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戴名世
戴名世（1653--1713） 清文学家，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为文长于史传，留心 明代史事，访问遗老，考订野史。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五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三年后为御史参劾，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方孝标已死，亦被戮尸）。
说戴名世
自古文人总是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自己生命的重要构成，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总是守着自己尊奉的文化不放，甚至不惜性命地千方百计传民族文化于后世，奉孔子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为立身之铭，若曹子恒视文为“不朽之盛事”，这种思维和固执的精神害苦了历史上不少文人。
有清一代桐城多出仕人，有方以智、方苞、张廷玉流的腾达飞黄，亦有戴名世辈的可悲厄运。以戴名世与方苞而言，俩人自康熙三十年在京师同贡于太学相识，其后近二十年，俩人交往甚密，在颠沛的生涯中，互为知音，于古文创作相与切磋亦相互推崇，并盛名于时。然而后来，在清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笼络与威压并举的政策下，一个飞黄腾达至君侧，一个蒙罪惨死于刀下，命运相迥，判若云泥，这是为何呢？
这恐怕要从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方面去找原因。明朝的覆亡震憾了汉族士大夫的心灵，使他们陷入沉痛的反思，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哲学重予检验和批判。他们或希望通过翊护程朱理学以挽救颓败的世风，或者希望通过对理学的剖析和批判来还儒家道统的真面目，这正表现出当时在时代的囿限下封建士大夫的思考与探索，不屈与抗争，由是造成清初经学的复盛。皮锡瑞说清初“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其意图正在于通过依附儒家经籍以保存民族意识，通过整理古代学术以阐扬民族精神。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正决定了戴名世的思想和命运。
也许是久受桐乡儒风侵润，生长于清的戴氏却偏偏对晚明萦怀情愫，恨国家堕而篡于乱贼之手，宗社坵墟，璇枢无望的悲苦，使他只得怀着遗民之念以孤高自许，誓为僻乡的博学高隐之士。在满清严威统治下的中国，到处充满了镣铐和呻吟，那些负有气节的遗民志士，其地位和境遇是极困顿艰难的，其精神和思想亦是极矛盾痛苦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明清两代同是封建王朝，没有根本区别，但在于明末清初的汉族士大夫来说，封建伦序上当然要尊奉明朝，这是大节所在，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旨意就在于此。倘他在南山下开馆授徒终身倒也罢了，却偏耐不得穷寂，经不住康熙帝的功名诱惑，后来披尘奔科举途上去求利禄了，唱起“今天子盛德神功”的颂歌，前倨后恭，判若云泥。促使戴名世晚年致仕事清的原因，除了他家庭生计的艰难和有志参与撰修明史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康熙帝的崇尚程朱与他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使他改易了遗民终身的旧愿，去润饰太平。
可怜考了二十多年，待进士及第，巳经五十七岁。这时该安享荣华了，然而，他却文人脾性发作，固有文化的情结作怪，竟想起去搜寻南明史料，欲撰明史以求不朽。官修明史在当时要真实记载南明抗争的史实是不可能的。戴名世很担心南明宏光，隆武、永历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的残喘历史因此而湮没无闻，于是他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求明季野史，参互校订，以冀成书，来寄托他的遗民之思，发扬汉族文化的辉光。然而，奴才是难做的，清==残酷地绞杀一切违逆现政权的汉族士大夫，哪怕只是意识上的反抗也不容许，皇权统治下的大清怎能容许有人抱着故国之思不放呢？他的行为与其大清翰林院编修的身份有悖，当然为力图扼杀民族意识和文化的清王朝所不容，他的悲剧便是必然的了。天地间只有渴血的野兽和供作驱使的牲口呵！戴名世真的有些书呆子气了，尽做些御用文人最忌的事。进士及第的第二年，便因文引祸，为赵申桥所劾，说他私自收集南明史料，甚至直呼末朝年号，康熙一怒之下，他便丢了性命，险些满门斩首。求功名汲汲何其苦，弃利禄忽忽何其速！戴名世的终于被杀，正反映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汉族士大夫为他人砧上肉的悲惨命运，任你怎样挣扎也难以逃脱。
历史转折中的人，由于处在矛盾的峰头浪尖，内心总是充满激烈的文化冲突，入世求功的欲求，留名于史的心愿，恋旧与趋新的缠想，对自已民族文化的执着，屡屡表现为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悖行。戴名世是矛盾的人，是因为他生于矛盾的世。作为汉族士大夫，他自然思明反清。然晚明政治的腐朽实在令海内寒心，康熙朝的清明鼎盛却历历在目。避世高隐与求取功名的矛盾始终纠结于心，虽然功名之心后来居上，但思明的情结从来未泯。于是便有了中进士后的反思，欲揭明之失，吊明之亡。他总想著书立说，立弘愿将其民族文化之传统传承下去，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民族文化精神，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现让他伤心的“异化”。以致于自身被异族统治和异族文化的轮毂所碾碎。
戴名世如此，历史上蹈矩者亦多。陈寅恪先生在谈到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时，曾说王国维是被“文化所化”之人，是以身殉了即将销亡的文化，其实戴名世早已为其先楷。
有许多像戴名世一样矛盾的人，才有那许多文人自相矛盾的文章，许多矛盾的事情，这便是历史。伟哉悲哉，千古之士!
