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皇帝
方田
崇宁三年七月辛卯，宰臣蔡京札子言：『臣等窃以赋调之不平久矣。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贪于有余，原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1]，薄移税以速售，故富有跨州轶县，所管者莫非膏腴，而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调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宁初，神宗皇帝灼见此弊，遂诏有司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盖以土色肥饶别田之美恶，定赋之多寡，方为之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买卖，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邦财自此丰，民赋自此省，其为法岂小补哉?五路州县有经方田者，至今公私以为利。遭元祐纷更，美意良法未遍于天下。今其文籍见在，可举而行。今检会《熙宁方田敕》，推广神考法意，删去重复冲改，取其应行者为方田法，计九册，以《崇宁方田敕令格式》为名，谨具进呈。如允所奏，乞付三省颁降施行。』从之。诏曰：『方田之法，均输之本，举而行之，或有谓之利，或有谓之害者，何也?盖系官之能否，吏之贪廉。若验肥瘠，必当定租赋有差，无搔扰之劳，蒙均平之惠，则岂不谓之利欤?若验肥瘠或未抚寔，定租赋或有增损，倦追呼之烦，有失当之扰，官不能振职，吏或缘为奸，里正乡胥因敢挟取，则岂不谓之害欤?如委官管勾，切在遴选廉勤公正、材敏清严、善驭吏者为之，庶几人被寔惠。』
蔡京申请及二诏，诏旨误载于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今移初诏入此，后诏见大观元年二月己卯。
八月己酉，尚书省言：『方田法虽已颁降，缘其系熙宁建立，至为精密。窃虑州县未遽通晓，又四方田亩山川不同，须讲论详熟，然后行之，不致违戾。』诏令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差能干官，不拘资序、员数，看详《方田敕令格式》，务令详熟，即告谕州县官吏，随所在土俗令讲论，候满一年，已通晓，仍候本州丰熟，即依措置施行。自京西、河北每岁先行，两路内已经方田，如元祐曾更改，并依熙宁、元丰法。』
九月丁酉，奉议郎、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言：『窃见朝廷推行方田均税之法，天下莫不欣然。伏睹熙宁、元丰之政，俾州县利赋，无轻重不均之弊，而又以本县丰熟日推行，此诚甚盛之举也。然臣顷闻州县官吏有苟简怀异之人，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以避推行，或有好进之徒，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务要邀求恩赏，殊不知体朝廷良法美意，本以便民为务也。臣愚欲乞诏有司下逐路提举常平司常切觉察，如有州县敢有苟简、避免或妄觊恩赏，致推行违戾者，乞朝廷重行黜责，庶几法令之行与时适当，而下民均被德泽。』从之。
十月丁己，户部言：『滑州韦城县民鲁宝等称，自嘉祐二年立法，委官方田均税，至元丰八年以前，约日量及数百县，是为损有余而补不足。访闻京西、河北两路见行方田，本县税极不均，幸今丰熟，元闻伤[2]，乞早赐差官。』诏依所乞。
四年七月丁已，诏：『方田路分，令提举司体量税赋最不均县分，每岁逐州先方一县。如五县以上，先方二县。灾伤县权罢。』
九月丙午，诏诸路方田更不专差官点检，令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的委官。
大观元年二月己卯，御笔手诏：『农为政本。今天下承平日久，而赋役未均，富者租轻，贫者税重，殆兼并游手，豪夺恣渔故欤?乃者神考命方田，制地力土宜，而均节之，以作民职，以令地贡，其法详尽。累年于兹，未克底绩，其可怠志?可候岁丰农隙，选择能吏，推原法意。自近及远，始于一州，以及一路，布之四方，使民无偏重之患，以称朕意。』
