言之。其《自序》云: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据此可知汉兴九十余年间,遗文间出,而毕集于司马氏父子之所掌,则是朝廷右文之效,而又为作《史记》之背景矣。
迁之作《史记》,尝比于孔子之作《春秋》。其述先人之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于何敢让焉 ”然又不敢自居以示谦,故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比之于《春秋》,谬矣。” 然如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拾遗补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其自命如是之高,谓其不比于孔子之作《春秋》,不可得也。
夷考其时,正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之日也。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典籍之厄于晚周者也。太史公曰:“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此史籍之厄于秦火者也。《史记》一书,本杂采群书而成,于《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而外,又有《五帝德》、《帝系姓》,亦称《五帝系牒》 ,有《春秋历谱牒》 ,亦称《牒记》 ,有《秦记》 ,于楚汉之间事,则采陆贾《楚汉春秋》 。以上或见本书,或为班固所述。是则迁之修史,亦致憾于文献之不足征,不及其身而纂述之。则后人益难为力。此又为其背景之一矣。
《后汉书 班彪传》载彪所撰《略论》云: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以多阅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其子固本之,以作《汉书 司马迁传赞云: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又《汉书 扬雄传》录雄《自序》云: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
比观三文,皆于《史记》致不满之辞。然长短互见,贤者不免,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彪本续《史记》而为后传,而固又因《史记》之体例而别撰《汉书》,皆承子长之衣钵,有因而无革者也。
桓谭《新论》谓迁著此书,示东方朔,朔署之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书也;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皆其外孙杨恽所加,王国维是之(见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汉志》列《太史公》百三十篇于《春秋》之后,又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汉书》叙传、扬雄传,《后汉书》窦融、范升、陈元诸传,皆以“太史公”称之,是则《太史公》为《史记》之本名,无疑也。又称曰《太史公书》,初见于本书《自序》,又见《汉书 宣元六王传》、《后汉书》班彪、杨终等传,亦称曰《太史公记》,见《汉书 杨恽传》。曰书,曰记,皆于太史公之下,附缀一字,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班彪传》又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然出于载笔之辞,与彪之自称曰《太史公书》者异趣。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非《东观》旧文,是也。“史记”之称,屡见《史记》本书,悉指旧史而言,故迁未尝以此二字,自名其书。《三国 魏志 王肃传》:明帝称迁著《史记》;苟悦《汉纪》十四则云:“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发愤而作《史记》,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太史公记》。”按悦为后汉末人,在王肃之前,时已有“史记”之称;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于《天文志》中,亦一言之;《隋志》据以著录,而“史记”遂为《太史公记》之简称。钱氏谓“史记”之称,出于魏晋以后,语固不诬 。《史通》(六家)乃谓因鲁史记旧文,目之曰史记,不知此实后起之义。盖“史记”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初不限于鲁史,《汉书 五行志》屡引“史记”即泛指诸国史而言,《颜注》谓凡称“史记”者皆为迁书,殊误,知幾本之,乃有此说。
《汉书 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亦见《艺文志》)注引张晏曰:“迁殁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之意也。”是则所缺十篇,釐然可指。然据王鸣盛之所考,惟《武纪》全亡,褚先生取《封禅书》补之;《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二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 ;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为迁所不及见,补之殊为多事 。据此则《史记》之所亡佚亦仅矣。