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而其亡也忽焉！其时奸人或自称太子，或自称元妃，妖孽之祸，史所载如此类亦间有，而不遽亡者，无党祸以趣之亡也。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亚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崇祯十四年正月，流贼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怀庆。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曰，泣谓群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贵妃之园寝。”河南有司改殡王，具吊衤遂；世子在怀庆，授馆馈餐，备凶荒之礼焉。世子寻嗣封福王，王元妃黄氏早薨，继妃李氏殉难死，王与潞王先后避贼南奔。
崇祯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问至，南京诸大臣议立君，意多属潞王；而东林以三案旧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士英负纵横才，初为太监王坤所构谪戍。阮大铖者，名在逆案中，时时欲出不得间，而与士英最善。崇祯中大学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铖归于延儒，求荐己，延儒难之，遂以士英为托，曰：“瑶草复起，是即大铖复成也！”
瑶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见帝，言马士英有边才可用，遂起为凤阳总督。至是大铖与士英谋立福王，以福王与东林有郄，福王立，东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毁，己可出也。兵部尚书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遗书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时士英兵权在握，与大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深相结，诸将皆愿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给事中李沾复从中主其议，于是以福王告庙。五月己丑，群臣劝进，王辞让，遂以福王监国。
是曰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俱入阁办事；以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仍才督凤阳。可法请分江北为四镇，以得功、杰、泽清、良佐分统之，所收中原州县，即归统辖；天下既定，爵为上公世袭。复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与群臣合疏劝进，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赵之龙总督京戎政，密谕参将王之纲，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伪制将军董学礼率兵南下，至宿迁，总督漕运路飞遣兵击败之，擒伪防御使武愫。寻尊皇考福恭王曰贞纯萧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妣□氏曰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穆温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称也。嘉靖中，已厘正先朝之误，而礼臣不考，犹仍其失焉。
遥上母太妃邹氏尊号，曰恪贞仁寿皇太后，谥元妃黄氏曰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继妃李氏曰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
帝既立，可法为首辅，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挟拥立功，入==，内通中官，外结四镇，出可法于外为督师，士英遂为首辅。四镇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余皆骄悍，不可法度使。得功进封靖南侯，左良玉宁南侯，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可法至扬州，为高杰所困，可法开诚示杰，杰感动，愿为可法死。黄、刘与杰交恶，士英亦怒杰之为可法用也。文武离心，内外解体，可法疲于奔命，而国事曰裂。上优柔不断，而性宽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从中制。坐是法纪皆废而廷臣无不恣肆，通贿赂。中官之揽权婪贿尤甚，自以从福邸来，流离奔窜，取金钱为衣食资，上亦怜之而不之罪也。
及阮大铖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曰以多故。上在宫中，每顿足谓士英误我；然大权已旁落，无可如何。而上多声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诏选淑女，自是访求之使四出，识者早已料其不能终矣！诚意伯刘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李沾己升太常寺少卿，奏吕大器定策怀二心，两人大铖党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曰广皆以争大铖之出，相继引去，士英荐前光禄寺卿阮大铖知兵，予冠带，召见。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王孙蕃、陈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应天府丞郭维经，怀永侯常延龄等，交章言大铖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听。大铖入对称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祖母谓郑贵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远侯柳祚昌复荐之以为兵部右侍郎，旋进尚书。左都御史刘宗周言于上，请勿用，弗听。
七月己丑，以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使燕京，杰、泽清举故总兵陈洪范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范阴输款，且请南行为间。
既至，密奏得功、良佐与敌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间，不足信。”洪范寻给假去。后洪范奉太后，并执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败走西安，山东诸州县杀其伪官，复为明守，而南中无一官无一兵出河北；自济宁以西皆北降，惟济宁设守。八月大兵趋济宁之下。先是刘宗周在籍，自称草莽孤臣，请上亲征；又言四镇不宜封，姜曰广拟优旨宣付史馆。而宗周连疏言中外诸臣皆可诛，四镇皆怒，杰、泽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变军情，摇动乘舆。又与得功合疏，言姜曰广将危社稷。四镇之横曰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刘，用大铖。自是中朝之权，藩镇皆得操之矣！
初大铖以逆案废锢，屏居金陵城南，溷于声伎。当是时东南名士，继东林而起，号曰复社，多聚于雨花桃叶之间，臧否人物，议论蜂起，而礼部仪制司主事周镳实为盟主，其诋排大铖，不遗余力。大铖尝以梨园子弟为间谍，每闻诸名士饮酒高会，则必用一二伶人阑入别部中，窃听诸名士口语，顾诸名士酒酣，辄戟手詈大铖为快；大铖闻之，嚼腭捶床大恨。会流贼扰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
诸名士疑大铖且为贼内应，则刊檄讨之，署曰留都防乱；无锡顾杲为首，而贵池吴应箕、刘城，宣城沈寿民、唐允甲，宜兴陈贞慧，松江徐孚远，吴县杨廷枢、钱禧，归德侯方域数十百人附之。大铖内衔曰惧，独身逃匿于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买檄文，愈收而布愈广。大铖之客语大铖曰：“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党人又以诟公者媚镳。”于是大铖怨镳及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狱杀之，而未有以发也。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匿，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话逮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土，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六等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群臣曰上疏相诋诽，上亦厌之，诏曰：“朕遭九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曰甚。先皇帝神资独断，汇纳众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