三年六月王午，臣僚上言：『伏以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也。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盖所以均之，非所以增之也。访闻京西南路将方田十等并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轻重，地有肥瘠，田有等差，则赋有重轻，岂可一概比附而增之也?况诏书方田之意，止欲均其税赋。今乃于额外增添，多至数倍，至今民间词诉不绝，渐至逃移，非经久之策。所有今有张徽言建议，乞不施行。』诏依，仍以徽言送吏部与合入差遣。
四年二月癸巳，诏：『方田之法，均赋惠民。访闻近岁以来，有司推行怠惰，监司督察不严，贿赂公行，高下失实。下户受弊，有害官法。可严敕所部，仍仰监司觉察。如违，当行严断！』
五月己酉，诏：『去岁诸路灾伤，今春雨旸时若，农务方兴，所有方田，可遵用熙宁故事并权罢，候丰熟日别奏取旨。其已方量了毕，止是官司攒造文字去处，许依条限了当。』
七月辛丑，臣寮上言：『乞方田不拘已毕未毕，并权住罢。』诏：『应方田虽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肥瘠不均。见有词诉在官司者，自系未毕，合依已降朝旨权罢。其税赋依未方已前，各依旧送纳。』
十一月丁卯，勘会：『朝廷方田之法，本均税赋，使无偏轻偏重之弊，盖所以恤民，非所以厉民也。访闻天下方田官吏，多不体朝廷之意，搔扰良民，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税赋，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百缗，下户亦不下数十缗。民户因此废业失所，饥莩者有之。仰所属监司推原均田之意改正施行，悉如旧令。』
政和二年三月丙戊。『自去年至今，外路百姓不辍经尚书省陈乞，依昨来已方过田输纳税赋，有以见方田之法，百姓安便。可先将未降大观四年五月十一日指挥已前已经方田了处，并依已方施行。其未经方处，依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御笔手诏施行。』
诏旨四月五日载臣寮上言，检会三月二十九日圣旨，今掇取附见，更须考详。诏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京西北路提单常平司奏：『准敕节文，奉诏，应方田已经方量未毕去处，令先次结绝，其余州县，并别听指挥。本司契勘本路大观三年方田县分，內一十县并各方量周遍。除西京偃师、陈州西华、蔡州新蔡、汝州郏城、滑州胙城五县各造帐均税了，合依已方施行外，有西京伊阳、汝州襄城、河阳王屋、郑州原武、新郑等五县，虽有方量，缘均税未了，及西京等六州府河南等十八县系未经方处，与大观元年事体颇同，未审合与不合依大观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此朝旨未见），将已造方田帐分先次结绝?其造帐未齐去处，候农隙造讫均税。所有未经方量去处，亦未审合与不合依大观元年闰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亦未见），候将来年分，别听指挥施行?缘未有明文遵守，合取自朝廷指挥。』诏并依此。称敕节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圣旨，疑有脱文，或此是节文。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复行方田，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无罢方田指挥，罢方田在五月十一日。诏旨称五月十五日，恐误，今改作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月四日，已方处并只纳旧税。
八月壬寅，诏：『京西、河北路监司，应已方田，并选官前去体量有无违法、不均、不实，出税有无偏轻。如不曾方量处，即且令依旧出税，别选他州县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即不得差本州县寄居待阙等官。所委官，仰先习熟法内行遣，次节选差非本州县吏人前去，尽公施行。如违，以违制论。即因而受财乞取，以自盗论。赃轻吏人、公人，并配二千里。』
