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屯漕类营田事例怡贤亲王总理水利营田时，与大学士朱文端公轼汇奏营田事例四条：一，自营己田者，照顷亩多寡，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顶带；一，効力者，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录用；一，降革人员効力者，准开复；一，流徒以下人犯効力，准减等。从之。
陕省屯田之利陕西提督王进宝平蜀乱后，驻节固原，大兴屯田之利，身先士卒，力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西边无旷土矣。
伊犂屯田伊犂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户屯，初无旗屯。兵屯者，绿营兵丁之屯，回屯者，回子之屯，皆创自乾隆庚辰。时初设兵驻守，高宗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特命办事大臣阿桂专理屯田，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木苏尔，达巴罕，至伊犂，镇守办事。搜捕玛哈沁，招抚溃散之厄鲁特，即以绿营兵筑城，回子乘时兴屯，开渠灌溉，是为伊犂屯田之始。辛巳至己丑，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种.戊戌，将军伊勒图奏准，改为携眷，定额三千名，以五百名差操，二千五百名屯种，分为二十五屯，仍视仓储之多寡，随时增减屯种.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苏原带回子三百名于伊犂河南海弩克之地分拨垦种.次年，调取伯克，并由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陆续增调回子，至戊子，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户。内除彦齐回子 「 彦齐者，除伯克品级给与服役之回子。」 三百二十三户种地所收之麦为大小伯克及挖铁回子十户养赡口粮外，奏定种地回子六千户，分屯耕作于固勒札建宁远城，设阿奇木伯克管辖。此回屯也。户屯者，商民之屯，创自乾隆癸未，至辛丑，将军明瑞等先后奏明，商民张子仪等三百三十三户，以无碍屯土之隙地，请拨令开垦，按例升科，永为土著。此户屯也。以上兵、回、户屯行之有年，惟旗屯则前此所未有，至嘉庆壬戌而始兴.先是，乾隆甲申、乙巳、庚戌，迭次奉旨，以驻防官兵生齿日繁，谕令种地，用资生计，历任将军皆因灌溉乏水，未及筹办.嘉庆壬戌，将军松筠奉命督饬所属，履勘地势，相度泉源，奏明于惠远城东伊犂河北岸，浚大渠一道，逶迤数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于城西北觅得泉水，设法疏浚，筑堤岸，开支渠，引溉旗屯地亩。又于城东北，就渠畔择可种善地分授惠远城官兵播种，而以前此绿营裁撤之屯授惠远城八旗官兵，均令闲散余丁代耕，并雇人佃种，永为世业，得旨允行。嗣又浚大渠一道，与前所浚之渠通名通惠渠。并于其东阿齐乌苏地方浚大渠，引辟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数万亩。此旗屯所由始也。
哈密屯田哈密所属塔尔纳沁、蔡巴什湖两处设屯田，例额有种地遣犯一百八十名，随兵耕种.乾隆癸巳，陕甘勒制军尔谨以遣犯络续拨充各省，改发新疆人犯，俱拟乌鲁木齐安置，哈密并无续发之犯，因请于发遣伊犂二处人犯经过哈密时，择其年力精壮堪任力作者，截留备补，五年期满，其原拟为奴者，仍发原配为奴，原拟种地当差者，仍发原配种地当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轻之人，重者不准。癸丑，屯田缺额，遂于加重改发新疆为奴人犯内，择其情轻者截留。后以发遣新疆情轻人少，不敷耕作，遂议除洋盗被胁服役发往回疆为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内有年力精壮者，暂准截留补额，俟有情轻者到哈密，再将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拟发落。盖从僧保住之请也。
