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慈父固多败子,子孝而父或不察。盖中人之性,遇强则避,遇弱则肆。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父宽则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优容;子之愿悫,父或责备之无已。惟贤智之人即无此患。至于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不友;夫正而妇或不顺,妇顺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强即彼弱,此弱即彼强,积渐而致之。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爱而子愈孝,子孝而父亦慈,无偏胜之患矣。至如兄弟、夫妇,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则何患不友、恭、正、顺者哉! 「译述」过于慈祥的父亲容易造就败家子,儿子的孝顺有时却并不被父亲所觉察。大概依平常人之性情来说,碰到强大的事物就会回避,遇到软弱的事物就会大肆放纵。父亲严肃,儿子知道自己该畏惧什么,那么就不敢胡作非为;父亲宽缓,儿子对一切事物都持轻视态度,因而放纵自己的行为。对于儿子的不肖,父亲多宽容;对于儿子的谨慎诚实,为父的有时责备不已。只有贤达充满智慧的人才没有此种祸患。至于那些兄长友爱弟弟,弟弟却不敬重兄长的,弟弟尊敬兄长,兄长却并不爱惜弟弟的;丈夫正派,妻子却不和顺,妻子和顺而丈夫不正派的,也是由于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很弱小;一方弱小,另一方就会强大,这是由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做父亲的,如果能将他人的不肖子与自己的儿子作比较;做儿子的,如果能将他人不贤达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相比,那么父亲慈祥和顺,儿子就会愈加孝顺;儿子孝顺父亲就会更加慈爱,这样就避免了偏颇的隐患。至于兄弟、夫妇之间,如果也各各都能以他人的缺点与自己亲人的优点去比较,那么还怕自己的亲人对自己不友爱,不恭敬,不正派,不和顺吗?
「评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恐怕是从孔子时代便开始的关于家庭伦理的最高境界。然而有所谓父慈子不孝,兄友弟不恭,妻顺夫不正,或者相反。在袁采看来,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不平衡现象,实是由于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没有真正理解到彼此的价值与优点所导致的。
如果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言行中发现值得赞许的一面,意识里便有了尊重人性的平等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便也顺理成章了。当然棍棒底下也会出孝子,可在严父的棍棒下,儿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孝子很大程度上是表面上的“孝”,形式上的“孝”,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对父亲的尊敬。贾宝玉在父亲贾政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学习“四书五经”,不得不去应考,内心的反叛很少敢与父亲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但他却根本不是孝子,甚至连父子之间最纯洁的父子亲情在宝玉身上也无明显表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并没有多少威严令司马迁战战兢兢,但父亲没有棍棒并不等于父亲纵容他。早年,父亲支持他学习,支持他漫游,使他变得见多识广。临终之际,父亲留下遗言,一定要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对于父亲的遗愿从不敢懈怠,“李陵之祸”使他遭受了不应有的官刑,这对司马迁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比死还难以忍受。然而,他没有死,他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丹心,他希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活了下来,为了父亲,也为了事业。这种孝是有沉重的历史内容包含在其中的。
「评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恐怕是从孔子时代便开始的关于家庭伦理的最高境界。然而有所谓父慈子不孝,兄友弟不恭,妻顺夫不正,或者相反。在袁采看来,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不平衡现象,实是由于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妻之间没有真正理解到彼此的价值与优点所导致的。
如果双方都能从彼此的言行中发现值得赞许的一面,意识里便有了尊重人性的平等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妻顺便也顺理成章了。当然棍棒底下也会出孝子,可在严父的棍棒下,儿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孝子很大程度上是表面上的“孝”,形式上的“孝”,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对父亲的尊敬。贾宝玉在父亲贾政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学习“四书五经”,不得不去应考,内心的反叛很少敢与父亲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但他却根本不是孝子,甚至连父子之间最纯洁的父子亲情在宝玉身上也无明显表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并没有多少威严令司马迁战战兢兢,但父亲没有棍棒并不等于父亲纵容他。早年,父亲支持他学习,支持他漫游,使他变得见多识广。临终之际,父亲留下遗言,一定要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对于父亲的遗愿从不敢懈怠,“李陵之祸”使他遭受了不应有的官刑,这对司马迁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比死还难以忍受。然而,他没有死,他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丹心,他希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活了下来,为了父亲,也为了事业。这种孝是有沉重的历史内容包含在其中的。