九月辛酉，诏：『应方田路分，见有人户论诉不均者，并依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降指挥施行。其有人户论诉，合重方。并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税甲头合干人等，并差非本州县人前去尽公施行。如违，并以违制论。即因而受财乞取，以自盗论。赃轻吏人、公人，并配二千里。仍先次施行。』
十二月丁丑，御笔：『方田之法，本以均税。有司奉行违戾，货赂公行，豪右形势之家类蠲赋役，而移于下户，时困弊民力，致使流徙，常赋所入，因此坐亏岁额至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国之意。已降指挥权罢方量，自降指挥以前，应有诉讼不均去处，本县赋役，一切且依未方以前旧数；因方量不均流移人户，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诱归业。见荒闲田土，疾速依条召人请佃。』
宣和二年六月乙酉，诏罢诸路方田。先是，中牟县民诉方田不均几四百户，指挥教官莫拟冒赏，并方量官、提举司送转运司体究，故有是诏。
马政
崇宁元年四月甲寅，有司言：『勘会见今请射牧地养马之数，共计养马一千七百九十七户，请射过牧地三千七顷三十一三田半，所养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东路二百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东西路一十四匹，河东路九匹，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路并无之。』
大观元年三月乙卯，尚书省检会：『元丰中，先帝追复先王隐兵于农之意，诏人户养马。法未及广，遭元祐改革，置监放牧，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合沙苑监最号马多[3]，本监牧地九十余顷，草料、军兵、监官衣粮俸给，以陕西今日物价，约计用钱四十余万贯，而灌啖蜜药、棚井、槽屋、皮裘之费，又一万余贯，而所养只及六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抛死三千九百余匹，而马不调习，不可乘骑。以九千顷之地、四十万之费养六千余匹，而不适于用，及抛死之数如此，其利害灼然可见。见以九千顷地，以三分为率，除一分瘠薄外，良田不下六千顷。以今陕西土田中价计之，每顷可直五百余贯，若召人请地，二顷养马一匹，则十口之家，得五百贯地利，马得所养，不至抛失，人必乐趋，公私俱获其利，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欲令永兴军路提刑司并通判同州、朝奉郎张彦专一同共相度措置闻奏，候见实利，其六路新边荒田，候拘括到，六路亦依此施行。』从之。
此据平江府录到蔡京家残书，阙其首尾。今考案增入，因附春未。更详之。
二年四月辛巳，御笔：『追述先王寓马于农之意，募人给地免租牧马。行之期年，熙河类见就绪。凡县、镇、寨、关、堡官衙内，并带兼管勾给地牧马事，佐官同管勾，庶使人人各知任责。』
五月庚戌，御笔：『给地养马之法虽已推行，而地之顷亩尚多，访闻多是土豪侵冒，百不得一。今遣官括地，限一日起发，亲谊地所。如违及不实、不尽，杖一百；故隐落，以违制论。』
三年八月丁亥，诏：『马政近经分拨，所降指挥不相照应。今后应缘马事，可依崇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并隶枢密院。』
政和二年十二月癸丑，始诏诸路给地牧马。又诏：『诸路马食，储积亦艰，沿边土旷，乘春发生，青草茂盛，应诸城寨，若使军马分番出牧，就野饱青，晚持草归，以充夜秣，每名量支草价，以省官刍。诏闻河东路见今施行，可令陕西诸路相度措置闻奏。』
三年七月壬辰，提举京西路给地牧马王愈言：『乞依提举陕西路给地牧马奏请已得指挥，应县、镇、城、寨，每给地牧马及三百户，管勾官与减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给地牧马一千户，检点官与减磨勘二年，岁终，仍委提举官取给地牧马最多处保明闻奏，乞自朝廷旌赏。臣到本路，窃见每州管牧地动辄数千顷，一县或一二千顷者，若县给地牧马三百户，州、通及一千户便行推赏，则州县惟及赏格而止。今相度每县及六百户、州及二千户减三年磨勘，如此，亦足以劝矣。』从之。余路依此。