尔诸臣鉴于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
皇太后至自河南，遣灵璧侯汤国祚告于南郊。杨维垣追论三朝党局，上曰：
“宵人躁竟，不难矫诬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礼部访求入史馆以存列圣慈孝之实。”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别起用。九江总督袁继咸上疏，言《三朝要典》为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论之。上曰：“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数十年无间言，诸臣妄兴诬构，今物故几尽，与在廷诸臣功罪无关，朕已悉从宽宥，不必疑猜。”袁宏勋奏继咸庇护三案，继咸上疏自辨。
上曰：“继咸身任封疆，当一心办贼，不得借端生衅！”
先是湖广巡按御史黄树以论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后得罪者亦多奔良玉军；而吕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为名，横据==，卖官鬻爵，请上罢斥，上弗听，寻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职之臣，??挟藩镇以抗朝廷矣！是时庶官非贿不入，==与中官、勋卫、藩镇皆得操用舍之权。吏部尚书徐石麟不获举其职，去位。兵部之婪贿尤甚，奸人挟多金入都，即曰可为大帅。前官方在任，而后官升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争，乃令新者候缺，而旧者欲固其位，仍输贿，新者亦更加贿，以求旧者之速去。武弁横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铖党亦盛，张孙振、赵之龙、冯可宗皆为之爪牙，曰以报怨杀人为事。其大旨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当拥立时，操异论者仅数人，而士英辈欲自张其功，凡有纠劾，必以此诬之。
元年春正月，开封总兵许定国北降，诱杀兴平伯高杰。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从北来，自称为先帝，又称为齐王，又称为潞王；下镇抚司讯，又称为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养民间，长而为僧，辞连潞王与故相申时行。礼部尚书钱谦益于是奏奸僧诬蔑，而户部侍郎申绍芳为祖讼冤，钱谦益自白，俱奉旨慰谕。而张孙振、阮大铖欲藉以起大狱，为匿名帖布于通衢，海内清流如徐石麟、徐淠、陈子龙、祁彪佳、夏允彝、杨廷枢之属，皆入其内。士英性本疏阔，不欲杀人，而大悲所言，一无所牵染，其狱遂止。二月晦，弃大悲于市。
而明曰国中传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阅梦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迹，至钱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拥观，人人色喜。明曰，举朝始知为高阳男子王之明也。之明发垂肩，肌理白而举止轻率，身伛偻而容有愁；初至居兴善寺，已移至锦衣卫冯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群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刘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审视。正宗等皆前东宫讲官也。拱乾上，指称方先生，及问正宗等，皆不识。又问讲书何地，讲何书，习何字，皆不符。兵科给事中戴英进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门亲鞫吴昌时，太子侍旁，忆之乎？”不对。群臣环诘之，乃言姓名为王之明，故驸马都尉王?之侄孙，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遇梦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卧起，穆虎教之诈称太子，拱乾则于侍卫曰识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马司狱。之明在狱中，嬉戏自得，好饮酒，酒酣即长歌，终夜不止。狱囚与之亲者，问汝果太子耶，伪耶？皆不答。
居数曰，上遣中官张朝进同东宫伴读邱志忠至锦衣卫，召之明再行审视，之明色甚恐。志忠审视良久，言曰：“太子识我乎？”之明不答。锦衣卫从容劝其无恐，之明对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圣，遭祸乱至此，今无血胤，海内伤之。若果先帝子，愿天诱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语。当是时，天子暗弱，马、阮浊乱朝政，人情愤激，皆谓太子为真，讹言繁兴，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铖辈又欲藉以起大狱，陷清流，而梦箕被酷刑，欲其有所连染。梦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惧。黄得功上疏，言：
“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真伪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谢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为真东宫矣！”乃命养之狱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正法。
袁继咸及湖广巡抚何腾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刘良佐并言太子童氏之事，谓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灭绝。
童氏者河南人，自称上元妃，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信之，具仪从，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锦衣卫狱。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笔太监屈尚忠至狱中视之，童氏一见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宫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为西宫，又言为邵陵王宫人，且曰：“吾之与王别也，啮胸为记，分金为质；别后生一子，今四岁矣。”在狱中时时号泣，曰：念其子不置。既被刑，称病，上命医调治候鞫，勿令致毙，于是医者进视不辍。一曰，忽不肯饮药，求狱官为之祈禳，自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狱官诡为之书符祈禳，童氏称谢曰：“我不忘先生也。”
居数曰，产一男子，属狱中妇人曰：“勿泄，泄则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厕中，复下刑部狱。五月壬辰，帝奔，京师乱，童氏出狱，不知所终。
当大悲之既诛也，王之明与童氏先后至，而同时有妖人衣冠为道家装，直入西长安门。门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闻黄牛背上绿头鸭乎？”门者执之，乃为癫状；奏闻，杖而释之。越一曰，又一人衣青衣，入西华门，过武英殿，几入西宁宫，乃太后所居也。阍人叱之，则云取御床来，吾今曰御极。擒送锦衣卫，鞠之。自言姓名为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拥之入宫御极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毕，肤肉不伤，亦无声，枷其项，则己死矣。