迁殁之后,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于外 。至元成间,而褚少孙补之。少孙者,颍川人,梁相大弟之孙,宣帝时寓居沛,受诗于王式,为博士,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名见《汉书 儒林传》(王式)。今《史记》中称“褚先生曰”者,皆少孙所补也 。少孙所补殊浅陋,不为世所重。迁之本书,自谓迄于太初,其后阙而不录,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褚少孙之外,有刘向、向子歆、扬雄、冯商、阳城衡、史岑、梁审、肄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俱有撰述” 。至光武建武中,班彪乃采前史遗事,傍贯旧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寻其自撰之略论,谓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则又因时无累世相及之诸侯,而变通其体例焉(见本传)。
至彪之子固,遂本其父作,而撰《汉书》。《后书》本传叙其事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几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章帝建初元年为公元七六年)乃成 。
班固因其父作,而修《汉书》,亦为父子世业。其与太史公父子异者,一则世为史官,一则以郎官令史典校秘书,而非史官 。是其修史虽同,而非皇古以来史官世守之旧法矣。
固之自赞其书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曰;“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以视司马迁之自称者,可谓后先映照。然晋人傅玄评其书云:“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范晔《后汉书 班固传 论》则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宋书》本传,载晔《与甥书》,亦云: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
是其为抑扬高下之辞,亦一如班氏父子之于子长也。刘知幾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其《史通 六家篇》云: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盖创始者难免疏略,继起者易于该密,《汉书》之优于《史记》,其势然也。自来为《史》、《汉》优劣之论者,烦不胜理,如晋张辅,以《史记》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汉书》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为两书高下之判。不悟《史记》记春秋以前数千年事,限于文献不足,多所阙略,且仅居全书十之二三;叙汉初迄太初事,为时不及百年,乃居全书之过半;持此一段,以与《汉书》较,亦未见孰为多少。张氏所说,乃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之论也。其后郑樵则盛讥班固,而推崇司马迁。其言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通志序)。盖樵之修《通志》,实取法于《史记》,会通古今史事为一书,章学诚推为百世宗师者,宜其不满于班氏之断代史也。
班固之作《汉书》,其体一依于《史记》,本如云礽之与祖父,强区为二,理有难言。然语其原,虽为一体,而究其流,则有二致,即《史记》为通史之开山,而《汉书》为断代之初祖是已。范、陈而后诸正史,以断代为主者,皆仰汲班氏之流;杜佑之修《通典》,司马光之修《通鉴》,郑樵之修《通志》,穿贯古今以为一书,又闻司马氏之风而兴起者也。
《史通 正史篇》亦云:
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
袁宏《后汉纪》十九云:
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
《后汉书 列女 曹世叔妻班昭传》云:
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后书》不言马续所续是何篇目,惟司马彪《续汉书 天文志》,谓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是则马续所述者,仅天文一志,有明文可考,然《史通》谓八表、天文志等,多是马续所作,则又因“续继昭成之”一语,推而得之也。愚谓固所撰之八表及天文志,非不略具规模,故曰未及竟而卒;班昭踵成之,亦未能毕功,故又有待于马续之继作;至天文一志,则多出自续手,此又因续书所记,推而得之也 。盖《汉书》未成之一部,有待后人之补辑,亦犹《史记》十篇之有录无书。然褚少孙之补《史记》,实有狗尾续貂之诮,不若班昭所续之后先媲美,如出一手,此又为才力所限,无可如何者矣。
汉献帝颇好典籍,常以《汉书》文繁难省,乃命秘书监侍中苟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而悦亦自云:
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为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叙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
又云:
谨约撰旧书,通为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存约省,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汉纪》一)。