七年五月癸丑，臣僚言：『神宗稽法成周，寓马于农。陛下聿追圣谟，给地增牧。法成令具，吏虔民乐。诸路告功，实武备无穷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备选用。』从之。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御笔：『给地牧马，议者本以蕃息国马为言。今诸路倒失，率以千计。自行法至今，即无中到出驹匹数，岁縻激赏既以浩瀚[4]，马户辄蠲租税科差，政赋役日益不均，因缘骚扰，为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已后给地牧马条法，可更不施行。民户见养官马，令枢密院相度拘收，支填见今阙马禁军。仍令逐路守臣、兵官专一钤束，如法喂养。应租佃牧马及置监去处，并如旧制。内牧地先问旧佃人，如不愿佃，即令见佃人依旧法租佃；又不愿，即依条别召人承佃。应合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措置以闻。』
诏旨。蔡絛《马政篇》：国朝马政，始有监牧。熙宁末，臣僚乃议废之，于是诏尽废，独留沙苑一监，其牧田听民租佃。及后数用兵，马少。元丰末，有保马者，自官户强配出马，故大扰，元祐乃罢之。其后马改益不修。崇、观间，有给地牧马于陕右，未久复止。政和二年，降诏力行之，先于畿东西、河朔，以旧牧马地募人给养，然后依次推行诸路。其制以系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顷至三四顷，度高下肥硗，募贫民受田，仍除其一顷税，令牧马一匹，牝则三岁限一驹。牧马五年，则诣官再易马牧。其后尽括泽、潞、畿西、山东、河朔等处田，因陕右布蕃羌名马以分给之。其始颇扰，人以为言。鲁公力白于上：『岂不知扰?顾听臣行之既久，百姓始忻悦。』盖田一顷，赡一马有佘。顷亩力耕，皆为良田，则家用饶足，然官未尝有刍秣、吏卒之费也。政和后，牧马至八万余匹，其后益盛，至九万未已。宣和初，群小用事，始用马，以秋冬岁一呈提刑司。小民动有劳费，因杀其令，分远近，二三岁一呈，则又曰：『郡县官皆择取良马窃乘之。』上尤切齿，数以为言。鲁公执曰：『马不使之习知衔辔，顾安用哉?人为之防足矣。』不听。二年，鲁公罢，群小争言给地为非，于是诏牧马尽给赐童贯，及遣之陕右，使补诸军之阙马者，凡九万余匹。既不知恤，道毙者十八九。其实群阉与一二幸臣利其田尔，遂尽牧民田，以赐诸苑圃及道观，若后苑作书艺局、艮岳、撷芳园、上清宝籙宫、龙德、太乙宫、佑神观，皆给千顷或八百顷，他苑囿、宫观亦不下三五百顷。始时多荒瘠地，贫民力耕既久，皆为上腴，一旦失业，远近咸苦之。然祖宗监牧又久废罢，其后北事兴，郭药师在燕山须马，而国家无监牧与给地牧马，且废久，乃又尽括河南诸军马及诸处系官马，以纲发去，听其拣择取之，于是中国马政扫地焉。及宣和末，事变浸危，阴知金人将叛盟，始悟阙马。伯氏时领枢府，亦悔前日预有短毁，乃奏白，复推行给地牧马事。时既无马以与民，又不得元田，殆有其意，而郡县间亦强民使出马以牧，徒虚文，终不克就。未久，敌人犯阙，仓卒遂不能得马。诏尽括内外公私马，又取于在都马军，不及二万，病弱在焉。且复授小阉梁方平等，使领兵扼大河于濬州，至则大败，马复尽焉。靖康之初，后进书生不知始末，至冒然给地牧马。民间虽养以充数，无复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得，此大缪矣!
六年四月己巳，诏：『给地牧马路分劝诱召人养马，自降指挥至今年三月中，养数多去处，干预牧马官吏，宜与旌赏。将提刑司官通本路所管州县及三千匹以上，各与转一官；六千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县分一千匹以上，各转一官；二千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县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转一官；六百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