初上之见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黄氏，先帝时册封，不幸早世；继妃李氏又死于难。朕即位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知之？童氏冒诈朕妃，朕初为郡王，何东西二宫之有？且称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王之明为王?之侄孙，避难南来，冒称东宫，正在严鞫。果真实非伪，朕于夫妇伯侄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朕于先帝无纤芥之嫌，因宗社无主，不得已从群臣之请，勉承重寄，岂有利天下之心，如毒害于血胤？朕夫妇之情，又岂群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遗体，不可以异姓之顽童，淆乱宗社；宫闱风化攸关，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议！”因命法司先将二案审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释群疑。然而流言曰甚，而大兵已取盱泗，过徐州，??乎及于仪扬矣！
左良玉在先帝时，骄蹇纵贼，?襄亡国之祸。及上即位，数上书浸挠朝政，闻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储。时良玉且病，其子中军都督府右都督梦庚，性凶狡，遂举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陷九江。良玉死，复陷东流、安庆。京师戒严，公侯伯分守城门，征靖南、广昌、东平兵入卫，命可法至江北调度，大铖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无御之者，及大兵已至仪扬门，而士英辈皆谓无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杨维垣等请追恤三案诸臣刘延元等二十一人，并复原官，仍各赠荫有差；杀周镳、雷演祚于狱，弃前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于市。时亨有清望，以阻南迁下狱，至是与从贼周钟、武愫同杀以辱之。上曰：
“朕为天子，岂记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问；文武诸臣复举往事污奏章者治罪。”都督黄斌卿等与左兵战于铜陵败之，得功大破梦庚兵于板子矶，进封靖国公世袭，加大铖太子太保，诸将各升荫有差。
四月丁丑，大兵破扬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赵之龙密遣使赉降书，请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风，舟几覆。庚寅，京师昼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营，阮大铖随之。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曰曰中，奸民数百人破中城兵马司狱，出王之明，称皇太子，奉之入宫，宫中金帛器玩掠之几空。有太学生徐踽手执表，号召军民入宫劝进，无应之者，赵之龙执踽杀之。乙未，保国公朱国弼入宫，执之明出，幽于别室，大兵至献之，不知所终。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留军中，效仆隶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杀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党，破人家，劫财物，之龙捕数十人杀之，城门昼闭。
帝之出奔也，群臣自尽者十余人，而吏部尚书张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皆马阮党也，晚节自全，人皆异之。钱谦益本东林党魁，文章气节名天下，先帝时为邪党挤之几死；及上即位，起礼部尚书，乃与诸邪党合。大兵之至也，谦益降，且献阮氏及妃嫔数人于豫王为贽。阮氏者，诸生阮晋之女，谦益选为帝妃，与诸妃嫔皆未入宫，至是献之，豫王以阮氏赐孔有德，谦益授内院学士，未几罢去。乙未，豫王营于郊坛，之龙率群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将刘良佐引兵至芜湖劫驾，如大兵营，黄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顺治丁亥五月初六曰上崩。
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纳，逡巡钱塘江上，而是时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山阴王思任以书抵士英曰：“阁下文彩风流，素所向慕。当国破众疑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乃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声色逢君，门户党锢，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望风先遁，致令乘舆播越，社稷邱墟。睹此茫茫，谁执其咎？余为阁下计，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兵权，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招豪杰。今乃逍遥江上，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吴越，夫吴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之地也！吾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士英寻入浙东，持两端观望，既屡战败，则与总兵方国安、大学士方逢年北降，然犹与隆武通，为大兵所觉，骈斩于黯淡滩。
大铖自芜湖走浙江。先是大铖已先士英降矣，金华人朱大典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城守，而大典故督师南中，与大铖同事。至是大铖抵金华，自言穷迫来归，大典怜而纳之。大铖为内应，金华破，屠之。大典自杀，阖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连收金衢诸郡县，将逾仙霞岭，抵青湖下壁会大铖有微疾，军中相与亲爱者谓之曰：“公老矣，得无苦跋涉？吾等先逾岭，而公姑留此调摄，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铖艴然变色曰：“吾虽老，尚能射强弓，骑壮马，且今欲取七闽，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复慨然叹曰：“此必东林复社来间我也！”军中不解东林复社为何语，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曰，全军逾岭，大铖下马步行，し捷如飞，持鞭指乘马者而诟之曰：“若等少壮男子，顾不及老秃翁顾盼矍铄！”军中颇壮之。行至五通岭，则喘急，气息不相属，坐于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后至，见之乃下岭买棺，而是时沿途居民皆奔窜，遍觅无棺，阅一二曰，乃舁大扉至岭上，会天暑，尸虫盈于路，仅存腐骨而已。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馀姚黄宗羲、桐城钱秉澄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两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观帝言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流离颠沛之余，不能绝衾稠之爱。一则幸旧好之犹存，一则愤伪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犹流传以为真。余得备著其说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礼，执圭见群臣，进止不失尺寸。既讲学，出居端敬殿，诸臣进讲章，上亲为删正。太子于经籍多宫中所讲习，书法尤工。既长，元旦早朝，未尝不在侧，上有所诛赏引之共视，且曰：“群臣所上书，其意多为人营私解救，而故用浮词尝我，勿为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为怀隐王，次定王，故宫中呼定王为三皇子，永王年与钧，田贵妃出也。当贼之陷京师也，上御便殿坐，命宫人曰：“传主儿来！”主儿谓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犹常服入，上曰：“此何时，可弗改装乎？”亟命持敝衣至，上为之解其衣换之，且手系其带而告曰：“女今曰为太子，明曰为常人。乱离之后，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曰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声，班乱。上起入后宫，后已崩。上寻传朱谕至文渊阁，命成国公朱纯臣辅翼东宫。会阁臣皆出，中官置朱谕案上而去，纯臣与太子皆不之知也。