富俊开垦双城堡嘉庆间，蒙古富俊历官盛京等处将军，居边徼垂四十年，抚养士卒，无异家人父子。建议双城堡开垦地亩，筑立堡舍，岁徙京中闲散旗户以充塞下。
青海垦务长白某镇青海，甫下车，拟大兴屯政，广辟利源，以改设行省。上书当道，微探朝旨，时光绪丁未也。绥远、归化适以边屯启衅，兴大狱，边吏方以覆辙为戒。某乃力排羣说，就商于武进蒋康。蒋熟习边务，精地理学，陇西良吏也，力赞某议.某遂疏陈屯田便利，略谓预备设省，自垦殖入手，畜牧既繁，土质自肥，地利既辟，人种自聚，由屯防而设军卫，由军卫而改郡县，不出十年，遐荒可顿易旧观，期以三十年，或可遍于全境。部议从之。先订开垦简章，兹录其要者如下：一，查地、放地约分四路：近边一带抵于海西岸，周海四面三百里以内之地为一路，由丹噶尔、巴燕峡出口，循湟水而进；柴达木以北极于西北境为一路，由大通之永安、俄博出口，缘海北面而进；柴达木以南巴颜拉哈剌山以北为一路，由丹噶尔正西日月山出口，至下郭密，循黄河北岸而进.此三路皆在黄河以北。黄河南岸，西至巴颜拉哈剌山以南极于西南境为一路，由贵德西三屯出口，至上郭密，循黄河南岸而进.一，蒙、番游牧地，寺院香火地，令其开报四至八到界限，会同查勘明白，由公家按段接收，取具呈请开垦切结，所有蒙古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各率各级章京，番族之千户、百户，各率百长，寺院之呼图克图、僧纲、法台，各率香错，均依次画押钤印。凡游牧、香火之地，除将园寝、寺塔、鄂博、圣泉等仍行划还，及沙漠、硗确、低洼、咸碱等，一律剔除外，余如平原、山坡，再留十之二三，作该地民人畜牧之场。一，近边一带游牧、香火地开已成熟者，类皆错杂不成段落，内有各地主，或招汉.蒙、番民承种，或典与汉民开荒，甚有辗转出典者，如棼丝之不可治，未便澈底澄清，致生垦务阻力。初次开办，所有成熟地亩，一律认各地主，令其报明，随同员役丈量，填给执照，如有出典未赎者，另于照尾注明，以免典主受累，该熟地临时仍不起征，亦照垦荒例三年后升科。一，历次所办蒙荒丈法成案，均以二百八十八弓为一亩，十亩为一埫，四十五埫为一方，每毛荒一埫，作为熟荒七亩，收价升科。此次垦户承领荒地，三年成熟后，但计亩升科，不取地价.征粮数目，复照边地赋额，再行核减，不征草束。粮赋以六成归公，四成给各地主，作为租课.一，青海土壤虽饶，寒瘴颇厉，招徕外省客民，既恐经费不敷，又虞水土不合。惟甘肃人民风土性情，易于习惯，先由本省招民开垦，而后推行于他省。一，青海河道、湖泊及山泉甚多，其大河两岸，及近湖近山之处，水味足以溉田者，可以相择地势，开浚沟渠，以兴水利。倘有淤湮故道未没者，因势开通，更属事半功倍。一，青海地面，除郭密、柴旦略有房屋外，其余尽恃帐幕以蔽风雨，数迁其居，殊非久计，亦不足以坚垦户之心。沿途应择要地，道路四通，水草最富，及垦户最多处所，各建土房数十间，以便屯军。军能久戍，垦户可安居乐业，未来者亦不至视为畏途。宣统己酉春，乃设立青海垦务总处于西宁。
漕弊漕政首禁浮收，其弊实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且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丁。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掯勒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至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盖水手实为旗丁之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既至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盖水手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借口浮收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蠹书差保，朘削无艺，此在民之害也。