十月己丑，中大夫、秘阁修撰、提点河北东路刑狱兼提举给地牧马李孝扬转一官、减三年磨勘，许回授本色本宗有官有服亲，以本路养马及七千余匹故也[5]。
校勘记
[1]贫者 原本作『贵者』，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2]元闻伤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补。《拾补》原校：『元闻伤，文义未明。
「元」盖「未」字之误；「伤」字上下又夺一字。』
[3]沙苑监 原本作『沙院监』，据《宋史·地理志》改。
[4]激赏 原本『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四十一补。
[5]七千 原本作『七十』，据文意改。
方田
崇宁三年七月辛卯，宰臣蔡京札子言：『臣等窃以赋调之不平久矣。自开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贸易，富者贪于有余，原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1]，薄移税以速售，故富有跨州轶县，所管者莫非膏腴，而赋调反轻；贫者所存无几，又且瘠薄，而赋调反重，因循至今，其弊愈甚。熙宁初，神宗皇帝灼见此弊，遂诏有司讲究方田利害，作法而推行之，盖以土色肥饶别田之美恶，定赋之多寡，方为之限，而步亩高下丈尺不可隐。户给之帖，而升合尺寸无所遗，以买卖，则民不能容其巧；以推收，则吏不能措其奸，邦财自此丰，民赋自此省，其为法岂小补哉?五路州县有经方田者，至今公私以为利。遭元祐纷更，美意良法未遍于天下。今其文籍见在，可举而行。今检会《熙宁方田敕》，推广神考法意，删去重复冲改，取其应行者为方田法，计九册，以《崇宁方田敕令格式》为名，谨具进呈。如允所奏，乞付三省颁降施行。』从之。诏曰：『方田之法，均输之本，举而行之，或有谓之利，或有谓之害者，何也?盖系官之能否，吏之贪廉。若验肥瘠，必当定租赋有差，无搔扰之劳，蒙均平之惠，则岂不谓之利欤?若验肥瘠或未抚寔，定租赋或有增损，倦追呼之烦，有失当之扰，官不能振职，吏或缘为奸，里正乡胥因敢挟取，则岂不谓之害欤?如委官管勾，切在遴选廉勤公正、材敏清严、善驭吏者为之，庶几人被寔惠。』
蔡京申请及二诏，诏旨误载于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今移初诏入此，后诏见大观元年二月己卯。
八月己酉，尚书省言：『方田法虽已颁降，缘其系熙宁建立，至为精密。窃虑州县未遽通晓，又四方田亩山川不同，须讲论详熟，然后行之，不致违戾。』诏令诸路提举常平官选差能干官，不拘资序、员数，看详《方田敕令格式》，务令详熟，即告谕州县官吏，随所在土俗令讲论，候满一年，已通晓，仍候本州丰熟，即依措置施行。自京西、河北每岁先行，两路内已经方田，如元祐曾更改，并依熙宁、元丰法。』
九月丁酉，奉议郎、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言：『窃见朝廷推行方田均税之法，天下莫不欣然。伏睹熙宁、元丰之政，俾州县利赋，无轻重不均之弊，而又以本县丰熟日推行，此诚甚盛之举也。然臣顷闻州县官吏有苟简怀异之人，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以避推行，或有好进之徒，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务要邀求恩赏，殊不知体朝廷良法美意，本以便民为务也。臣愚欲乞诏有司下逐路提举常平司常切觉察，如有州县敢有苟简、避免或妄觊恩赏，致推行违戾者，乞朝廷重行黜责，庶几法令之行与时适当，而下民均被德泽。』从之。
十月丁己，户部言：『滑州韦城县民鲁宝等称，自嘉祐二年立法，委官方田均税，至元丰八年以前，约日量及数百县，是为损有余而补不足。访闻京西、河北两路见行方田，本县税极不均，幸今丰熟，元闻伤[2]，乞早赐差官。』诏依所乞。
四年七月丁已，诏：『方田路分，令提举司体量税赋最不均县分，每岁逐州先方一县。如五县以上，先方二县。灾伤县权罢。』
九月丙午，诏诸路方田更不专差官点检，令提举司于本路见任人的委官。