悦撰是书之体,壹仿《左传》,故《史通》以其书列入《左传》家,称为编年体。又谓,荀氏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之。有踰本书,后来作者,不出班苟二体,故晋史有王、虞,而附以干《<纪>[记]》,《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盖其后自后汉以至南北朝,如张墦、袁宏、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其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上略本《史通 六家 二体》)。盖编年体本为古史记载之成法,《春秋》一书,即其明证。惟自丘明作传,广采列国之史,羽翼《春秋》,事具首尾,言成经纬,条理始密,然犹为释经而作。迨于苟悦,始取《汉书》各传及志表之文,按其年月前后,散入本纪各年之下,以成一代之典 ,与《左传》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后汉纪》,可与是书伯仲。而宋代司马光之撰《通鉴》,则启五季以往,穿贯一千六百余年之事,实包举苟、袁二氏之书,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编年体之大成。此又仰食苟悦之赐,而可以一览得之者。
《汉纪》之作,悉撮取班书入录,此外采录绝少,故顾炎武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 ,是诚然矣。然据宋李焘所跋及《四库提要》所考,曾举详于班书者数事,盖别有所本,是则其书与班书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谓荀书之可贵者,不在内蕴,而在义例。义例维何 即悦所自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两例为最要。所谓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传》所举之五十凡,《史通》所论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谓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谓通古今之变,亦章学诚所宗尚之通史。说亦自言,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杜佑、司马光、郑樵诸氏之作,悉自“通而叙之”一语引申得之。吾国谈史法者,始于刘知幾,谈史意者,始于章学诚,抑知荀氏于千余年前,已深明其会通之旨,而于《汉纪》一书著其法式,其有功于史学为何如。纪事本末一体,创于袁枢,其书皆钞撮《通鉴》而成,非有旁搜博综之功,然而后贤盛称之者,亦以其能别创义例,为来学示之准的耳。《汉纪》之足称,亦以是而已。
《汉书 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 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和熹邓皇后纪》及《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语云,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是记又作纪,著又作注。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二卷三号)。则是《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或谓《汉书本纪注》臣瓒所说《汉帝年纪》,悉出《汉大年纪》,或又谓其体似《大事记》,其详不可矣。要之,《汉著记》、《汉大年纪》二书,皆在《汉书》以前,且为汉史之一种,故不惮烦而附述之。
章学诚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文史通义 书教上》)所谓记注,即旧日所称之掌故,亦今日所称之史料;所谓撰述,即旧日所称纪传、编年二体之史,亦今日所称之史书。三代盛时,有史官世掌典籍,记言记事,职有专司,所谓掌故史料之书,皆为史官之所典掌,故约曰注有成法。而于是时,盖无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马迁之作《史记》,整齐千百年事,以垂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无定名。质言之,即有史料而无史书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观书周室,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即将旧存之记注,为史官所掌者,始终条理,撰成一书。司马迁亦以《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及当代郡国所上之计书为史料,而作《史记》。后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无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职,典守之籍,逐渐散亡,迨汉之中叶,司马氏父子殁后,所有记言记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职兼领,而史官之制,遂与古不侔矣,故曰记注无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谓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无撰述,如所谓《虞书》、《夏书》、《周书》、鲁之《春秋》,未经孔子删定者,皆记注也。后世史家,则重撰述而轻记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编年纪传之史,皆撰述也。记注为史官世守之业,撰述开私家修史之风,史官世守之业,极于司马迁,而隋唐以后官修诸史,犹有告朔饩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或谓司马氏父子世为太史令,职典记事,乃作《史记》,班固官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汉书》,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寻《太史公自序》所记,盖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又自比于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王肃谓孝武览孝景及己本纪大怒,削而投之,于是两纪有录无书;卫宏曰,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人或证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纪,俱为后人所补,宏言未必无据;至固本因其父业,私作国史,为人所讦发,明帝奇其书,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证。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当此之时,记注固无成法,撰述已有定名,于古虽有未合,于今亦未为失也。