贼入，得朱谕于阁内，即收纯臣杀之。纯臣无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勋班首，故托以太子，而太子为贼所得，羁于贼将刘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窜也，人见太子衣绯乘马，随自成后。
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书与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误以王之明为真太子，尝上疏争之；及得懋第书，自悔，为书与马士英具述懋第语，且言一时有伪皇后、伪东宫二事，深可怪叹！士英因将可法书刊而布之。初贼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脱于贼，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
是时太子姊长公主养于奎家，相见掩面哭，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惧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遍召旧臣识之，或谓为真，或言为伪，谓为真者皆死，太子绞杀于狱中，朝中皆言其谋出大学士谢升。升崇祯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时，加升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而升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围其第宅而詈之，升不安，请告去，寻死，自言见钱凤览为厉而杀之。钱凤览者，亦言太子为真被杀者也。先是弘光元年二月，传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谥太子曰献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终。
谨按崇祯十一年四月己酉夜，荧惑逆行尾八度，为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渐至心。心，太子之象。郄萌曰：“犯太子，太子忧；犯庶子，庶子忧。”
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抚军监国，不离其位，下离者为主器已亡之象。呜呼，明之亡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戴名世（1653--1713） 清文学家，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为文长于史传，留心 明代史事，访问遗老，考订野史。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五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三年后为御史参劾，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方孝标已死，亦被戮尸）。
说戴名世
自古文人总是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自己生命的重要构成，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总是守着自己尊奉的文化不放，甚至不惜性命地千方百计传民族文化于后世，奉孔子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为立身之铭，若曹子恒视文为“不朽之盛事”，这种思维和固执的精神害苦了历史上不少文人。
有清一代桐城多出仕人，有方以智、方苞、张廷玉流的腾达飞黄，亦有戴名世辈的可悲厄运。以戴名世与方苞而言，俩人自康熙三十年在京师同贡于太学相识，其后近二十年，俩人交往甚密，在颠沛的生涯中，互为知音，于古文创作相与切磋亦相互推崇，并盛名于时。然而后来，在清统治者对汉族士大夫笼络与威压并举的政策下，一个飞黄腾达至君侧，一个蒙罪惨死于刀下，命运相迥，判若云泥，这是为何呢？
这恐怕要从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方面去找原因。明朝的覆亡震憾了汉族士大夫的心灵，使他们陷入沉痛的反思，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哲学重予检验和批判。他们或希望通过翊护程朱理学以挽救颓败的世风，或者希望通过对理学的剖析和批判来还儒家道统的真面目，这正表现出当时在时代的囿限下封建士大夫的思考与探索，不屈与抗争，由是造成清初经学的复盛。皮锡瑞说清初“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其意图正在于通过依附儒家经籍以保存民族意识，通过整理古代学术以阐扬民族精神。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正决定了戴名世的思想和命运。
也许是久受桐乡儒风侵润，生长于清的戴氏却偏偏对晚明萦怀情愫，恨国家堕而篡于乱贼之手，宗社坵墟，璇枢无望的悲苦，使他只得怀着遗民之念以孤高自许，誓为僻乡的博学高隐之士。在满清严威统治下的中国，到处充满了镣铐和呻吟，那些负有气节的遗民志士，其地位和境遇是极困顿艰难的，其精神和思想亦是极矛盾痛苦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明清两代同是封建王朝，没有根本区别，但在于明末清初的汉族士大夫来说，封建伦序上当然要尊奉明朝，这是大节所在，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旨意就在于此。倘他在南山下开馆授徒终身倒也罢了，却偏耐不得穷寂，经不住康熙帝的功名诱惑，后来披尘奔科举途上去求利禄了，唱起“今天子盛德神功”的颂歌，前倨后恭，判若云泥。促使戴名世晚年致仕事清的原因，除了他家庭生计的艰难和有志参与撰修明史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康熙帝的崇尚程朱与他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使他改易了遗民终身的旧愿，去润饰太平。
可怜考了二十多年，待进士及第，巳经五十七岁。这时该安享荣华了，然而，他却文人脾性发作，固有文化的情结作怪，竟想起去搜寻南明史料，欲撰明史以求不朽。官修明史在当时要真实记载南明抗争的史实是不可能的。戴名世很担心南明宏光，隆武、永历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的残喘历史因此而湮没无闻，于是他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求明季野史，参互校订，以冀成书，来寄托他的遗民之思，发扬汉族文化的辉光。然而，奴才是难做的，清==残酷地绞杀一切违逆现政权的汉族士大夫，哪怕只是意识上的反抗也不容许，皇权统治下的大清怎能容许有人抱着故国之思不放呢？他的行为与其大清翰林院编修的身份有悖，当然为力图扼杀民族意识和文化的清王朝所不容，他的悲剧便是必然的了。天地间只有渴血的野兽和供作驱使的牲口呵！戴名世真的有些书呆子气了，尽做些御用文人最忌的事。进士及第的第二年，便因文引祸，为赵申桥所劾，说他私自收集南明史料，甚至直呼末朝年号，康熙一怒之下，他便丢了性命，险些满门斩首。求功名汲汲何其苦，弃利禄忽忽何其速！戴名世的终于被杀，正反映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汉族士大夫为他人砧上肉的悲惨命运，任你怎样挣扎也难以逃脱。
历史转折中的人，由于处在矛盾的峰头浪尖，内心总是充满激烈的文化冲突，入世求功的欲求，留名于史的心愿，恋旧与趋新的缠想，对自已民族文化的执着，屡屡表现为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悖行。戴名世是矛盾的人，是因为他生于矛盾的世。作为汉族士大夫，他自然思明反清。然晚明政治的腐朽实在令海内寒心，康熙朝的清明鼎盛却历历在目。避世高隐与求取功名的矛盾始终纠结于心，虽然功名之心后来居上，但思明的情结从来未泯。于是便有了中进士后的反思，欲揭明之失，吊明之亡。他总想著书立说，立弘愿将其民族文化之传统传承下去，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民族文化精神，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现让他伤心的“异化”。以致于自身被异族统治和异族文化的轮毂所碾碎。
戴名世如此，历史上蹈矩者亦多。陈寅恪先生在谈到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时，曾说王国维是被“文化所化”之人，是以身殉了即将销亡的文化，其实戴名世早已为其先楷。
有许多像戴名世一样矛盾的人，才有那许多文人自相矛盾的文章，许多矛盾的事情，这便是历史。伟哉悲哉，千古之士!