州县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摊捐亦在此，又奏明弥补津贴各款，漕米一石，协济银三四钱不等，合计已及数万，此在官之累也。在颟顸之州县，未必谅百姓之苦，在颛愚之百姓，亦无由悉州县之难，下怨上尤，互相诟病，而皆不为无因。其病民、蠹官大为漕害者，则相沿之陋规是已。或田无一亩，包漕至数十百石，或米无升合，索费至数十百金，人数多者三四百名，陋规竟至二三万两，沿习已久，殊骇听闻，岂州县虚报为支销地耶。
蔡襄敏除漕弊漕政之坏，在顺治初年吴惟华、沈文奎二督时.至乙未，蔡襄敏公自抚迁漕督，承吴、沈之后，力反弊政，首议恤军，行计田起运之法。漕法，每船十丁，一旗、九甲，郡佐佥点卫军充之，各州县船若干为一帮，运弁领之，事皆主旗甲。明季，屯 政久弛，贫军多以田典质于佥点.时富军营脱，贫军充运行，月粮又不时给，漕胥陋规多，军每称贷以应之。及抵水次，横肆需索，犹不足以偿所贷，侵蚀粮米，甚至有虚舟者，填入土石，盖米其上，过淮时，行贿求免盘验，以致漕欠日积.襄敏下令佥点，运丁必择其有田者，家既饶足，粮可无逋，亦免贫军承运之累，军皆称便。再请行派定水次之法。苏、松、常、镇四郡，粮多船少，例派江宁诸卫三十三帮轮运，岁有更易，而淮、扬诸卫亦效之，舍近就远以济其私。每年八月初，派单赴次，必行贿胥吏，营求善地。是时漕胥豪横，有赵、项、毛、曹四天王之号，而赵华阳者专司派单，尤恣，军患苦之。襄敏上疏派定水次，令各卫所就近运粮，江宁各帮派定四郡水次者，不复更易，永着为令，遂免派单之费，尤称便。而淮、扬间犹有称不便者，安淮大河尤甚，盖二卫率多胥吏之亲故，每避本乡而求善地。至是，襄敏以淮地粮少船多，而山东船少，岁常雇募民舟，乃公拨二卫余船协运山东.又令每岁南北更番，以均劳逸。二卫以不得遂其私，未免怏怏，而淮、扬缙绅亦有阴和之者，乘襄敏归，新督亢得时至，将图变法。会顺治己亥上海之变，亢赴水死，襄敏再起督漕，法乃定。庚子，御史马腾升按部至松，见松民之困于粮役也，建议请行官收官兑之法，会商于襄敏。襄敏询之王胜时，王力言其便，襄敏赞成之。疏上，报可。先是，松江漕法，县令佥典当户为粮长，收之于民，而兑之于军，名曰「收兑」。承斯役者，官吏诛求，运丁勒索，无不破家。民多弃田以避役，地荒赋逋，势将不支。马下采舆议，听民输粮官仓，官兑之于军，使军民不复相见，民乃大悦。运丁以不得行其勒索也，过淮，肤愬于襄敏，斥去之。马旋以他事株连坐法，民皆痛之。
苏漕明初，虐待吴人，民田每亩，于丁粮之外，别征冬米，后谓之漕，官书尚称米，所谓正兑米、改兑米是也。又有白粮，以供皇帝玉食。其始，宫府、亲藩、大官、阉宦皆食白粮，后渐减省，不令厮养同享精凿之奉，乃改若干白粮之额为米。明初征米之重，亩征数斗，由后观之，若可骇诧，其实当时米价，每石值银数钱耳。《上海县志》：法华镇当明季时，以其地产棉不产粮，改征米折，折银每石四钱.其时银价又每两不及千文，俗尚以六百文为两，皆银贱时之所遗传。乾隆时，尚以银、钱并征，银一两与钱一千文等。而雍正《朱批谕旨》，载当时始定功令，专折奏报米价，恒不准米石价逾四钱，则亦四百文购米一石耳。明初征米，每亩三斗，亦不过值钱百文以内，值银一钱左右而已。岂料米价、银价俱涨，如近代厉民之甚哉。
折漕道光末季，户部筹库储，王大臣议遣使厘积欠，开矿税，折南漕，期在必行，有异议者以莠言论。两江总督李文恭公沅力持不可，再上章开陈利害，于折漕尤剀至，宣宗转圜纳之。
汰除苏属漕规苏属漕规，向有官、儒两户，类多诡奇，弊窦丛生。雍正甲辰奉旨，悉数汰之。
杨勤悫理漕杨勤悫公锡绂，江西人，任漕督二十年，以清介称，高宗信任之。时漕运通畅，旗丁富庶，天庾赖之以济。谢芗泉御史巡南巢归，告礼亲王曰：「见公所定条例，每项皆有宽饶余利，使人乐于从事，故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后某议撙节，国课所省无几，而诸事丛脞，至私货满舱，官米遂亏绌迟滞矣。
县官不愿收漕嘉庆间，张南山维屏官黄梅知县，素着循声，值大水，乘小舟勘灾，往来不息。一日，舟被急溜冲去，得树免于溺。调广济，漕务非折色，规费无所出，张曰：「理不直则气不壮，吾宁舍官以伸气。」引疾去。汪文端公廷珍语人曰：「县官不愿收漕，世所罕见也。」