吾国古史之体多为编年,如《春秋》及《竹书纪年》皆是。司马迁始改为纪传体,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创而非因也。或谓《史记 大宛传》尝两引“禹本纪”,而《伯夷传》亦有其“传曰”之语,是为本纪、列传二体所本。又或谓《世本》有世家、有传、有谱、有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迁亦自言采及《春秋历谱牒》,为世家、书、表各体之所本。梁启超亦论之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世家、列传既宗杂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过去之史学界》)。是则《史记》之各体虽有所因,非由自创,而迁能整齐条理,上结前代史官之局,下开私家作史之风,其功侔于左氏,而几于孔子争烈矣。班固因《史记》之体以成后来史家所本,几为一成不易之规。固又别为平林新市公孙述作“载记”,为《晋书》“载记”所本,是亦世家一体之易名也。吾谓汉人称古代之典籍曰经,古史如《尚书》、《春秋》亦有经名,《汉志》著录之《尚书古文经》、《春秋古经》是也。释经之作或曰传,或曰记,左氏、公羊、穀梁三氏之书,皆为释《春秋》而作,故以传称之。而《周官经》及《礼经》亦别有传,《汉志》有《周官传》四篇,《仪礼 丧服》内有“传曰”之文,《丧服》正文即礼经,而“传曰”以下之文,即《礼经》之传也。传又称记,故古《礼经》之外又有记,而不必为今本之《礼记》,是则记与传皆为释经而作也。《史记》之有本纪(《汉书叙传》称为春秋考纪),以编年为体,义同于《春秋经》,本纪之外而别作列传,义同于《左氏传》,凡本纪不能详者,皆具于列传,即列传为释本纪而作也。然本纪之义同于记事,故记事亦称纪事,记为释经而作,义正同传,而迁何以称古史为“史记”,自作之史何以又称本纪,盖纪帝王之事,有“禹本纪”为例,而又不能僭称经,故用本纪之名以拟经,此可意度而知之者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古人尝称史诵书(《左》襄十四年),而《汉书》亦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故班氏以下称史曰书,而《史记》亦称详故事典制者曰八书。然古人概称记事之书曰志,义正同书,是班氏之易书为志,亦有未安,不如易志称记,取以相配,亦理之宜也。或易纪人之传为录,而称纪一事之本末者为传,以免记与本纪相溷,亦属允当。总之无论其名为何,皆取以释经之义,纪传一体创自司马氏,而班氏承之,后世奉为圭臬,异乎此者,则谓之杂史,此即二氏所建立之史法也。
若夫马、班二氏之史学,亦有可得而言者。《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汉书》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
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学也。左丘明之赞《春秋》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然其所举,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五事。马班二氏作史之旨,不期而与孔子暗合,此即章学诚所谓史意也。刘知幾作《史通》以明史法,又备言史例之要。曾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 序例》),所谓史例,即史法也。《春秋》之例,具于“五十凡”,而左氏明之。《史记》、《汉书》未明言有例,然《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例即寓于自序、叙传之中。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所谓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皆属言之有物,非好为大言者比,谓之史法也可。谓之史例也亦可。且即本书而细求之,亦非无例可寻,惜后人无仿杜预成式为《史记》、《汉书》作释例者,遂致古良史之美意,湮没而不彰,可慨也夫。是则史意也,史法也,史例也,皆二氏史学之可考见者也。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
自马、班二氏出,已大畅私家修史之风,迨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而私家修史尤盛,大别言之,可分五类:其一为后汉史、其二为三国史,其三为晋史、其四为十六国史、其五为南北朝史。凡此五类之史,初皆由多家纂集,最后勒定一编。然其源虽同,其流则异,如刘宋以前,后汉史有九家,自范晔《后汉书》成,而九家之书皆废。又如唐以前晋史有十八家,唐太宗官修之《晋书》成,而十八家之书皆废,陈寿《三国志》未成之前,三国之史,各有作者,不只一家,自陈书行,而诸家之书,日就湮废,正与汉晋二史同符,此之谓源亡流存,一例也。晋代之十六国,亦各有史,流传颇盛。后魏崔鸿本之,以作《十六国春秋》,诸国之史,既渐以湮废,而自宋以来,鸿之本书,亦不见著录,此之谓源流俱绝,二例也。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书,北朝亦有魏、齐、周、隋。四书,李延寿因之以撰《南史》、《北史》,今则八书俱存,与南北史并列于正史,此之谓源流俱存,三例也。依此三例,衍而述之,大略具矣。
后汉史作者甚多,兹据《隋书》、《旧唐书》两《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考得要略,列表明之:
书名
卷 数
著者
存亡
附 考