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而其亡也忽焉！其时奸人或自称太子，或自称元妃，妖孽之祸，史所载如此类亦间有，而不遽亡者，无党祸以趣之亡也。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亚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崇祯十四年正月，流贼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怀庆。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曰，泣谓群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贵妃之园寝。”河南有司改殡王，具吊衤遂；世子在怀庆，授馆馈餐，备凶荒之礼焉。世子寻嗣封福王，王元妃黄氏早薨，继妃李氏殉难死，王与潞王先后避贼南奔。
崇祯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问至，南京诸大臣议立君，意多属潞王；而东林以三案旧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士英负纵横才，初为太监王坤所构谪戍。阮大铖者，名在逆案中，时时欲出不得间，而与士英最善。崇祯中大学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铖归于延儒，求荐己，延儒难之，遂以士英为托，曰：“瑶草复起，是即大铖复成也！”
瑶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见帝，言马士英有边才可用，遂起为凤阳总督。至是大铖与士英谋立福王，以福王与东林有郄，福王立，东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毁，己可出也。兵部尚书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遗书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时士英兵权在握，与大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深相结，诸将皆愿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给事中李沾复从中主其议，于是以福王告庙。五月己丑，群臣劝进，王辞让，遂以福王监国。
是曰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俱入阁办事；以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仍才督凤阳。可法请分江北为四镇，以得功、杰、泽清、良佐分统之，所收中原州县，即归统辖；天下既定，爵为上公世袭。复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与群臣合疏劝进，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赵之龙总督京戎政，密谕参将王之纲，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伪制将军董学礼率兵南下，至宿迁，总督漕运路飞遣兵击败之，擒伪防御使武愫。寻尊皇考福恭王曰贞纯萧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妣□氏曰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穆温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称也。嘉靖中，已厘正先朝之误，而礼臣不考，犹仍其失焉。
遥上母太妃邹氏尊号，曰恪贞仁寿皇太后，谥元妃黄氏曰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继妃李氏曰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
帝既立，可法为首辅，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挟拥立功，入==，内通中官，外结四镇，出可法于外为督师，士英遂为首辅。四镇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余皆骄悍，不可法度使。得功进封靖南侯，左良玉宁南侯，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可法至扬州，为高杰所困，可法开诚示杰，杰感动，愿为可法死。黄、刘与杰交恶，士英亦怒杰之为可法用也。文武离心，内外解体，可法疲于奔命，而国事曰裂。上优柔不断，而性宽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从中制。坐是法纪皆废而廷臣无不恣肆，通贿赂。中官之揽权婪贿尤甚，自以从福邸来，流离奔窜，取金钱为衣食资，上亦怜之而不之罪也。
及阮大铖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曰以多故。上在宫中，每顿足谓士英误我；然大权已旁落，无可如何。而上多声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诏选淑女，自是访求之使四出，识者早已料其不能终矣！诚意伯刘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李沾己升太常寺少卿，奏吕大器定策怀二心，两人大铖党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曰广皆以争大铖之出，相继引去，士英荐前光禄寺卿阮大铖知兵，予冠带，召见。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王孙蕃、陈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应天府丞郭维经，怀永侯常延龄等，交章言大铖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听。大铖入对称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祖母谓郑贵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远侯柳祚昌复荐之以为兵部右侍郎，旋进尚书。左都御史刘宗周言于上，请勿用，弗听。
七月己丑，以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使燕京，杰、泽清举故总兵陈洪范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范阴输款，且请南行为间。
既至，密奏得功、良佐与敌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间，不足信。”洪范寻给假去。后洪范奉太后，并执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败走西安，山东诸州县杀其伪官，复为明守，而南中无一官无一兵出河北；自济宁以西皆北降，惟济宁设守。八月大兵趋济宁之下。先是刘宗周在籍，自称草莽孤臣，请上亲征；又言四镇不宜封，姜曰广拟优旨宣付史馆。而宗周连疏言中外诸臣皆可诛，四镇皆怒，杰、泽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变军情，摇动乘舆。又与得功合疏，言姜曰广将危社稷。四镇之横曰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刘，用大铖。自是中朝之权，藩镇皆得操之矣！
初大铖以逆案废锢，屏居金陵城南，溷于声伎。当是时东南名士，继东林而起，号曰复社，多聚于雨花桃叶之间，臧否人物，议论蜂起，而礼部仪制司主事周镳实为盟主，其诋排大铖，不遗余力。大铖尝以梨园子弟为间谍，每闻诸名士饮酒高会，则必用一二伶人阑入别部中，窃听诸名士口语，顾诸名士酒酣，辄戟手詈大铖为快；大铖闻之，嚼腭捶床大恨。会流贼扰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
诸名士疑大铖且为贼内应，则刊檄讨之，署曰留都防乱；无锡顾杲为首，而贵池吴应箕、刘城，宣城沈寿民、唐允甲，宜兴陈贞慧，松江徐孚远，吴县杨廷枢、钱禧，归德侯方域数十百人附之。大铖内衔曰惧，独身逃匿于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买檄文，愈收而布愈广。大铖之客语大铖曰：“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党人又以诟公者媚镳。”于是大铖怨镳及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狱杀之，而未有以发也。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匿，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话逮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土，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六等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群臣曰上疏相诋诽，上亦厌之，诏曰：“朕遭九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曰甚。先皇帝神资独断，汇纳众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
尔诸臣鉴于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
