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言若迂有益于国 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阔而不可行，及要其终而究其所成，则夫取利多而终以无弊者，无有能过其说。故夫子之于卫，尝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若之于鲁，尝欲以彻，而鲁君非之矣。夫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理；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无饥与乱，则莫若此二者，何也？其取利也远，故取之多而民不知；其致力也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渐。 国家当以匮财为常，勿以乏用为惩；当以养财为急，勿以聚财为意。优游以当之，暇裕以待之，节用以为之先，通济以为之权，崇本以为之政，谨察州县以为之纪纲，赈恤灾害以为之左右。愚非为是长者之言、不急之说，事理之极至盖如此也。 昔刘晏之在唐，号为善理财者，而晏之言曰：“户口滋多，赋税自广。”观晏之言，不啻不知为利，正当倾倒坐困耳。然财非天雨鬼输。不厚其所出，而厚其所取，其末不可继。此理固无难晓者。晏之言若缓而切，若迂而直，若费而优。不能使人不悠悠于此尔。至于钱流地上，报政无留，然后前日之所谓悠悠者，于此始决然矣。 梁惠王以利国问孟子，而孟子对以仁义。曹刿以战问鲁庄公，而庄公对以听狱。夫仁义非所以为利，而听狱亦非所以为战。古之君臣虽若迂阔而不切于事情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彼以利而责望民，则民散而为利之从，而卒不获吾之所求矣。孟子之言，非有见于斯乎！狱，死地也。战，亦死地也。人之在缧绁之中，锱铢之施，视若金石；毛发之惠，视若丘山。使君临一国者，小大之狱，皆必用情，有哀矜之意，而无喜怒之私，则是昔之居死地者，尝受其赐，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赐哉！民既乐为之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庄公之言，非有见于斯乎！班超不扰事。见后（即“法以治民不贵乎扰”条）。 卫之乱而孔子正名，秦楚交兵而孟子言义。盖非正名不能已乱，非言义不能息兵故也。 天下之患，莫大于逆于所不可为而止。以其可为而为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为而止，则天下无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尝有百全之利也。举事而待其百全，则亦无时而可矣。圣人之举事也，利一而害十，有所不忍为；利十而害一，当有所必为；利害之相当，有所不能为———以其害之相当，虽得其利，而其为害亦足以偿矣，不若安于无事之为愈也。 夫去猛虎之为害者，焚山而不顾野人之菽粟；去蛟之为患者，断流而不顾渔人之网罟。天下之事，其所利者大，则其所害者小，固有国者之乐为也。赵欲以长安君质齐，太后不可。大臣强谏，太后益怒。左师触龙以其王赵之福，一说而行之。是王赵之利大，而质齐之辱不足计也。汉高皇捐黄金数万斤与陈平，以间楚。恣其所为，不问出入，而楚之君臣卒以相疑而至于亡。是亡楚之利大，则黄金之费不足爱也。 忍弃其所（不可弃）〔爱〕者，必有其不可弃者也。刃在头目，断指不顾；病在心腹，灼肤不辞。彼岂以为不足爱而弃之哉！是必有其不可弃者而夺其爱也。 三阴去其弊则怨不生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恤也。”吾则非之曰：“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汉人不力农，使之力农，未必乐也。惟晁错以为不若使之入粟者赐爵，则农自劝。楚人不事蚕，使之事蚕，未必乐也。惟高郁以为不若使之输税者以帛而代钱，则蚕自劝。诸侯之强大，削之则必变也。而贾谊以为分王其子弟，则有以悦其心，而其势自弱。荒远之屯，敌至则弃而走。陆贽以为募士使居焉，则人当自为战。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 四工于所察遗于所玩 士大夫之有为于斯世，未尝不为去弊之说，而多至于遗其耳目之所玩。是以弊之在天下，去之虽若甚多，而算计见效，茫然如捕风搏影，卒不能有益于人之国也。 环坐而议政，皆曰官不可不省也，而至于任子之弊、三年之郊动以万计。此最为滥官之大者，则习以为常而不怪。皆曰俗不可不敦也，而至于榷酤之弊，倡优幄耀世而招之。此最为伤风教之甚者，则恬然不以为耻。异端皆言不可长，而度牒之降则未有能为之言者。农桑皆言不可缓，而末作之炽则未有能为之一说。如此等弊，士大夫不惟不能言之，亦且不自知之。耳目习熟，玩以为常。不知其源之浊则其流无自而清、其表之枉则其影无自而正也。 五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田子与隰子登台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于伐宋。齐威公谋于台而口吃，而役人知其意在于伐莒。曹公下“鸡肋”之令，而杨修知其意在于退师。上之人举目摇足，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示人。其意在是，其法不在是，则不令而自行；其法在是，其意不在是，则虽令而不从。 汉文帝诏书数下，岁劝民耕殖，而野不加辟。至于示敦朴以为天下先，而富庶之风自还。意之所重，无待于法也。唐德宗即位，用杨炎议，作两税法。新旧色目，一切罢之。未几，刻剥之令，纷然继出。法虽备具，意常诛求也。人主无不泄之意，而密意常在于所向之（外）〔中〕。天下之人伏其外而窥其中，以其泄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令，以阴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晓也。 子之养亲也，脍炙以为羞，礼也。