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天下之名生于不足
举国皆儒，则儒者之名不闻。为吏皆循，则循吏之名不闻。士皆纯德，野无遗贤，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为子皆孝，为臣皆忠，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盖尝读浑浑之书，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读灏灏之书，而得伊尹、伊陟、傅说之为人；读噩噩之书，而得周、召、闳夭之徒之为人。彼皆大儒也，当时不称其为懦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当时不目之曰循吏。彼皆为忠为孝也，当时不指之为忠臣孝子。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不闻其有独行；山林草泽之间，不闻其有逸民。


自鲁国之人以儒称，则儒道衰于周矣。自郑子产、楚孙叔敖以循吏闻，则吏治衰于列国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独行著，则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长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则韬光铲彩于渔樵间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称于吴、曾参以孝称于鲁，则忠臣、孝子稀疏寥落，如参、辰相望矣。呜呼！士以一行得名于时，彼亦何等时耶？是故西汉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汉之美事也；东汉之有“独行”，有“逸民”，非东汉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义”，非李唐之美事也。（实）〔德〕泯于有余，名生于不足而已。

王《雅》之诗，其序不言美。极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文虽不同，而意出于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于不足，德泯于有余。方其美恶之相形，善否之相倾，故天下之人得以窥其迹而议其事。大人君子处于纯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动万世。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虽欲指而名之，颂而美之，岂可得哉？《诗》之所述，一介莫不称美；而成王之《雅》序，独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辞，独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备，不可得而形容也。有有则“有”之名不立，无有则“有”之名始著。苏文忠公称庆历之盛，曰：“天人合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烈难名而福禄无穷。”当是时也，尚复有名之可指乎！

二十一爱民当思所以防民
刑所以残民，亦所以厚民；刑所以虐民，亦所以安民。今之天下，惟严于用刑，而后可以言省刑；惟公于明刑，而后可以言恤刑。汉文帝宽仁之君也，而后世之论则曰“以严致平”。汉宣帝持刑之君也，而当时之诏则曰“务行宽大”。故文帝之于黎民醇厚，正自其以严致之；而宣帝之吏称民安，亦自其持刑得之。

吾尝怪夫世之迂儒曲士不明圣人之旨意，姑取无用之空言，以自高大，曰：“圣人无事于刑也。”圣人之果无事于刑也？而天下可以免刑哉？故吾之所谓无刑者，非世之所谓无刑也。必有使之而至于无刑也。恭维主上仁民爱物，与尧舜刑期无刑之意异世同符。迩者曲轸宸虑，哀矜庶戮之不辜，亲屈帝尊，临轩虑囚；而又遣部使者分行诸路，一清囹圄，惠至渥也。尚虑州县之吏不能体悉圣意，必欲如皋陶之不负所委，以推广好生之德。故愚不敢采摭阵腐而苟有赞美。（切）〔窃〕谓今之天下，惟虑夫用刑之不严、明刑之不公。是以为善者良者之不幸，而奸者诈者之幸。用于人情之私，非用于人情之公，是以为天下之病也。

周公之诗曰：“既取我子，毋毁我室。”说者曰：“诗人之仁也。”郑伯之诗曰：“无逾我墙，无折我桑。”说者曰：“诗人之爱也。”是则然矣。知仁民而未知仁之方，知爱物而未知爱之意。与其忧我子之取，孰若常固其室而不可毁。与其忧我桑之折，孰若常高其墙而不可逾。

古之立法，不惟惩天下之已犯，亦所以折天下之未犯。盖已犯之必惩，未犯所以必折也。今夫民之情，固喜温而恶寒，欲凉而恶热。然冬不寒、夏不势则民病而死矣。是故爱极者，恩之所从消；宽甚者，猛之所自起；求用刑之疏者，必至于用刑之数；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故汉高帝如此其宽仁也，入关之初，结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锐也。而其与民约法，亦曰杀人者死。帝不以为疑，民亦不以为请。何则？上下皆便，其当然也。杀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杀，以至于大乱。故虽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杀人之罪，以陷天下之心。虽秦人之苦于苛，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杀为帝之虐。然则古之立法之意可知也已。大抵始于必用，而终于无所用也。今之法则不然。始乎不用，而终于不胜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纵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终于无所用矣。

为矢者有杀人之心，而天下不可废矢也。然人人而知择焉。则矢可无乎？曰：“吾心存焉，虽为矢无害也。”夫子未尝废钓弋也，而所以仁禽兽者，至矣！是故惟君子不以所居迁所存。皋陶之刑皆春风，汤（师）之师皆时雨。遇所居而迁焉，斯下矣。


二十二法不虑其终者必坏
西汉而下，创法垂制，得三代之余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轻重不均，唐则一之以租调；养兵之法，每患其坐食无用，唐则处之以府卫；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实杂揉，唐则纳之以六典。使民不至于困，兵不至于冗，官不至于滥。太宗之法，庶几先王者，非以此欤？

建官之法传之至于景龙，则有墨敕斜封之滥，而古制遂以坏。养兵之法传之至于开元，则有长驱骑之制，而府卫遂以变。取民之法，传之至于建中，则有两税之目，而租调遂以废。夫中、睿之君固不足深责，而张说、杨炎亦非暗于事机者，岂可轻改太宗之法欤？