胡文忠怯百年漕弊益阳胡文忠公林翼抚湖北，当漕政刓弊时，爬梳厘剔，岁为人民省一百四十万，为帑项增四十余万，提存三十余万于库。文宗谓其袪百积弊，甚属可嘉。
漕变皖北州县差役，每遇词讼，纳钱请票，而数倍取偿于民，历任官吏皆以为肥，由是差役横行甲于他省。皖人周某官于楚，以楚无是利，谋加漕价，石至十千外。崇阳诸生锺人杰，富而好善，民感戴之，遂奉人杰为首，抗粮不完，聚众至二万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报，罢周某官，解散党羽，调兵纵谍，擒首随机数人。事甫定，而有耒阳之变。耒阳人杨大鹏者，小有才，亦以漕价太重，集众数千人作乱，知府高人鉴乘其部署未定，袭斩数十人，平之。大鹏亦诸生，家小康。同时江、浙均有抗粮案，幸未起事而平。
海运全漕之岁，粮艘渡黄者九十余帮，凡四千五六百船，期以夏初报竣。乾隆间因挽运渐迟，京仓支放渐绌，英相国和乃通筹漕河全局，请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备治河。胡御史长庚请预筹积贮，招商买米，接济通仓.事下督抚会议，大吏以采买多弊，窒碍难行，乃先将苏、松等郡冬漕由海道运送天津。事属创行，剔奸、防弊与夫水师巡哨备御洋盗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浅不畏深，畏礁不畏风，惟元代新道最善，后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县测验大洋，合计四千余里，约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为一段；第二段曰畲山，为东出大洋之标准；第三段北向偏东，至海州鹰游门，是为苏省洋面，中经黑水洋，深碧无底，黄河入海，自成一线，虽风涛冲击，与海水不相杂也；第四、五段，北至庙岛，属山东；六段西北止天津。畲山一名南槎，与文登北槎相对，海行至此，始见岛屿.山东百有五岛，居民稠密，鸡犬相闻，以荣城之石岛为最。生其间者，耕种桑麻，男女婚嫁，与他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谓十洲三岛者，即此类耶。大洋中以针盘定向，以更香计时，而深浅尤恃水托；范铅为锤，系以长绳，横如两臂，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时关仲因参戎奉檄护送，是为试行海运之始。
浙江向例，全省各州县供漕粮七十万石，后皆由州县自派人运至上海，交海运局，由沙船运至天津。又全省供白粮共二十八万石，内有白粳、白糯二种.白粳供二品官以上禄俸，白糯则供朝廷祭祀之用，向皆由各州县自砻.同治改元以后，因自备砻坊，为费不赀，乃统向上海之元益、汇兴二米店购办.然二店即粮道署中人所设，获利极厚，如海斛每石不过元二角，而该店用漕斛反需七元五角。每年并须报効粮道数千金。粮道某某并自有股分在内，如不由二店承办，则收米时必肆行挑剔。然各州县曾奉粮道谕，谓坊中所砻，恐不洁净，必须自砻为便。后经各州县声明，谓由坊砻较便，而每年粮道仍必下文书责令自砻，并谓不得任令奸商市侩把持。又各州县运米至申，向皆用袋，至海运局换袋运津。后各州县改为散装船中，其由申运津之袋，由粮道办，而派各州县每袋银二分。后改用洋线袋，则征银一钱二分。然此费业经粮道报销，故下各州县，不用公事而用公函也。
海运道里海运道里：自淮安府至安东县九十里，安东至马洛关五十里，马洛至芦浦四十里，芦浦至杨寨四十里，杨寨至白沙关二十里，白沙至云梯关二十里，云梯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东洲山百二十里，东洲山至高公岛三十里，高公岛至鹰游山三十里，鹰游山至芦沟所十五里，芦沟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兴庄五十里，兴庄至东流所一百里，东流所至涛洛场三十里，涛洛场至信阳场百二十里，信阳至（缺字若干）
海运视河运为省安化陶文毅公澍抚江苏，适河运大梗，诏江南大吏议海运，北仓、南漕交口挠之。陶毅然不顾，首致六十石，由海达天津，视河运费省一倍。