蛙蛤以为进，非礼也。父告子以所膳，必曰脍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亲，则蛙蛤之为嗜。为子者何惮而不进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脍炙，而子曰蛙蛤。曷为不（以其所命而以其所不命耶）〔以其所不命而易其所命耶〕？盖其所命者饰也，其所不命者真也。 齐威公谋于台而口吃，人知其伐莒；揖朝而逊，人知其释卫。任官之道，示之以法，不若示之以意。其法是也，其意非也，虽重而亦轻；其意是也，其法非也，虽轻而亦重。且学士之任，未为崇贵也，唐太宗一贵尚之，而天下之人歆艳素美，往往指为登瀛洲者，非重其官也，重其意也。师儒之官，学者之指南也。鱼朝恩一升讲座，而缙绅名流耻与之列，往往以横经讲道为鄙。非轻其官，轻其意也。 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亦难乎！” 六法令之行当自近始 苏文忠公厉法禁之说，曰：“圣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发之罪，不终朝而罢随之。是以下之为不善者，知其无有不罚也。”至哉斯言！“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自古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且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亦舜之术也。” 商鞅欲变法，而不赦公孙贾之贵幸。赵武灵王欲行胡服，而不恤公子成之异议。赵奢欲收租税，虽平原君之贵，杀其用事者九人。 方今驭吏之难，莫难于赃吏。盖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尝得所以禁之之方。宽以养其廉，则尝狃上之宽而不知畏。绳之以法，则虑其怨而不服。抑将何以处也？愚以为用宽不如用度，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于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于不平。 《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己不正而正诸人，父不能以行其子，况正天下而不出于正者，谁也？岂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矣。至于举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矣。昔陆宣公之秉政，至于蕃镇之靴鞭亦确不受。虽德宗喻之而不奉诏。以为靴鞭之一弊，必至于金玉。则今之大吏省卒徒自给者，恬不知禁；而箱篚之大于靴鞭者，亦熟视而不问。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 七大体立则不恤小弊 合抱之木，不能无数寸之朽；径寸之珠，不能无微之嫌。良法之在天下，吾固知其不能无小弊也。惟其大体既正，则小弊有所不足虑矣。是故夏（道）〔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礼，而当时不文之弊，三代卒不以是而废其所尊；夏政尚忠，商政尚质，周政尚文，而当时以野以鬼以之弊，三代亦不以是而变其所尚。诚以其大体既正，则微疵小害虽时有之，亦势之所不免也。 汉文帝除肉刑，定笞法，而或者议其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是不知文帝之大体也。宣帝枢机周密，综合名实，而或者议其王成之赏、赵盖杨韩之诛。是不知宣帝之大体也。天之春温而秋凛。春岂无一日之寒，秋岂无一日之热哉！亦不失四进之体击已。传曰：“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管仲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韩子曰：“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左氏之所谓本，管仲之所谓维，韩氏之所谓脉，吾之所谓体也。固其本，张其维，寿其脉，大体立矣。区区之小弊，不足深虑也。 唐世之法，大抵严于治人臣，而简于人主之身；遍于四境，而不及乎其家。州、闾、乡、井断断然施之实政，而宗庙朝廷之上所谓礼乐者，皆虚文也。当是时坊团有伍，而闺门无政。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以相维，而父子夫妇不足保。古人纪纲，宜不如此。 周人之大，不若邾、莒，存于战国相吞噬之间，殆数百年。独立于既弱之后，虽秦、楚、三晋之强，犹有所畏而不敢动。秦之强加于吴、越，不二世而匹夫荷梃夺之，曾不若周人既弱之后。 唐赞曰：“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之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借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 汉承秦后，民始息肩。萧何作画一之法，曹参载清净之说。后之议者，谓参幸当与民更始之际，不能立法度、兴礼乐、为汉建长久之计。不知秦鼎沸乱，息薪为策；秦病烦热，安形为务。 汉治之大体，正在于清净不扰。抚摩其痛痒，劳来其呻吟，与之相生养之具，假其岁月，以极其涵养之功，而返忠厚浑朴之气。如斯而已。必欲从事于区区之弊，如汉儒所谓改正朔、易服色、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书》、建封禅，果足以救当时之疮痍凋瘵、轻浮锲薄之习乎？ 以文帝之圣，岂不足于建立？奏更法令，循于苟且；请兴礼乐，谦逊未遑。方且镇之以渊默，示之以敦朴，守之以木强敦厚之吏。虽稽古礼文之事缺然，亦略不以为意。岂不曰汉家制度？虽云未具，而大体不可乱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