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拏,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译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 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
「译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最亲的莫过于父子和兄弟。然而,父子与兄弟有相处不融洽,不和睦的。父与子之间,或者因为父亲对孩子求全责备,要求太过苛刻,兄与弟之间,或者因为相互争夺家产财物。有的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并没有求全责备、争夺财产,却很不和睦,周围的人看见他们不和,有的便从这种不和中分辩是非,最终仍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概人的性情,有的宽容缓和,有的偏颇急躁,有的刚戾粗暴,有的柔弱儒雅,有的严肃庄重,有的轻糜浮薄,有的克制检点,有的放肆纵情,有的喜欢闲雅恬静,有的喜欢纷纷扰扰,有的人识见短浅,有的人识见广博,各自的禀性气质各有不同。父亲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子女合于自己的脾性,而子女的脾性未必是那个样子;兄长如果一定要强迫自己的弟弟合于自己的性格,而弟弟的性格也未必如此。他们的性格不可能做到相合,那么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也不可能相合。这就是父与子,兄与弟不和睦的最根本的原因。况且大凡面临一件事情的时候,一方认为是正确的,一方认为是错误的;一方认为应当先做,一方认为应当后做,一方以为应该急,一方以为应该缓,观点不同竟然是这个样子。如果彼此都想要对方和自己的性格、脾气、观点相同,必然会导致争吵与论辩,争吵、论辩不分胜负,以至于三番五次,更至于十次八次,那么不和自此就会产生,有的竟到了终其一生失去和睦的地步。
如果大家都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做父亲和兄长的对子女与弟弟通情达理,并且不苛责子女与弟弟与自己相同;做子女和弟弟的,恭敬地追随着父兄,却并不期望父兄只听取自己的意见,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定相互和协,没有乖离争论的祸患。孔子说:“对待父母,屡次婉言劝谏,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还必须恭恭敬敬,不违背父母,仍然在做事的时候无怨无悔。”这就是圣人教给人们和家的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评析」性不可以强合,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观点。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他人,即使是父之于子,兄之于弟,也同样不可如此。然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都有严格的界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不可越雷池一步。 如此开明的观点出现在宋代,足见袁采在父子兄弟观念上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时代里曾经有过表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钟毓兄弟俩小时候,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他俩一块儿偷药酒喝。他父亲当时已睡醒了,姑且假装睡着了,来看他们怎么做。钟毓行过礼才喝,钟会只顾喝,不行礼。过了一会儿,他父亲起来问钟毓为什么行礼,钟毓说:“酒是完成礼仪用的,我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喝本来就不合于礼,因此我不行礼。”钟毓、钟会两兄弟从小时候起,便有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行礼与不行礼,本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兄弟二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其父分别询问了各自的理由,足见他也并不是希望二人观点相同,性不可以强合,恐怕钟氏兄弟之父认识已比较清晰了。
然而可悲的是,当历史发展到清代时,《红楼梦》中的贾政依然固守着迂腐的君臣父子观念,充当了一个切切实实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他在儿子贾宝玉身上贯彻了可怕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宝玉本来“顽愚怕读文章”,最讨厌沽名钓誉的国士禄蠹之流。当薛宝钗劝谏他走仕途时,他便道:“林妹妹若是这样,我早和她生分了。”从小喜欢在脂粉堆里混,谈到功名便萎糜不振的贾宝玉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而贾政从他自身出发,怎么也理解不了宝玉为何这般“没有出息”。性不可以强合,可惜的是贾政与贾宝玉都没理解到这一点。父子本是两代人,上一代的固有思想在下一代看来无法理解,下一代的叛逆在上一代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思想冲突的直接后果便是:宝玉越来越对自已的生存环境感到厌倦,贾政越来越对儿子的不求上进求全责备,最终结果是儿子纵然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功名,却并没有“接续香火”,重振家业,而是遁入空门,以求得真性的复苏,灵魂的止泊。人性是复杂的。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即便是同一个人,其身上的几种性格特征也会发生矛盾,而况不同的人,不同年代的父子兄弟之间呢?倘若贾政真能用客观的眼光打量一下宝玉的话,说不定对他心灵深处的纯洁会欣赏不已,倘若宝玉能对父亲的苦心做一番刨根问底儿的话,也不至于对父亲视若仇敌。至少能增添一丝怜悯,唤醒真切的父子亲情,或许结果也不至于太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