大观元年二月己卯，御笔手诏：『农为政本。今天下承平日久，而赋役未均，富者租轻，贫者税重，殆兼并游手，豪夺恣渔故欤?乃者神考命方田，制地力土宜，而均节之，以作民职，以令地贡，其法详尽。累年于兹，未克底绩，其可怠志?可候岁丰农隙，选择能吏，推原法意。自近及远，始于一州，以及一路，布之四方，使民无偏重之患，以称朕意。』
三年六月王午，臣僚上言：『伏以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也。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盖所以均之，非所以增之也。访闻京西南路将方田十等并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轻重，地有肥瘠，田有等差，则赋有重轻，岂可一概比附而增之也?况诏书方田之意，止欲均其税赋。今乃于额外增添，多至数倍，至今民间词诉不绝，渐至逃移，非经久之策。所有今有张徽言建议，乞不施行。』诏依，仍以徽言送吏部与合入差遣。
四年二月癸巳，诏：『方田之法，均赋惠民。访闻近岁以来，有司推行怠惰，监司督察不严，贿赂公行，高下失实。下户受弊，有害官法。可严敕所部，仍仰监司觉察。如违，当行严断！』
五月己酉，诏：『去岁诸路灾伤，今春雨旸时若，农务方兴，所有方田，可遵用熙宁故事并权罢，候丰熟日别奏取旨。其已方量了毕，止是官司攒造文字去处，许依条限了当。』
七月辛丑，臣寮上言：『乞方田不拘已毕未毕，并权住罢。』诏：『应方田虽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肥瘠不均。见有词诉在官司者，自系未毕，合依已降朝旨权罢。其税赋依未方已前，各依旧送纳。』
十一月丁卯，勘会：『朝廷方田之法，本均税赋，使无偏轻偏重之弊，盖所以恤民，非所以厉民也。访闻天下方田官吏，多不体朝廷之意，搔扰良民，靡所不至，非特方田，以增税赋，又且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上户或增数百缗，下户亦不下数十缗。民户因此废业失所，饥莩者有之。仰所属监司推原均田之意改正施行，悉如旧令。』
政和二年三月丙戊。『自去年至今，外路百姓不辍经尚书省陈乞，依昨来已方过田输纳税赋，有以见方田之法，百姓安便。可先将未降大观四年五月十一日指挥已前已经方田了处，并依已方施行。其未经方处，依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御笔手诏施行。』
诏旨四月五日载臣寮上言，检会三月二十九日圣旨，今掇取附见，更须考详。诏旨政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京西北路提单常平司奏：『准敕节文，奉诏，应方田已经方量未毕去处，令先次结绝，其余州县，并别听指挥。本司契勘本路大观三年方田县分，內一十县并各方量周遍。除西京偃师、陈州西华、蔡州新蔡、汝州郏城、滑州胙城五县各造帐均税了，合依已方施行外，有西京伊阳、汝州襄城、河阳王屋、郑州原武、新郑等五县，虽有方量，缘均税未了，及西京等六州府河南等十八县系未经方处，与大观元年事体颇同，未审合与不合依大观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此朝旨未见），将已造方田帐分先次结绝?其造帐未齐去处，候农隙造讫均税。所有未经方量去处，亦未审合与不合依大观元年闰十月二十八日朝旨（此朝旨亦未见），候将来年分，别听指挥施行?缘未有明文遵守，合取自朝廷指挥。』诏并依此。称敕节文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圣旨，疑有脱文，或此是节文。大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复行方田，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无罢方田指挥，罢方田在五月十一日。诏旨称五月十五日，恐误，今改作五月十一日。又四年七月四日，已方处并只纳旧税。
八月壬寅，诏：『京西、河北路监司，应已方田，并选官前去体量有无违法、不均、不实，出税有无偏轻。如不曾方量处，即且令依旧出税，别选他州县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即不得差本州县寄居待阙等官。所委官，仰先习熟法内行遣，次节选差非本州县吏人前去，尽公施行。如违，以违制论。即因而受财乞取，以自盗论。赃轻吏人、公人，并配二千里。』