《东观汉记》
《隋》一百四十三《唐》一百二十七
汉 刘珍等

今有清代辑本二十四卷。

《后汉书》
《隋》一百三十《唐》一百三十三
吴谢承

有辑本。

《后汉记》
《隋》原百卷、存六十五《唐》一百
晋 薛莹

莹本吴人,后入晋,所作亦称《后汉书》,有辑本。

《续汉书》
《隋》八十三《唐》同
晋 司马彪
志三十卷未亡,附范晔之书以行,纪传亡,别有辑本。

《后汉书》
《唐》五十八
刘义庆

疑即撰《世说新语》之刘孝标,而两唐系于华峤之前,似为晋人,存疑待考。

《汉后书》
《隋》原九十七 存十七
《唐》三十一
晋 华峤
亡 有辑本,原作《后汉书》,据《晋书 华表传》及《史通 正史》本作《汉后书》。

《后汉书》
《隋》原一百二十二
存八十五《唐》一百又二
晋 谢沈

有辑本。

《后汉南记》
《隋》原五十五 存四十五《唐》五十八
晋张莹

两《唐书》仅称《汉南记》。

《后汉书》
《隋志》原一百 存九十五《唐志》一百又二
晋 袁山松

有辑本。

《后汉书》
《隋志》九十七《唐志》九十二《宋志》九十
宋范晔


《后汉书》
《隋志》一百
梁萧子显


以上为纪传体。

《后汉纪》
三十
晋 袁宏


《后汉纪》
三十
晋张璠


以上为编年体。

右可考者,凡十三种,而见存之本,仅范氏之《后汉书》,袁氏之《后汉纪》,二种而已。其他则多有辑本,清姚之駰《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中凡辑《东观汉记》八卷,谢承书四卷,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书各一卷,司马彪书四卷,章宗源、黄奭、黄恩纶各有辑本,而汪文台更汇而成七家后汉书,此其可考之大略也。
汉明帝尝诏班固同陈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纪》,又撰《功臣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此即唐代以后官修诸史之滥觞。其后乃诏刘珍、李尤修《东观汉记》,东观者,为章和以后聚藏图籍之所,为修史者所取资 ,范书称,延笃与朱穆、边韶,著作东观是也。《东观汉记》之作,珍、尤而外,有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初未有名,后乃称《汉记》,其题为《东观汉记》,则自《隋志》始。范书未出之前,世人宝重其书,在诸家《后汉书》之上,魏晋南北朝之学者,尝称“六经三史”,“三史”者,《史记》,《汉书》及此书是也 。此亦为官修史籍之一,故撰述不出一手,历时甚久,而终未成书。衡以章学诚之所论,此书盖属于撰述,体例一依《史记》、《汉书》,大异古史官记注之成法,是为吾国史学界一大变革,而有一往难返之势者也。自时厥后,迄于范氏,私家之作,缘以大盛,有若二谢、薛、张、马、华、刘、袁八家之作,具如上表所载者,皆为三国两晋时之名著,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往者刘勰搉论及此,其言曰:“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文心雕龙 史传篇》)刘知幾亦独举司马彪、华峤两家,置他家而不数,且云推其所长,华氏居最,其心折可谓至矣。近人或推谢承,以为后汉诸史第一 ,然仅由逸文窥其压略,遽加论定未必衷于情实,仍当以二刘所论为当。八家之书,合以《东观记》,是为九家后汉书,皆承用《史记》之纪传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其中未成之作,实居半数,故有待于范晔之订定,范书既行,而诸家之史皆废,夫岂不以是欤。在范氏之前者,又有袁宏、张璠两家,皆著《后汉纪》,为编年体,为范氏所取资,今则袁《纪》独存。又梁萧子显亦撰纪传体之《后汉书》,时在范氏之后,书亡于隋前,故不晓其与范书孰为优劣;今并具列
于表。
《宋书 范晔传》,载晔左迁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又载晔狱中《与甥侄书》,以自序云:
(上略)本未关史书,政恒览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下略) 。
今本《后汉书》,无晔《自序》,其撰述之旨趣,可由此书窥之。范氏撰《班固传论》,盛持其短,又用华峤之辞,谓固不能以智免极刑,身陷大戮,然晔亦与于彭城王义康之祸,其结局视固为酷,亦所谓目能察毫毛,而不自见其睫者也。观此书辞,露才扬己,毋乃太甚,何异自衒求售。然曹丕有言:“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 论文篇》)衡以此文,盖与丕有同慨,其曰世人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岂得已乎 且良工心苦,读书者未必尽喻,故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皆自道其甘苦也。《文选》所录范氏之作,《凡论》一首,《赞》一首,皆为杰作,其他杰作尚多,咸可诵览。如以批评文学之态度,持论班范两书,一则极博赡渊雅之能事,一切有名奇情壮采之可味,诚未知其孰为后先,而执笔为纪事文者,倘由范书入手,又能别具心裁,自出手眼,造文为史家之工具,研史之士,不能薄而不为,班书而外,范氏其首选也。