仓米仓场侍郎署在通州，其管仓之吏谓之「仓耗」。某为仓场侍郎，欲除其弊，尝亲往检视一廒，谓明日放某仓米。既去，仓吏夜雇人将某仓米移入他仓，而易以他仓朽米。次日放米，则皆红朽不可食，仍由仓吏收回，每石仅值银三、五钱，即易取仓中佳米以售之，获利无算。
陕省屯田之利陕西提督王进宝平蜀乱后，驻节固原，大兴屯田之利，身先士卒，力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西边无旷土矣。
伊犂屯田伊犂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户屯，初无旗屯。兵屯者，绿营兵丁之屯，回屯者，回子之屯，皆创自乾隆庚辰。时初设兵驻守，高宗以武定功成，农政宜举，特命办事大臣阿桂专理屯田，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木苏尔，达巴罕，至伊犂，镇守办事。搜捕玛哈沁，招抚溃散之厄鲁特，即以绿营兵筑城，回子乘时兴屯，开渠灌溉，是为伊犂屯田之始。辛巳至己丑，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五百名差操，二千名屯种.戊戌，将军伊勒图奏准，改为携眷，定额三千名，以五百名差操，二千五百名屯种，分为二十五屯，仍视仓储之多寡，随时增减屯种.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苏原带回子三百名于伊犂河南海弩克之地分拨垦种.次年，调取伯克，并由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陆续增调回子，至戊子，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户。内除彦齐回子 「 彦齐者，除伯克品级给与服役之回子。」 三百二十三户种地所收之麦为大小伯克及挖铁回子十户养赡口粮外，奏定种地回子六千户，分屯耕作于固勒札建宁远城，设阿奇木伯克管辖。此回屯也。户屯者，商民之屯，创自乾隆癸未，至辛丑，将军明瑞等先后奏明，商民张子仪等三百三十三户，以无碍屯土之隙地，请拨令开垦，按例升科，永为土著。此户屯也。以上兵、回、户屯行之有年，惟旗屯则前此所未有，至嘉庆壬戌而始兴.先是，乾隆甲申、乙巳、庚戌，迭次奉旨，以驻防官兵生齿日繁，谕令种地，用资生计，历任将军皆因灌溉乏水，未及筹办.嘉庆壬戌，将军松筠奉命督饬所属，履勘地势，相度泉源，奏明于惠远城东伊犂河北岸，浚大渠一道，逶迤数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于城西北觅得泉水，设法疏浚，筑堤岸，开支渠，引溉旗屯地亩。又于城东北，就渠畔择可种善地分授惠远城官兵播种，而以前此绿营裁撤之屯授惠远城八旗官兵，均令闲散余丁代耕，并雇人佃种，永为世业，得旨允行。嗣又浚大渠一道，与前所浚之渠通名通惠渠。并于其东阿齐乌苏地方浚大渠，引辟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数万亩。此旗屯所由始也。
哈密屯田哈密所属塔尔纳沁、蔡巴什湖两处设屯田，例额有种地遣犯一百八十名，随兵耕种.乾隆癸巳，陕甘勒制军尔谨以遣犯络续拨充各省，改发新疆人犯，俱拟乌鲁木齐安置，哈密并无续发之犯，因请于发遣伊犂二处人犯经过哈密时，择其年力精壮堪任力作者，截留备补，五年期满，其原拟为奴者，仍发原配为奴，原拟种地当差者，仍发原配种地当差。得旨，只准截留情罪本轻之人，重者不准。癸丑，屯田缺额，遂于加重改发新疆为奴人犯内，择其情轻者截留。后以发遣新疆情轻人少，不敷耕作，遂议除洋盗被胁服役发往回疆为奴各犯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内有年力精壮者，暂准截留补额，俟有情轻者到哈密，再将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拟发落。盖从僧保住之请也。
富俊开垦双城堡嘉庆间，蒙古富俊历官盛京等处将军，居边徼垂四十年，抚养士卒，无异家人父子。建议双城堡开垦地亩，筑立堡舍，岁徙京中闲散旗户以充塞下。