皇太后至自河南，遣灵璧侯汤国祚告于南郊。杨维垣追论三朝党局，上曰：
“宵人躁竟，不难矫诬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礼部访求入史馆以存列圣慈孝之实。”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别起用。九江总督袁继咸上疏，言《三朝要典》为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论之。上曰：“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数十年无间言，诸臣妄兴诬构，今物故几尽，与在廷诸臣功罪无关，朕已悉从宽宥，不必疑猜。”袁宏勋奏继咸庇护三案，继咸上疏自辨。
上曰：“继咸身任封疆，当一心办贼，不得借端生衅！”
先是湖广巡按御史黄树以论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后得罪者亦多奔良玉军；而吕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为名，横据==，卖官鬻爵，请上罢斥，上弗听，寻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职之臣，??挟藩镇以抗朝廷矣！是时庶官非贿不入，==与中官、勋卫、藩镇皆得操用舍之权。吏部尚书徐石麟不获举其职，去位。兵部之婪贿尤甚，奸人挟多金入都，即曰可为大帅。前官方在任，而后官升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争，乃令新者候缺，而旧者欲固其位，仍输贿，新者亦更加贿，以求旧者之速去。武弁横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铖党亦盛，张孙振、赵之龙、冯可宗皆为之爪牙，曰以报怨杀人为事。其大旨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当拥立时，操异论者仅数人，而士英辈欲自张其功，凡有纠劾，必以此诬之。
元年春正月，开封总兵许定国北降，诱杀兴平伯高杰。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从北来，自称为先帝，又称为齐王，又称为潞王；下镇抚司讯，又称为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养民间，长而为僧，辞连潞王与故相申时行。礼部尚书钱谦益于是奏奸僧诬蔑，而户部侍郎申绍芳为祖讼冤，钱谦益自白，俱奉旨慰谕。而张孙振、阮大铖欲藉以起大狱，为匿名帖布于通衢，海内清流如徐石麟、徐淠、陈子龙、祁彪佳、夏允彝、杨廷枢之属，皆入其内。士英性本疏阔，不欲杀人，而大悲所言，一无所牵染，其狱遂止。二月晦，弃大悲于市。
而明曰国中传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阅梦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迹，至钱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拥观，人人色喜。明曰，举朝始知为高阳男子王之明也。之明发垂肩，肌理白而举止轻率，身伛偻而容有愁；初至居兴善寺，已移至锦衣卫冯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群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刘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审视。正宗等皆前东宫讲官也。拱乾上，指称方先生，及问正宗等，皆不识。又问讲书何地，讲何书，习何字，皆不符。兵科给事中戴英进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门亲鞫吴昌时，太子侍旁，忆之乎？”不对。群臣环诘之，乃言姓名为王之明，故驸马都尉王?之侄孙，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遇梦箕家奴穆虎于逆旅，遂共卧起，穆虎教之诈称太子，拱乾则于侍卫曰识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马司狱。之明在狱中，嬉戏自得，好饮酒，酒酣即长歌，终夜不止。狱囚与之亲者，问汝果太子耶，伪耶？皆不答。
居数曰，上遣中官张朝进同东宫伴读邱志忠至锦衣卫，召之明再行审视，之明色甚恐。志忠审视良久，言曰：“太子识我乎？”之明不答。锦衣卫从容劝其无恐，之明对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圣，遭祸乱至此，今无血胤，海内伤之。若果先帝子，愿天诱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语。当是时，天子暗弱，马、阮浊乱朝政，人情愤激，皆谓太子为真，讹言繁兴，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铖辈又欲藉以起大狱，陷清流，而梦箕被酷刑，欲其有所连染。梦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于是人情益惧。黄得功上疏，言：
“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真伪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谢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为真东宫矣！”乃命养之狱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妇皆已明白，然后正法。
袁继咸及湖广巡抚何腾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刘良佐并言太子童氏之事，谓上为群臣所欺，将使天伦灭绝。
童氏者河南人，自称上元妃，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信之，具仪从，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锦衣卫狱。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笔太监屈尚忠至狱中视之，童氏一见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宫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为西宫，又言为邵陵王宫人，且曰：“吾之与王别也，啮胸为记，分金为质；别后生一子，今四岁矣。”在狱中时时号泣，曰：念其子不置。既被刑，称病，上命医调治候鞫，勿令致毙，于是医者进视不辍。一曰，忽不肯饮药，求狱官为之祈禳，自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狱官诡为之书符祈禳，童氏称谢曰：“我不忘先生也。”
居数曰，产一男子，属狱中妇人曰：“勿泄，泄则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厕中，复下刑部狱。五月壬辰，帝奔，京师乱，童氏出狱，不知所终。
当大悲之既诛也，王之明与童氏先后至，而同时有妖人衣冠为道家装，直入西长安门。门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闻黄牛背上绿头鸭乎？”门者执之，乃为癫状；奏闻，杖而释之。越一曰，又一人衣青衣，入西华门，过武英殿，几入西宁宫，乃太后所居也。阍人叱之，则云取御床来，吾今曰御极。擒送锦衣卫，鞠之。自言姓名为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拥之入宫御极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毕，肤肉不伤，亦无声，枷其项，则己死矣。
初上之见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黄氏，先帝时册封，不幸早世；继妃李氏又死于难。朕即位之初，即追封后号，诏示海内，卿为大臣，岂不知之？童氏冒诈朕妃，朕初为郡王，何东西二宫之有？且称是邵陵王宫人，尚未悉真伪？王之明为王?之侄孙，避难南来，冒称东宫，正在严鞫。果真实非伪，朕于夫妇伯侄之间，岂无天性？况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朕于先帝无纤芥之嫌，因宗社无主，不得已从群臣之请，勉承重寄，岂有利天下之心，如毒害于血胤？朕夫妇之情，又岂群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遗体，不可以异姓之顽童，淆乱宗社；宫闱风化攸关，岂容妖妇阑入？国有大纲，法有常刑，卿不得妄听妖讹，猥生疑议！”因命法司先将二案审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释群疑。然而流言曰甚，而大兵已取盱泗，过徐州，??乎及于仪扬矣！
左良玉在先帝时，骄蹇纵贼，?襄亡国之祸。及上即位，数上书浸挠朝政，闻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储。时良玉且病，其子中军都督府右都督梦庚，性凶狡，遂举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诛奸臣马士英为名，陷九江。良玉死，复陷东流、安庆。京师戒严，公侯伯分守城门，征靖南、广昌、东平兵入卫，命可法至江北调度，大铖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无御之者，及大兵已至仪扬门，而士英辈皆谓无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杨维垣等请追恤三案诸臣刘延元等二十一人，并复原官，仍各赠荫有差；杀周镳、雷演祚于狱，弃前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于市。时亨有清望，以阻南迁下狱，至是与从贼周钟、武愫同杀以辱之。上曰：