陈振孙《书录解题》,谓范氏删取《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之书,以为一家之作,是诚然矣。其所采取之迹,今犹有可考者:范氏撰史,多采华峤,峤书易“外戚”为“后纪”,范亦仍之,而肃宗“纪论”、二十八将“传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其文中之一部,章怀并注为峤之辞;王允“传论”,章怀漏注,以《魏志董卓传注》参校,知亦峤辞 ;又以《东观记》为本书,复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 ,以成一代大典。第近人王先谦则谓,范书因于华氏之六事,大都寥寥数句,不关纪传正史,实因峤辞未善,而加以改正,不得因此,遂谓其悉本华书(《后汉书集解述略》),其说是也。不惟于华书如是,其于《东观记》亦然。
《史通》称晔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以罪被收,其“十志”未成而死(《史通 正史》)。《隋志》著录其书,作九十七卷,两《唐志》皆作九十二卷,唯《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其不同者,或以中有子卷多出,今本非有阙佚也 。范氏《自序》云: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故其目中有十志,以拟《汉书》。或谓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 。其事之有无不可知,藉令垂成而毁,诚可惜也。梁人刘昭曾为范书作注,凡得一百八十卷 ,昭以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并作为注,得三十卷,以补其阙,其“序略”所谓借旧“志”以补之,是也。范书与《续志》合刊,始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孙奭所请,其奏中仅言刘昭注补《后汉志》,又云,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似未知其出于《续书》者。至陈振孙《书录解题》,乃明言《后汉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且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者,文与今“志”同,其为彪书无疑,至此疑案始决。而两书经此合刊,《续志》亦不复能别白,不细考者,不以为范书,必以为刘昭所补矣。
范氏既讥班固任情无例,又自称有纪传例,是则其书必有凡例,特以身罹极刑,随之俱散,乃不可考。然刘知幾之论,则曰:“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王鸣盛亦谓:“范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十七史商榷》六十一)是又能鉴马、班二家之失,而匡正之。是则其书一如《史记》之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汉书》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诚不愧一代良史之才,而其史学之梗概,亦可于此窥见焉。
袁宏《后汉纪》作于东晋康帝之世,在范晔之前,其《自序》云:
子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掇会汉纪: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即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
袁宏所采之汉纪即《东观记》,马、华、二谢之四书外,他所徵引,多著录于《隋志》。宏著是书之动机,由于病诸家《后汉书》之烦秽杂乱,而改效编年体之汉纪。其论班、荀二家之书则曰:“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是则以繁而难理,与简而易寻,为两书之轩轾。盖其本书既依仿荀氏而作,明其渊源所自,不能不左班而右荀,不自知其失于议论之公。然而袁氏之作,视上举诸家之书,为便于循览矣。
据王鸣盛所考,宏书所采虽博,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是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 ,而袁、范两书之价值,亦可想见。《四库提要》谓,荀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
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又难于悦,斯论诚然,此《史通》所以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也 。
其次则三国史,就可考者表列于左:
书名
卷 数
著者
存亡
附考

《魏书》
四十八(《隋志》下同)
晋 (魏)王沈

纪传体。

《魏氏春秋》
二十
晋 孙盛

编年体。

《魏纪》
十二
晋 阴澹

《唐志》作魏澹。编年体。

《后魏春秋》

晋 孔衍

一作《汉魏春秋》。编年体。

《魏尚书》

同上

《唐志》作《后魏尚书》。

《魏略》

五十
魏 鱼豢
未全亡
《隋志》作《典略》八十九卷,此实为《魏略》、《典略》之合本,应作《魏略》五十卷,《典略》三十九卷,有辑本。

《魏国统》
十(《隋志》)
晋 梁祚

《唐志》作《魏书 国纪》,误。

以上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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