青海垦务长白某镇青海，甫下车，拟大兴屯政，广辟利源，以改设行省。上书当道，微探朝旨，时光绪丁未也。绥远、归化适以边屯启衅，兴大狱，边吏方以覆辙为戒。某乃力排羣说，就商于武进蒋康。蒋熟习边务，精地理学，陇西良吏也，力赞某议.某遂疏陈屯田便利，略谓预备设省，自垦殖入手，畜牧既繁，土质自肥，地利既辟，人种自聚，由屯防而设军卫，由军卫而改郡县，不出十年，遐荒可顿易旧观，期以三十年，或可遍于全境。部议从之。先订开垦简章，兹录其要者如下：一，查地、放地约分四路：近边一带抵于海西岸，周海四面三百里以内之地为一路，由丹噶尔、巴燕峡出口，循湟水而进；柴达木以北极于西北境为一路，由大通之永安、俄博出口，缘海北面而进；柴达木以南巴颜拉哈剌山以北为一路，由丹噶尔正西日月山出口，至下郭密，循黄河北岸而进.此三路皆在黄河以北。黄河南岸，西至巴颜拉哈剌山以南极于西南境为一路，由贵德西三屯出口，至上郭密，循黄河南岸而进.一，蒙、番游牧地，寺院香火地，令其开报四至八到界限，会同查勘明白，由公家按段接收，取具呈请开垦切结，所有蒙古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各率各级章京，番族之千户、百户，各率百长，寺院之呼图克图、僧纲、法台，各率香错，均依次画押钤印。凡游牧、香火之地，除将园寝、寺塔、鄂博、圣泉等仍行划还，及沙漠、硗确、低洼、咸碱等，一律剔除外，余如平原、山坡，再留十之二三，作该地民人畜牧之场。一，近边一带游牧、香火地开已成熟者，类皆错杂不成段落，内有各地主，或招汉.蒙、番民承种，或典与汉民开荒，甚有辗转出典者，如棼丝之不可治，未便澈底澄清，致生垦务阻力。初次开办，所有成熟地亩，一律认各地主，令其报明，随同员役丈量，填给执照，如有出典未赎者，另于照尾注明，以免典主受累，该熟地临时仍不起征，亦照垦荒例三年后升科。一，历次所办蒙荒丈法成案，均以二百八十八弓为一亩，十亩为一埫，四十五埫为一方，每毛荒一埫，作为熟荒七亩，收价升科。此次垦户承领荒地，三年成熟后，但计亩升科，不取地价.征粮数目，复照边地赋额，再行核减，不征草束。粮赋以六成归公，四成给各地主，作为租课.一，青海土壤虽饶，寒瘴颇厉，招徕外省客民，既恐经费不敷，又虞水土不合。惟甘肃人民风土性情，易于习惯，先由本省招民开垦，而后推行于他省。一，青海河道、湖泊及山泉甚多，其大河两岸，及近湖近山之处，水味足以溉田者，可以相择地势，开浚沟渠，以兴水利。倘有淤湮故道未没者，因势开通，更属事半功倍。一，青海地面，除郭密、柴旦略有房屋外，其余尽恃帐幕以蔽风雨，数迁其居，殊非久计，亦不足以坚垦户之心。沿途应择要地，道路四通，水草最富，及垦户最多处所，各建土房数十间，以便屯军。军能久戍，垦户可安居乐业，未来者亦不至视为畏途。宣统己酉春，乃设立青海垦务总处于西宁。
漕弊漕政首禁浮收，其弊实由于旗丁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且通仓胥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丁。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掯勒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至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盖水手实为旗丁之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褫其章服而扑之。既至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盖水手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借口浮收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蠹书差保，朘削无艺，此在民之害也。州县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摊捐亦在此，又奏明弥补津贴各款，漕米一石，协济银三四钱不等，合计已及数万，此在官之累也。在颟顸之州县，未必谅百姓之苦，在颛愚之百姓，亦无由悉州县之难，下怨上尤，互相诟病，而皆不为无因。其病民、蠹官大为漕害者，则相沿之陋规是已。或田无一亩，包漕至数十百石，或米无升合，索费至数十百金，人数多者三四百名，陋规竟至二三万两，沿习已久，殊骇听闻，岂州县虚报为支销地耶。