九月辛酉，诏：『应方田路分，见有人户论诉不均者，并依京西路八月十八日已降指挥施行。其有人户论诉，合重方。并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税甲头合干人等，并差非本州县人前去尽公施行。如违，并以违制论。即因而受财乞取，以自盗论。赃轻吏人、公人，并配二千里。仍先次施行。』
十二月丁丑，御笔：『方田之法，本以均税。有司奉行违戾，货赂公行，豪右形势之家类蠲赋役，而移于下户，时困弊民力，致使流徙，常赋所入，因此坐亏岁额至多，殊失先帝厚民裕国之意。已降指挥权罢方量，自降指挥以前，应有诉讼不均去处，本县赋役，一切且依未方以前旧数；因方量不均流移人户，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诱归业。见荒闲田土，疾速依条召人请佃。』
宣和二年六月乙酉，诏罢诸路方田。先是，中牟县民诉方田不均几四百户，指挥教官莫拟冒赏，并方量官、提举司送转运司体究，故有是诏。
马政
崇宁元年四月甲寅，有司言：『勘会见今请射牧地养马之数，共计养马一千七百九十七户，请射过牧地三千七顷三十一三田半，所养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东路二百七十八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东西路一十四匹，河东路九匹，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路并无之。』
大观元年三月乙卯，尚书省检会：『元丰中，先帝追复先王隐兵于农之意，诏人户养马。法未及广，遭元祐改革，置监放牧，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合沙苑监最号马多[3]，本监牧地九十余顷，草料、军兵、监官衣粮俸给，以陕西今日物价，约计用钱四十余万贯，而灌啖蜜药、棚井、槽屋、皮裘之费，又一万余贯，而所养只及六千匹。元符元年至二年，抛死三千九百余匹，而马不调习，不可乘骑。以九千顷之地、四十万之费养六千余匹，而不适于用，及抛死之数如此，其利害灼然可见。见以九千顷地，以三分为率，除一分瘠薄外，良田不下六千顷。以今陕西土田中价计之，每顷可直五百余贯，若召人请地，二顷养马一匹，则十口之家，得五百贯地利，马得所养，不至抛失，人必乐趋，公私俱获其利，可以绍述先帝隐兵于农之意。欲令永兴军路提刑司并通判同州、朝奉郎张彦专一同共相度措置闻奏，候见实利，其六路新边荒田，候拘括到，六路亦依此施行。』从之。
此据平江府录到蔡京家残书，阙其首尾。今考案增入，因附春未。更详之。
二年四月辛巳，御笔：『追述先王寓马于农之意，募人给地免租牧马。行之期年，熙河类见就绪。凡县、镇、寨、关、堡官衙内，并带兼管勾给地牧马事，佐官同管勾，庶使人人各知任责。』
五月庚戌，御笔：『给地养马之法虽已推行，而地之顷亩尚多，访闻多是土豪侵冒，百不得一。今遣官括地，限一日起发，亲谊地所。如违及不实、不尽，杖一百；故隐落，以违制论。』
三年八月丁亥，诏：『马政近经分拨，所降指挥不相照应。今后应缘马事，可依崇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并隶枢密院。』
政和二年十二月癸丑，始诏诸路给地牧马。又诏：『诸路马食，储积亦艰，沿边土旷，乘春发生，青草茂盛，应诸城寨，若使军马分番出牧，就野饱青，晚持草归，以充夜秣，每名量支草价，以省官刍。诏闻河东路见今施行，可令陕西诸路相度措置闻奏。』
三年七月壬辰，提举京西路给地牧马王愈言：『乞依提举陕西路给地牧马奏请已得指挥，应县、镇、城、寨，每给地牧马及三百户，管勾官与减二年磨勘；一州通管给地牧马一千户，检点官与减磨勘二年，岁终，仍委提举官取给地牧马最多处保明闻奏，乞自朝廷旌赏。臣到本路，窃见每州管牧地动辄数千顷，一县或一二千顷者，若县给地牧马三百户，州、通及一千户便行推赏，则州县惟及赏格而止。今相度每县及六百户、州及二千户减三年磨勘，如此，亦足以劝矣。』从之。余路依此。
七年五月癸丑，臣僚言：『神宗稽法成周，寓马于农。陛下聿追圣谟，给地增牧。法成令具，吏虔民乐。诸路告功，实武备无穷之利。乞令逐路春、秋集教，以备选用。』从之。