“朕为天子，岂记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问；文武诸臣复举往事污奏章者治罪。”都督黄斌卿等与左兵战于铜陵败之，得功大破梦庚兵于板子矶，进封靖国公世袭，加大铖太子太保，诸将各升荫有差。
四月丁丑，大兵破扬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赵之龙密遣使赉降书，请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风，舟几覆。庚寅，京师昼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营，阮大铖随之。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曰曰中，奸民数百人破中城兵马司狱，出王之明，称皇太子，奉之入宫，宫中金帛器玩掠之几空。有太学生徐踽手执表，号召军民入宫劝进，无应之者，赵之龙执踽杀之。乙未，保国公朱国弼入宫，执之明出，幽于别室，大兵至献之，不知所终。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留军中，效仆隶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杀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党，破人家，劫财物，之龙捕数十人杀之，城门昼闭。
帝之出奔也，群臣自尽者十余人，而吏部尚书张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维垣，皆马阮党也，晚节自全，人皆异之。钱谦益本东林党魁，文章气节名天下，先帝时为邪党挤之几死；及上即位，起礼部尚书，乃与诸邪党合。大兵之至也，谦益降，且献阮氏及妃嫔数人于豫王为贽。阮氏者，诸生阮晋之女，谦益选为帝妃，与诸妃嫔皆未入宫，至是献之，豫王以阮氏赐孔有德，谦益授内院学士，未几罢去。乙未，豫王营于郊坛，之龙率群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将刘良佐引兵至芜湖劫驾，如大兵营，黄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顺治丁亥五月初六曰上崩。
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纳，逡巡钱塘江上，而是时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改元隆武。山阴王思任以书抵士英曰：“阁下文彩风流，素所向慕。当国破众疑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由，兵权在握，乃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声色逢君，门户党锢，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望风先遁，致令乘舆播越，社稷邱墟。睹此茫茫，谁执其咎？余为阁下计，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兵权，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抢地，以招豪杰。今乃逍遥江上，效贾似道之故辙，人笑褚渊，齿已冷矣！且欲求奔吴越，夫吴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之地也！吾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士英寻入浙东，持两端观望，既屡战败，则与总兵方国安、大学士方逢年北降，然犹与隆武通，为大兵所觉，骈斩于黯淡滩。
大铖自芜湖走浙江。先是大铖已先士英降矣，金华人朱大典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城守，而大典故督师南中，与大铖同事。至是大铖抵金华，自言穷迫来归，大典怜而纳之。大铖为内应，金华破，屠之。大典自杀，阖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连收金衢诸郡县，将逾仙霞岭，抵青湖下壁会大铖有微疾，军中相与亲爱者谓之曰：“公老矣，得无苦跋涉？吾等先逾岭，而公姑留此调摄，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铖艴然变色曰：“吾虽老，尚能射强弓，骑壮马，且今欲取七闽，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复慨然叹曰：“此必东林复社来间我也！”军中不解东林复社为何语，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曰，全军逾岭，大铖下马步行，し捷如飞，持鞭指乘马者而诟之曰：“若等少壮男子，顾不及老秃翁顾盼矍铄！”军中颇壮之。行至五通岭，则喘急，气息不相属，坐于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后至，见之乃下岭买棺，而是时沿途居民皆奔窜，遍觅无棺，阅一二曰，乃舁大扉至岭上，会天暑，尸虫盈于路，仅存腐骨而已。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馀姚黄宗羲、桐城钱秉澄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两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观帝言宫媵相从患难者颇多，流离颠沛之余，不能绝衾稠之爱。一则幸旧好之犹存，一则愤伪托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犹流传以为真。余得备著其说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礼，执圭见群臣，进止不失尺寸。既讲学，出居端敬殿，诸臣进讲章，上亲为删正。太子于经籍多宫中所讲习，书法尤工。既长，元旦早朝，未尝不在侧，上有所诛赏引之共视，且曰：“群臣所上书，其意多为人营私解救，而故用浮词尝我，勿为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为怀隐王，次定王，故宫中呼定王为三皇子，永王年与钧，田贵妃出也。当贼之陷京师也，上御便殿坐，命宫人曰：“传主儿来！”主儿谓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犹常服入，上曰：“此何时，可弗改装乎？”亟命持敝衣至，上为之解其衣换之，且手系其带而告曰：“女今曰为太子，明曰为常人。乱离之后，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万一得全，来报父母仇，无忘我今曰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声，班乱。上起入后宫，后已崩。上寻传朱谕至文渊阁，命成国公朱纯臣辅翼东宫。会阁臣皆出，中官置朱谕案上而去，纯臣与太子皆不之知也。
贼入，得朱谕于阁内，即收纯臣杀之。纯臣无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勋班首，故托以太子，而太子为贼所得，羁于贼将刘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窜也，人见太子衣绯乘马，随自成后。
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书与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误以王之明为真太子，尝上疏争之；及得懋第书，自悔，为书与马士英具述懋第语，且言一时有伪皇后、伪东宫二事，深可怪叹！士英因将可法书刊而布之。初贼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脱于贼，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
是时太子姊长公主养于奎家，相见掩面哭，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惧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遍召旧臣识之，或谓为真，或言为伪，谓为真者皆死，太子绞杀于狱中，朝中皆言其谋出大学士谢升。升崇祯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弘光时，加升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而升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围其第宅而詈之，升不安，请告去，寻死，自言见钱凤览为厉而杀之。钱凤览者，亦言太子为真被杀者也。先是弘光元年二月，传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谥太子曰献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终。
谨按崇祯十一年四月己酉夜，荧惑逆行尾八度，为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渐至心。心，太子之象。郄萌曰：“犯太子，太子忧；犯庶子，庶子忧。”
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抚军监国，不离其位，下离者为主器已亡之象。呜呼，明之亡也，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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