蔡襄敏除漕弊漕政之坏，在顺治初年吴惟华、沈文奎二督时.至乙未，蔡襄敏公自抚迁漕督，承吴、沈之后，力反弊政，首议恤军，行计田起运之法。漕法，每船十丁，一旗、九甲，郡佐佥点卫军充之，各州县船若干为一帮，运弁领之，事皆主旗甲。明季，屯 政久弛，贫军多以田典质于佥点.时富军营脱，贫军充运行，月粮又不时给，漕胥陋规多，军每称贷以应之。及抵水次，横肆需索，犹不足以偿所贷，侵蚀粮米，甚至有虚舟者，填入土石，盖米其上，过淮时，行贿求免盘验，以致漕欠日积.襄敏下令佥点，运丁必择其有田者，家既饶足，粮可无逋，亦免贫军承运之累，军皆称便。再请行派定水次之法。苏、松、常、镇四郡，粮多船少，例派江宁诸卫三十三帮轮运，岁有更易，而淮、扬诸卫亦效之，舍近就远以济其私。每年八月初，派单赴次，必行贿胥吏，营求善地。是时漕胥豪横，有赵、项、毛、曹四天王之号，而赵华阳者专司派单，尤恣，军患苦之。襄敏上疏派定水次，令各卫所就近运粮，江宁各帮派定四郡水次者，不复更易，永着为令，遂免派单之费，尤称便。而淮、扬间犹有称不便者，安淮大河尤甚，盖二卫率多胥吏之亲故，每避本乡而求善地。至是，襄敏以淮地粮少船多，而山东船少，岁常雇募民舟，乃公拨二卫余船协运山东.又令每岁南北更番，以均劳逸。二卫以不得遂其私，未免怏怏，而淮、扬缙绅亦有阴和之者，乘襄敏归，新督亢得时至，将图变法。会顺治己亥上海之变，亢赴水死，襄敏再起督漕，法乃定。庚子，御史马腾升按部至松，见松民之困于粮役也，建议请行官收官兑之法，会商于襄敏。襄敏询之王胜时，王力言其便，襄敏赞成之。疏上，报可。先是，松江漕法，县令佥典当户为粮长，收之于民，而兑之于军，名曰「收兑」。承斯役者，官吏诛求，运丁勒索，无不破家。民多弃田以避役，地荒赋逋，势将不支。马下采舆议，听民输粮官仓，官兑之于军，使军民不复相见，民乃大悦。运丁以不得行其勒索也，过淮，肤愬于襄敏，斥去之。马旋以他事株连坐法，民皆痛之。
苏漕明初，虐待吴人，民田每亩，于丁粮之外，别征冬米，后谓之漕，官书尚称米，所谓正兑米、改兑米是也。又有白粮，以供皇帝玉食。其始，宫府、亲藩、大官、阉宦皆食白粮，后渐减省，不令厮养同享精凿之奉，乃改若干白粮之额为米。明初征米之重，亩征数斗，由后观之，若可骇诧，其实当时米价，每石值银数钱耳。《上海县志》：法华镇当明季时，以其地产棉不产粮，改征米折，折银每石四钱.其时银价又每两不及千文，俗尚以六百文为两，皆银贱时之所遗传。乾隆时，尚以银、钱并征，银一两与钱一千文等。而雍正《朱批谕旨》，载当时始定功令，专折奏报米价，恒不准米石价逾四钱，则亦四百文购米一石耳。明初征米，每亩三斗，亦不过值钱百文以内，值银一钱左右而已。岂料米价、银价俱涨，如近代厉民之甚哉。
折漕道光末季，户部筹库储，王大臣议遣使厘积欠，开矿税，折南漕，期在必行，有异议者以莠言论。两江总督李文恭公沅力持不可，再上章开陈利害，于折漕尤剀至，宣宗转圜纳之。
汰除苏属漕规苏属漕规，向有官、儒两户，类多诡奇，弊窦丛生。雍正甲辰奉旨，悉数汰之。
杨勤悫理漕杨勤悫公锡绂，江西人，任漕督二十年，以清介称，高宗信任之。时漕运通畅，旗丁富庶，天庾赖之以济。谢芗泉御史巡南巢归，告礼亲王曰：「见公所定条例，每项皆有宽饶余利，使人乐于从事，故所理井井，久而易行。」后某议撙节，国课所省无几，而诸事丛脞，至私货满舱，官米遂亏绌迟滞矣。
县官不愿收漕嘉庆间，张南山维屏官黄梅知县，素着循声，值大水，乘小舟勘灾，往来不息。一日，舟被急溜冲去，得树免于溺。调广济，漕务非折色，规费无所出，张曰：「理不直则气不壮，吾宁舍官以伸气。」引疾去。汪文端公廷珍语人曰：「县官不愿收漕，世所罕见也。」
胡文忠怯百年漕弊益阳胡文忠公林翼抚湖北，当漕政刓弊时，爬梳厘剔，岁为人民省一百四十万，为帑项增四十余万，提存三十余万于库。文宗谓其袪百积弊，甚属可嘉。