宣和二年九月壬寅，御笔：『给地牧马，议者本以蕃息国马为言。今诸路倒失，率以千计。自行法至今，即无中到出驹匹数，岁縻激赏既以浩瀚[4]，马户辄蠲租税科差，政赋役日益不均，因缘骚扰，为害不一。所有政和二年十二月已后给地牧马条法，可更不施行。民户见养官马，令枢密院相度拘收，支填见今阙马禁军。仍令逐路守臣、兵官专一钤束，如法喂养。应租佃牧马及置监去处，并如旧制。内牧地先问旧佃人，如不愿佃，即令见佃人依旧法租佃；又不愿，即依条别召人承佃。应合措置事件，令逐路提刑司措置以闻。』
诏旨。蔡絛《马政篇》：国朝马政，始有监牧。熙宁末，臣僚乃议废之，于是诏尽废，独留沙苑一监，其牧田听民租佃。及后数用兵，马少。元丰末，有保马者，自官户强配出马，故大扰，元祐乃罢之。其后马改益不修。崇、观间，有给地牧马于陕右，未久复止。政和二年，降诏力行之，先于畿东西、河朔，以旧牧马地募人给养，然后依次推行诸路。其制以系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顷至三四顷，度高下肥硗，募贫民受田，仍除其一顷税，令牧马一匹，牝则三岁限一驹。牧马五年，则诣官再易马牧。其后尽括泽、潞、畿西、山东、河朔等处田，因陕右布蕃羌名马以分给之。其始颇扰，人以为言。鲁公力白于上：『岂不知扰?顾听臣行之既久，百姓始忻悦。』盖田一顷，赡一马有佘。顷亩力耕，皆为良田，则家用饶足，然官未尝有刍秣、吏卒之费也。政和后，牧马至八万余匹，其后益盛，至九万未已。宣和初，群小用事，始用马，以秋冬岁一呈提刑司。小民动有劳费，因杀其令，分远近，二三岁一呈，则又曰：『郡县官皆择取良马窃乘之。』上尤切齿，数以为言。鲁公执曰：『马不使之习知衔辔，顾安用哉?人为之防足矣。』不听。二年，鲁公罢，群小争言给地为非，于是诏牧马尽给赐童贯，及遣之陕右，使补诸军之阙马者，凡九万余匹。既不知恤，道毙者十八九。其实群阉与一二幸臣利其田尔，遂尽牧民田，以赐诸苑圃及道观，若后苑作书艺局、艮岳、撷芳园、上清宝籙宫、龙德、太乙宫、佑神观，皆给千顷或八百顷，他苑囿、宫观亦不下三五百顷。始时多荒瘠地，贫民力耕既久，皆为上腴，一旦失业，远近咸苦之。然祖宗监牧又久废罢，其后北事兴，郭药师在燕山须马，而国家无监牧与给地牧马，且废久，乃又尽括河南诸军马及诸处系官马，以纲发去，听其拣择取之，于是中国马政扫地焉。及宣和末，事变浸危，阴知金人将叛盟，始悟阙马。伯氏时领枢府，亦悔前日预有短毁，乃奏白，复推行给地牧马事。时既无马以与民，又不得元田，殆有其意，而郡县间亦强民使出马以牧，徒虚文，终不克就。未久，敌人犯阙，仓卒遂不能得马。诏尽括内外公私马，又取于在都马军，不及二万，病弱在焉。且复授小阉梁方平等，使领兵扼大河于濬州，至则大败，马复尽焉。靖康之初，后进书生不知始末，至冒然给地牧马。民间虽养以充数，无复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得，此大缪矣!
六年四月己巳，诏：『给地牧马路分劝诱召人养马，自降指挥至今年三月中，养数多去处，干预牧马官吏，宜与旌赏。将提刑司官通本路所管州县及三千匹以上，各与转一官；六千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州府通所管县分一千匹以上，各转一官；二千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县官及三百匹以上，各转一官；六百匹以上，各减三年磨勘。』
十月己丑，中大夫、秘阁修撰、提点河北东路刑狱兼提举给地牧马李孝扬转一官、减三年磨勘，许回授本色本宗有官有服亲，以本路养马及七千余匹故也[5]。
校勘记
[1]贫者 原本作『贵者』，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改。
[2]元闻伤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二十四补。《拾补》原校：『元闻伤，文义未明。
「元」盖「未」字之误；「伤」字上下又夺一字。』
[3]沙苑监 原本作『沙院监』，据《宋史·地理志》改。
[4]激赏 原本『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四十一补。
[5]七千 原本作『七十』，据文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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