盖尝考之，丁以百亩为率，租以二石为额，调以布为制，役以二旬为限，此租调之法也。然无以葬者，许鬻永业。自狭乡顿宽乡者，并鬻口分。既许其鬻，则兼并宁不启耶？已鬻者不复授，则课何从均耶？在府则力田，番上则宿卫。无事皆农夫，有事则精卒。此府卫之法也。然河东、河北、关右、陇左府之环京畿者五百余，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府之在诸道者才二十余。虽曰重内轻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轻矣，卒有调发，岂能朝夕至耶？分职率属则曰省、曰台、曰寺、曰监，序劳秩能则有品、有爵、有阶、有勋。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后，官不胜众也，乃骤为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复增制员外。在当时已不能守，何以责后世之变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虑其所终，不稽其所弊，是以虽行之一时，而卒不能以行之久远也。

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斗米十钱余，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之患。仁宗治平中，诏陕西刺民，号义勇。又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然其后不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神宗熙宁中，行青苗之法。虽不许抑配，其间情愿人户，乃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以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于邻保。温公亦谓“民知所偿之利，不知还偿之害”，是也。

二十三人主好要则百事详
古人有言：“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尝探是说，以考古今之治乱，盖无有不原于此者。

三代人主虚心恭己以论相于上。自庶言、庶狱、庶事不敢兼知，以乱其纯一，而汩其聪明。是以届堂之间，必得贤相；而相总领众职，进退百官，亦无有不得其人。某人治某事，某人居某职，予之者不敢轻，而得之者不敢慢。恪守官常，惟职是举，夫然后道德政事并行而不偏废。

自三代以还，道揆不明，（而）法守滋乱，而不可收拾。吾观汉文帝之贤，若足以超三代之治。断狱钱谷之数，问之周勃，又问之陈平。文帝固非好要之主也。武帝之英雄大略，若足以超三代之治。然“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此言之发，何为者耶？武帝抑非发要之主也。夫大体之不知，当务之不急，所谓造原立本，关兴衰治乱之大者，一不暇讲，天下之事，百官有司之守，方丛然萃于吾身，而欲兼之。汉治之不古，无足怪也。

盖尝论之，人主以一心之智虑、两耳目之聪明，如其烦于独断，而役于琐琐之常务，则事理之所在必不能精讲而深究之；不能精讲而深究，则士大夫之受命承孝者必至于依违而苟且。大抵天下之理，造命容有不实，则将命者得以乖违；起事容有不中，则趋事者得以卣莽。好详之弊，其极必至于此也。


方今天下之务，莫重于兵吏，其次莫重于刑狱钱谷，然使庙堂之上操约御详，惟二三大臣。是究是图，是信是使。彼大臣既得其人，则百官有司之间，亦莫不各当其职。夫然后付之以兵吏之事、刑狱之事、钱谷之事。为祝者不使之治庖，为工者不至于易技。至于斯时，谁敢不究心奉职，以济吾所欲为耶？

昔唐宪宗锐意于为治，杜黄裳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贤、操执纲领、务得其大者。至于簿书狱讼，非人主所任。”又谓：“王者任人责成，见功必赏，见罪信罚，孰敢不尽力？”周世宗违众破北汉，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高锡上书，以为：“不若择立心公正者为宰相，爱民听讼者为守令，丰财足用者使掌钱谷，原情立法者使掌狱讼。人主但视其功过而赏罚之。何忧不治？”二说然矣。差之毫厘。异乎吾所闻也。夫人主之任人，将人人而任之耶？抑任一相，而使一相任百官耶？如其人人而任之，百官有司皆出一人之所量授，则与夫好详之弊，亦无以大相过也。

人主以多事自弊，而百官有司皆以虚文为欺。盖本末上下始为之颠倒错乱。

二十四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昔者禹、皋陶皆有绝德也。举天下之任，付诸此身，可以优为而无忌也。然终禹之身以功闻，终皋陶之身以谟闻。禹告皋陶曰：“乃言可绩。盖责皋陶以功。而皋陶乃曰：“予未有知。”皋陶告禹曰：“汝亦昌言。”盖逊禹以谟。而禹则曰：“予何言？”禹终无侵谟之心，皋陶终无攘功之意。夫禹岂拙于发明，而皋陶岂懦于有行者！盖天下之事不可以兼而为，而人之智虑不可以分而用。以不可兼之事，而加之不可分之智虑，必欲尽取而为之，其不废且败者几希。是故必有所不为于彼，而后可以有为于此；必有所不为于小，而后可以有为于大。虽禹、皋陶之绝德，不敢兼也，而况非禹、皋陶之绝德乎！况乎所当为之事，抑又难于禹之功、皋陶之谟乎！

三代以还，士君子之有为于世者，自耻其才之一偏，而愧其力之不能兼举，则皆取天下无穷之事，一切以其身焉而任之。以宰相之职，而乃下为百司庶府之事，弊精耗神，治功益陋。凡所谓造原立本、关兴衰理乱之大、典谟吁俞、以天命相饬诘者，则阙然无闻。是非为彼废此、役小忘大之病乎？汉兴以来，此病尤甚。是以贾谊长叹息于文帝之时曰：“大臣持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流俗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王吉亦言得失于宣帝曰：“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呜呼！风俗之不美，大臣之所当虑也；万世之长策，大臣之所当为也。当虑而不虑，当为而不为，岂汉廷大臣之才识不逮此耶？正以尽力于其小，则其大者固有所不暇为也。役志于其末，则其本者固有所不及究也。夫人之智虑虽不一禀，而其精力要亦有限。尽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仅胜百里之政；而振职内史者，至积旬稽审，而后诏敕不相背戾。彼其役役于簿书、期会之间，安能复有余力而为当务之急耶？

文帝时，陈平为相，不对钱谷之间。宣帝时，丙吉为相，不问横道之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