漕变皖北州县差役，每遇词讼，纳钱请票，而数倍取偿于民，历任官吏皆以为肥，由是差役横行甲于他省。皖人周某官于楚，以楚无是利，谋加漕价，石至十千外。崇阳诸生锺人杰，富而好善，民感戴之，遂奉人杰为首，抗粮不完，聚众至二万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报，罢周某官，解散党羽，调兵纵谍，擒首随机数人。事甫定，而有耒阳之变。耒阳人杨大鹏者，小有才，亦以漕价太重，集众数千人作乱，知府高人鉴乘其部署未定，袭斩数十人，平之。大鹏亦诸生，家小康。同时江、浙均有抗粮案，幸未起事而平。
海运全漕之岁，粮艘渡黄者九十余帮，凡四千五六百船，期以夏初报竣。乾隆间因挽运渐迟，京仓支放渐绌，英相国和乃通筹漕河全局，请暂雇海船，以分滞运，酌折漕额，以备治河。胡御史长庚请预筹积贮，招商买米，接济通仓.事下督抚会议，大吏以采买多弊，窒碍难行，乃先将苏、松等郡冬漕由海道运送天津。事属创行，剔奸、防弊与夫水师巡哨备御洋盗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浅不畏深，畏礁不畏风，惟元代新道最善，后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县测验大洋，合计四千余里，约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为一段；第二段曰畲山，为东出大洋之标准；第三段北向偏东，至海州鹰游门，是为苏省洋面，中经黑水洋，深碧无底，黄河入海，自成一线，虽风涛冲击，与海水不相杂也；第四、五段，北至庙岛，属山东；六段西北止天津。畲山一名南槎，与文登北槎相对，海行至此，始见岛屿.山东百有五岛，居民稠密，鸡犬相闻，以荣城之石岛为最。生其间者，耕种桑麻，男女婚嫁，与他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谓十洲三岛者，即此类耶。大洋中以针盘定向，以更香计时，而深浅尤恃水托；范铅为锤，系以长绳，横如两臂，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时关仲因参戎奉檄护送，是为试行海运之始。
浙江向例，全省各州县供漕粮七十万石，后皆由州县自派人运至上海，交海运局，由沙船运至天津。又全省供白粮共二十八万石，内有白粳、白糯二种.白粳供二品官以上禄俸，白糯则供朝廷祭祀之用，向皆由各州县自砻.同治改元以后，因自备砻坊，为费不赀，乃统向上海之元益、汇兴二米店购办.然二店即粮道署中人所设，获利极厚，如海斛每石不过元二角，而该店用漕斛反需七元五角。每年并须报効粮道数千金。粮道某某并自有股分在内，如不由二店承办，则收米时必肆行挑剔。然各州县曾奉粮道谕，谓坊中所砻，恐不洁净，必须自砻为便。后经各州县声明，谓由坊砻较便，而每年粮道仍必下文书责令自砻，并谓不得任令奸商市侩把持。又各州县运米至申，向皆用袋，至海运局换袋运津。后各州县改为散装船中，其由申运津之袋，由粮道办，而派各州县每袋银二分。后改用洋线袋，则征银一钱二分。然此费业经粮道报销，故下各州县，不用公事而用公函也。
海运道里海运道里：自淮安府至安东县九十里，安东至马洛关五十里，马洛至芦浦四十里，芦浦至杨寨四十里，杨寨至白沙关二十里，白沙至云梯关二十里，云梯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东洲山百二十里，东洲山至高公岛三十里，高公岛至鹰游山三十里，鹰游山至芦沟所十五里，芦沟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兴庄五十里，兴庄至东流所一百里，东流所至涛洛场三十里，涛洛场至信阳场百二十里，信阳至（缺字若干）
海运视河运为省安化陶文毅公澍抚江苏，适河运大梗，诏江南大吏议海运，北仓、南漕交口挠之。陶毅然不顾，首致六十石，由海达天津，视河运费省一倍。
仓米仓场侍郎署在通州，其管仓之吏谓之「仓耗」。某为仓场侍郎，欲除其弊，尝亲往检视一廒，谓明日放某仓米。既去，仓吏夜雇人将某仓米移入他仓，而易以他仓朽米。次日放米，则皆红朽不可食，仍由仓吏收回，每石仅值银三、五钱，即易取仓中佳米以售之，获利无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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